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龙

　　栏目组的编导与一个非洲籍留学生联系，希望制作一档她在中国求学的故事。留学生问：您这次如果采访我，准备付给我多少钱？

　　又一个开口索要“采访费”的！编导接到短信有些愤愤然。过去，一直在新闻部干活，见过政界高官、企业领袖、专家学者，也遇到过平民百姓，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付费采访的要求，倒是不断听说有被采访单位分发“红包”和“信封”。而现在，转岗到节目部，制作谈话节目，邀请的嘉宾都是平民百姓，栏目组管吃、管住、管往返交通，一些嘉宾有时还会曲里拐弯地提出付酬的要求。

　　早些年前，《羊城晚报》记者为了做一个“走访老电影人”的系列专题，他们致电孙道临，进行采访预约。孙道临当时就很直白地表示，自己说的话受知识产权法保护，所以，要采访，请付费。（《解放日报》2005年3月18日）嘉宾索要报酬，其实有许多理由：其一，是你们有求于我，讲述我的故事，我要付出时间精力，甚至付出被人议论的代价，应该得到补偿；其二，我的故事，很吸引人，给你们电视台提高了收视率，你的广告多了，不该有我的一份吗？其三，现在看你们的电视，都是要付费的，包括我看采访我的电视节目也要付费，所以，你们采访我，当然要支付我的费用。

　　付费采访，其实是有法律依据的。《著作权法》明文规定，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发表、署名、修改、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及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而现在，付费采访渐成气候，倒可能不是采访对象法律意识有所增强，而是众多媒体竞争之下的必然产物。某个电视台（或是报纸杂志，或是网站），为了争抢某个独特的新闻资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酬金为诱饵。

　　付费采访，强势媒体首开先例，弱势媒体只有硬着头皮，疲于应对，可以预见，接下来会愈演愈烈。其实，付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人看到付费的商机，会挖空心思杜撰一些情节、细节，迎合记者、编导的意图，联合起来愚弄忠实的受众。更为可怕的是，在收视率（其实就是金钱）的诱惑之下，某些职业素质很差的记者和编导往往会主动授意嘉宾怎么说、怎么做（其实是“怎么演”），他们甚至备好了一问一答的详细台本。真实的事件、纪实的故事，在付费之后，已经变成了一种严肃的扯淡。

　　“有偿新闻”，是采访者或暗或明地向受访者（单位）伸手要钱，一直被视为新闻界的耻辱。而付费采访，则是受访者或暗或明地向采访者（单位）伸手要钱，虽然可能于法有据，但如果缺乏严格的监管，很有可能对新闻伦理带来新的冲击：一是“乱付费采访”，你出2000元，我出5000元，竞相哄抬价码；一是“付费乱采访”，我付费了，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这还是采访，还是谈话吗？全乱了套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