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余秋雨近日遭遇网上一篇博文炮轰,博文的作者是曾经与余秋雨打过名誉官司的“老冤家”萧夏林。这篇2009年5月25日发表,名为《余秋雨20万假捐款“真相调查”》的博文被国内多家博客网站和论坛转载,作者认为余秋雨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捐款属“虚构捐款”。
这篇洋洋数万字的博文言辞颇为激烈。萧夏林指出,余秋雨在2008年5月23日自己的博客中贴出的《就汶川赈灾捐款答记者问》一文,其中默认捐款20万元,这个说法不合事实。
萧夏林认为,余秋雨没有捐那么多。他比较了去年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四家媒体关于余秋雨捐款的同源报道后认为,由这四篇报道可以确定,余秋雨及他所担任名誉董事长的九久文化公司当时实际一共只捐款6万元,“所以可以确定地说,余秋雨再怎么捐,也不会超过6万元……”
被质疑的不仅是捐款数,还有余秋雨和九久文化公司去年被不少媒体所报道的建两所希望小学的承诺,萧夏林认为这也属商业炒作,“汶川大地震(至今)一周年了,我们没有看到余秋雨建设‘秋雨九久希望小学、‘99书友希望小学的任何消息……”
对此,余妻马兰女士回应,“信口胡说,过于无聊”。余的助理金克林称萧夏林“精神失常”,表示“余先生不会假捐款这是常识问题,像他这样的人有必要假捐款么?”(《重庆时报》6月5日)?”此后,金克林又对记者作出回应道,“余秋雨的20万捐款是通过九久读书人直接捐的,现在九久的董事长在台湾,等他回来后会和余秋雨一起联合跟媒体交代此事。”(《成都商报》6月5日)。”
据了解,2008年6月12日《新闻午报》刊登的《〈2008分之1〉公益短片启动 余秋雨任撰稿人》一文中确实提到,“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余秋雨第一时间向灾区捐款20万元,成为全国学者、作家中捐款的最高记录。”
“余秋雨捐款门”立即成为各媒体高度关注的热点,随着记者的调查,事件似乎越来越扑朔迷离。
6月8日,记者从上海慈善基金会了解到,去年赈灾期间,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捐款金额为60292.4元,并没有以余秋雨为名义的捐款。6月9日,记者致电四川省红十字会,宣传部刘部长表示,并未查到以余秋雨或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捐的款项,在“匿名”捐款明细中,最高仅为10万元。刘部长表示,如果余秋雨是“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联系”捐款,那么一定是会进入四川省红十字会、民政局、慈善总会的账户上的,但这一定会有捐款凭证的,比如收据、荣誉证书等(《东南快报》6月12日)。
6月11日,金克林在接受新民网采访时表示,“余秋雨的20万元版税是通过九久读书人公司直接捐给了三所学校建图书馆。”当记者追问版税如何捐赠,获得捐赠的是哪三所学校以及捐款是否到位时,金克林则称需要问九久读书人公司,自己并不知情(《南国都市报》6月12日)。
6月14日,九久读书人公司董事长黄育海终于作出回应,“去年5月底,余秋雨去灾区就已经和当地有关部门表示要捐20万修建一所希望小学。地震过后,灾区修建的房子抗震级别要求必须能达到10级,20万修建一所这样的学校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公司就和余秋雨商量,准备将20万在灾区建设三所图书馆,分别建在一所高中、初中、小学。目前,图书馆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今年9月学校开学时正式开放。”
针对网友提出的质疑,黄育海十分愤怒,“捐款方式有多种,一种就是捐献给红十字会,能拿到相关票据,但是红十字会将钱花在什么地方,我们不太清楚。另一种就是捐建具体项目,余秋雨是做实事的人,于是就捐建项目。这种善事能有什么收据?”“不到账,工程怎么启动?钱确实是余秋雨的,至于是不是版税所得,这个我不太清楚。”
对于为什么不能提供所捐建图书馆学校名称,黄育海解释说,“因为目前根本确定不了学校的名称,都江堰是重灾区,学校、居民房都在规划、重建。一些学校可能会合并、另建,以前的名字也会随之变更。学校的名称尚且不确定,所以也无法公布图书馆的名字(《现代快报》6月14日)。”
似乎事情就要水落石出了,可是6月17日,《成都商报》的记者又报道了关于此事件的调查,“记者昨日赴都江堰就此事进行调查,但目前仍未找到余秋雨捐建图书馆的具体学校。四川省红十字会赈济部副部长周百年表示,如果余秋雨的确捐出这笔钱,由于灾后重建的漫长性,到现在还没有建好图书馆,那么捐款仍属进行中,不能称其为‘假捐‘诈捐。”
似乎此事件并没有因黄育海的回应尘埃落定,查看余秋雨以往的博客我们发现,2008年5月15日余秋雨发表的一篇名为《当灾难来临时:我们在一起》的博文中确实提到,“99网上书城在名誉董事长余秋雨先生牵头下,将在灾后重建工作开始后,第一时间与当地政府合作,在本次受灾最严重的汶川地区捐助建立一所‘99秋雨希望小学。”
2008年5月23日,余秋雨发表的名为《就汶川赈灾捐款答记者问》博文,也以记者提问的方式指出自己“给四川捐款一次就高达20万元”。
今年5月,当萧夏林发表博文质疑余秋雨捐款为“假捐”后,6月5日,余秋雨在博客里首次对此事作出回应,“有四个‘咬余专业户从去年地震期间开始对我造谣”,并称“要不要系统地写篇文章揭露一下呢?过去我是否定的,但看他们最近越来越反常的举止,我又可能改变主意”。
当网友指出“余秋雨关于‘谣言的辩驳词很苍白,更加像敷衍”后,6月8日,余秋雨委托其所任职的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在博客上正式发表声明,声明称“公司和上海对口援建的灾区城市都江堰经过多次商讨,决定将余秋雨先生的捐助用于三所新建学校的图书馆。今年5月初,随着都江堰新建学校的即将落成,此项工作已经启动。图书馆将于9月新校舍启用的同时开放”,在声明中还明确提出“针对某些人的诬陷,事实会说明一切”。
6月18日,对于各方面不断的质疑声,余秋雨在博客中再次作出回应 :“查账,若是审计部门来的,当然要热忱接待,但万不可以接受网上查账。因为我们的捐助没有纳入一般捐助渠道,账务缺少保护”,余秋雨还表示“以一个人的力量独资为灾区捐建三所图书馆的事,这一年来花费了我很多精力”。
可是余秋雨的回应再次掀起了狂澜,因为在同一日,都江堰市教育局通过媒体首度回复,“余秋雨捐的是书,不是钱 ;20万元将用来装备三所学校的图书馆,而不是建了三所学校图书馆;捐赠没立合同,仅靠‘口头协议(《新快报》6月19日)。”
《都江堰快报》记者李崎更是在报道中道出惊人内幕:“余秋雨在都江堰即将捐赠的是三所图书馆的配套设备或者图书,绝对不是三所图书馆,因为图书馆的房子,是上海对口援建的。因为校舍尚在修建中,余秋雨援捐的三万册图书将在9月1日开学前运至都江堰,到时,三所学校将举行捐赠仪式。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20万元捐款还是三万册捐书,目前都还是‘空头支票,没有落到灾区,没有成为现实。”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我们在百度搜索输入“余秋雨捐款门”六个字后,便出现了三十九万多篇相关文章,可见,此事件的被关注程度。很多学者、评论家也对此事件,发表了甚至有些尖锐的看法。
作家阎延文在《余秋雨没有道德豁免权》一文中认为,“身为公民,余秋雨捐款与否,是他个人的自由;捐款多少,是否20万,也是他个人的自由。但是,余先生一方面通过报纸、电视台等大众媒体采访和视频,公开表明自己‘一次性捐款20万,另一方面却在公众反复追问下,时至今日仍拿不出证实捐款的有力凭证,这就涉及到文化名人的道德诚信问题了。”“这种大众的道德监督,是和谐社会得以进步的精神力量,并非‘倒余专业户,或‘文人相轻,或‘借名人炒作、以名人‘上位之类苍白无力的理由,可以遮蔽。”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称,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进而认为《文化苦旅》与口红、避孕套一样是日用消费品,余秋雨的作品就是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并且还是规避道德病毒的“文化避孕套”(《成都商报》6月5日)。
《燕赵都市报》在6月15日发表的郭之纯的一篇名为《余秋雨捐款门的审丑疲劳之忧》的评论中指出,“以目前情势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确如余秋雨方面所声明的,早就按时捐了。那么,目前的做法便是欲擒故纵,想充分吊起大家的胃口和情绪,以营造出最大的声势,确保给‘咬余者一次沉重打击;二是其实没捐,被咬到了痛处,慌乱无措又丢不起老脸,那么只好硬挺,挺过几时算几时;三是没捐但正设法补救,正在努力寻找或收买能帮自己澄清的人,于是‘语焉不详成为暂时的唯一选择。无论是哪一种可能,目前这种扯皮‘连续剧的上演都令人审丑疲劳,无法接受。”
《林都快报》首席评论员徐迅雷在6月15日发表的《余秋雨捐款门越掩饰越穿帮》中,针对黄育海对此事作出的回应,提出了质疑:“以上的逻辑过程确实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接下来黄育海对款项的具体到账情况的解释,就穿帮了。黄育海说:‘当然到账了,不到账工程怎么启动?显然,这是想说明捐款到了具体学校的具体工程而且已经派上了用场。黄育海又说:‘因为目前根本确定不了学校的名称,学校名称尚且不确定,所以也无法公布图书馆的名字。——这说明款没有到具体学校的具体工程上。学校的名称不确定,那可以说具体哪个市的高中、哪个县的初中、哪个乡的小学。到账,到什么户头的账,什么时候到的账?‘到账单位总是有名称的,否则人家‘工程怎么启动;既然工程已启动,那么总有一个‘过去时的交款时间吧?给现金有对方的经手人,转账则有会计凭证。”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于6月14日至16日三天连续发博文针对此事发表个人的看法,易中天在博客里列出了自己的四条观点:“首先,余秋雨作为公民可以不捐,捐款是权利但不是义务;其次,余秋雨作为公民不能诈捐,尤其是公众人物,又尤其是号称捐款最多最早者,必须信守诺言,尽快到账 ;再次,公民可以质疑余秋雨,因为公开捐款不是隐私,既然发生在公共空间,赢得了公众的赞美和支持,那就必须在公共空间接受监督和质疑;最后,余秋雨必须回应,应尽快拿出捐款已经到位的确凿证据。”
针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黄育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万善款已经到账,易中天在博客里道:“拜托黄董说得再明白一点:第一,到哪个账了?第二,怎么到的?第三,啥时候到的?”
对于易中天的连续发问,黄育海说,“这次的捐赠项目,是和都江堰教育局谈的,不是简单的一个收款账户。 提法“我没有必要给他(易中天)看什么证据,给他的证据就是欢迎他9月份来‘秋雨图书馆参观、访问、提意见(《新京报》6月17日)。”
6月16日,在黄育海对易中天的质疑作出回应后,易中天在博客中说,“不想再说什么,仅赋打油诗一首 :看得明白就明白, 看不明白不明白, 揣着明白装糊涂, 揣着糊涂装明白。”
三、“余秋雨捐款门”这一公众事件
在这个“借名人上位”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我们不完全排除萧夏林借余秋雨炒作自己的可能性。但是,在萧夏林那洋洋洒洒数万字的博文里,对于余秋雨虚构捐款问题,似乎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如果不是有着对余秋雨先生作为名人、作为文化学者最基本的信任,那博文的判断还真不由得让人不相信。
但是,有着著名文化学者、知名公众人物的底色,是不是就一定能保证在慈善事业上实事求是,这倒也未必。《慈善家》杂志社社长王立伟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中曾经透露了一个令人咋舌的信息:“诺而不捐”是慈善潜规则,平常年份的到账率也就7%左右。如果萧夏林在博客中公布的情况属实,那么余秋雨“虚拟捐款数额”和“诺而不捐”的性质是同样的,这其中免不了让人怀疑余秋雨有借夸大捐款数目和捐建希望小学来赚取眼球、进行商业炒作的嫌疑。
也有人把这个事件看作是“私怨”结成,看作是文坛的一场闹剧。其实我们更应把这个事件看作是一个公共问题,一个公共事件——因为这其中不只存在显性的余秋雨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社会公信,以及他作为一个个体的公民诚信问题,还隐含着中国慈善事业无法绕过的运作劣态问题。
对于公众人物、著名作家,甚至曾被人冠以“大师”头衔的余秋雨,他的社会身份已经注定了他必须承担对应的社会责任,也注定他必须要担负起对应的公信力。
在此事件中,余秋雨自然应该抛弃个人情绪(比如他可能对萧夏林“挑衅”的不屑),站出来用事实回击萧夏林的“挑衅”。公众需要余秋雨“捐款门”的真相,公众更需要一个公众人物能够站出来推倒“诺而不捐”或“诺而少捐”的潜规则,带动更多人为中国慈善事业中的漏洞打上“补丁”。
当然,以余秋雨现今的声望和地位,以及他给公众留下的学者印象,我们都愿意相信他不会如此沽名钓誉,去发布虚假信息。况且,“揭发者”萧夏林是余秋雨的“老冤家”,“动机不纯”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至于事件的真相,也许真的如黄育海所言,等到9月份,一切就会水落石出。也许不用太久,近期就会有结果,也或许,公众要等到9月之后才能明白真相。无论快或者慢,时间终会让真相呈现在公众面前。
但,无论结果是什么,恐怕明星名人们都应该以此为戒,慈善捐款,明星要知道自己捐出的不只是钱,还有你的觉悟,你的善心,你的表率作用。做好事也是得有流程的,我们期待着有力的证据让一切疑点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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