刘　墉

　　读谢家孝先生写的《张大千传》,五百多页看完,到“后记”时,又发现一段重要的文字,大意是说,张大千的后半生,固然有妻子徐雯波在侧,但壮年时代,杨宛君才是陪他同甘共苦,而且相爱相知最深的人。

　　帮助张大千逃出日本人魔掌的是杨宛君,陪他敦煌面壁、饱受风沙之苦的也是杨宛君。只是大千先生在接受谢家孝访谈时,却绝少提到这位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谢家孝先生说:“是不是他顾及随侍在身边的徐雯波,而避免夸赞杨宛君?”“他(张大千)在80岁预留遗嘱中,特别在遗赠部分,写明要给杨宛君,足见在大千先生心中,至终未忘与杨宛君的那段深情岁月。”合上书,我不得不佩服谢家孝先生,作为一个新闻人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张大千传》完成13年、老人仙逝10年之后,终于把他不吐不快的事说出来了。

　　这何尝不是大千先生不吐不快,却埋藏在心底三十多年的事呢?

　　也想起有“民初才女”之称的林徽音,在跟徐志摩轰轰烈烈地恋爱之后,终于受世俗和家庭的压力,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梁思成的才华不在徐志摩之下。他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先驱,直到今天,他40年前的作品,仍被世界建筑界认为是经典之作。

　　走遍中国山川,又曾到西方游学的梁思成,毕竟有不同的心胸。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梁思成特地赶去现场,捡回一块飞机残片,交给自己的妻子。据说林徽音把它挂在卧室墙上,终其一生。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心灵世界,在那心灵的深处,不见得是婚姻的另一半。

　　日本有个新兴行业,为顾客找寻初恋的情人。据说许多恋人,隔了六七十年,见面时相拥而泣,发现对方仍是自己的最爱。

　　有一天,接到一位长辈的电话,声音遥远而微弱,居然是母亲十多年不见的老友。

　　母亲一惊,匆匆忙忙由床上爬起来,竟忘了戴助听器,有一句没一句地咿咿呀呀。我把电话抢过来,说有什么事告诉我,我再转达。电话那头的老人,语气十分平静:“就告诉她,我很想她!”

　　过了些时候,接到南美的来信,老人的孩子说,他母亲放下电话不久,就死了——脑癌!

　　战战兢兢地把消息告诉母亲。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居然没有立刻动容,只叹口气:“多少年才来电话,接到,就知道不妙。她真是老妹妹了,从小在一块,几十年不见,临死还惦着我。只是,老朋友都走了,等我走,又惦着谁呢?”母亲转过身,呜呜地哭了。

　　是不是每个人心灵的深处,都藏着一些人物,伴随着欢欣与凄楚,平时把它锁起来,自己不敢碰,更不愿外人知,直到某些心灵澄澈的日子,或回光返照的时刻。

　　摘自《心灵的鸡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