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笛

　　当我和妻子准备辞掉工作到秘鲁利马去教书时,我们的朋友和同事大多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行为。

　　然而,这些怀疑我们精神出了问题的议论过去之后,我又听到另外一些不同的议论。“几年前我也差点儿到国外去教书的。”“我们曾经差点儿也去了南美。”于是我和妻子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我们花时间研究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其他南美国家的地图,认识这些国家的钱币,了解印加人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的历史名人。

　　我们在利马下了飞机,乘校车去我们即将工作的地方。途中我们经过了一些印第安人的村庄,那些低矮简陋的房子提醒我们等待我们的生活将可能是艰苦的。接下来的一年当中,我们需要自己烧水喝,常常因为不洁的食品吃坏了肚子;我们要学当地的语言,要适应这里的生活——在这个七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有一半人用不上电喝不到自来水;乞丐拽住过我的胳膊;强盗对我实施过抢劫;我们在大街上碰到过老鼠;在面临太平洋的峭壁上与一群野狗对峙过;秘鲁最大的恐怖组织“光辉道路”每个月都会对城市的电力设施进行破坏,这时我会点燃蜡烛给国内的亲朋写信;当地震撼动我们的住所时,我们相拥着躲在门廊里,听到门外一片西班牙语的祈祷声和尖叫声。

　　我们徒步寻觅印加人的足迹时会在古遗址上睡觉过夜;我们艰苦跋涉八天八夜考察了“失落的印加城市”马丘比丘;我们在著名的瓦斯卡拉山上攀登过;我们在印第安人的巴诺斯村庄的温泉里泡过。

　　我们在美洲最古老的斗牛场ACHO广场观看斗牛比赛,为斗牛士们呐喊助威;我们在亚马孙丛林的树藤上荡秋千,在丛林深处我们见到了巨大的蜘蛛和蚂蚁,在亚马孙河的急流上我们勇划独木舟。

　　我们去了南美的其他国家,去了赤道的北面;我们住过一美元一宿的旅馆;我们结识了许多朋友;在横穿世界上最干燥的沙漠的汽车上,我们与一位智利商人交谈了几个小时,我们一会儿讲英语,一会儿讲西班牙语,享受着学用一种新语言交流思想的快乐;在乌拉圭蒙特维多的一个露天咖啡店,一个男孩让我帮助他修改英语作文,我相信第二天他的英语老师会对他的作文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巴西和阿根廷的边境上,我们观看了世界五大瀑布之一伊瓜苏瀑布。

　　后来,我们漂洋过海来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在那里一个和我们一起登过瓦斯卡拉山的德国朋友接待了我们,还帮我们用800美元买了一辆二手的法国标致。我们开着这辆车游遍了欧洲。我们在德国山林区、英国湖泊区、阿尔卑斯山脉宿营过,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柏林、慕尼黑、罗马和威尼斯有我们留下的足迹。

　　十八个月之后,我们回到了家,身无分文,事实上还欠了很多债。但是,我们有一橱子翻烂了的旅游手册、一箱子破损了的地图和两颗装满了回忆的脑袋。更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向人们冒出这样一句话:“我们差点儿就那样做了。”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