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出生在很远的地方,那地方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与我们失了联系,再加上他那一副很不知人情世故的样子,便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真正是一派天然。再没有比父亲更不会做人的人了,他甚至连一些最常用的寒暄絮语都没有掌握,比如,他与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见面时,那叔叔说“你一点没老。”他则回答道“你的头发怎么都没了?”弄得十分扫兴。见面的套话没有掌握,告别的套话也没有。有他不喜欢的、不识趣的客人来访,他竟会在人刚转身跨出门槛时,就朝人背后扔去一只玻璃杯。他极保护自己个人的生活,他是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毫不顾及别人会说什么。
在我们长大以后,姐姐已开始向往做一个红卫兵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了一个真相,便是父亲曾经是一名右派。当然觉得真是经历了极大的打击,觉得我们真是太倒霉了、太不幸了。而以后我才明白,像他那样的人,做一名右派是太应该不过的事情了。他是一无辩证的思想,他的哲学里,很少有“但是…然而”这样可将语意表达得七回八折的转折用语,他是一根肚肠通到了底,既不给人转弯,也不给自己留下转弯的余地。在一个障碍极多的世界上,他便很难顺利了。幸而他是十分的逍遥,才没有觉着太多的委屈。妈妈曾在一个乡下人那里为他算过命,说他是“自己自在,自己逍遥,否则便要去上吊了。”大家都觉得很准。曾听我家老保姆描绘过她第一次见到爸爸的印象。那时她刚到我们家,有一天,说是晚上先生要回来,忙着换洗床单,铺鸭绒被。然后有人敲门,便去开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胡子拉碴,又黑又瘦、叫花子般的男人,得知他就是“先生”以后,她就开始为那张床担心,这么干净的床怎么能睡这样脏的一个人。根据时间推算,那正是父亲倒霉的一年,而我已记不得那时父亲的模样了。想来是十二分的狼狈。
后来,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又有了联系,姑母与叔叔每年一次地来国内看望我们全家,见面时很激动,分手时,则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父亲和他们在一起总有一种寂寞的感觉,这一种寂寞甚至要胜过那一种委屈。有一次,当他们走之后,他对妈妈说过这样一段话,意思是,在他们面前,他对自己的价值感到怀疑。他这一生,只有两桩事业,一是革命,一是艺术,而在他们笃守的钱的面前,这两桩事业都失了位置,这也是他至今不愿回出生地看看的最大原因。他是宁在此地委屈,也不愿去彼地寂寞的。
要命的是,他所笃守的革命和艺术,却又常常发生冲突。他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徒,以这体系确立了他的导演艺术,以这艺术导了许多戏。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体系便无可避免地遭了袭击。他是又要革命,又要艺术,一方也舍弃不了。而那一个年代,即使像我父亲那样自信的人都要困惑,都要怀疑一切。他面对那样“伟大”的时代,革命的力量“无比强大”,他终于同意批判斯坦尼了。他批判得极认真,他写得很得意。并且在以后的为斯坦尼平反的日子里他还继续得意。可惜我没有读过他的文章,只猜想,他所进行的批判或许是一种真诚的批判,从艺术的科学态度出发的批判。他只可能作这样的批判了。他绝不会违了良心去批判。他自己的良心便是一切行事的坐标了,所以他极少做违心的事。因他极少做违心的事,才可过得自在逍遥,而不至于去上吊了。
而奇怪的是,像他这样不会做人的人,却有着惊人的人缘。1978年那一个上海奇热的暑天,他的胆囊炎大发作,除却手术别无他路。妈妈自己是冠心病高血压,弟弟还小,姐姐在外地,只有我和未婚夫两人可照料病人。于是,人艺的男演员们便自发排了班次,两小时一班地轮流看护,准时准刻,从不曾有过误点的事情。我能看出人们真诚地爱他。因他对人率真,人对他也率真;因他对人不拘格局,人对他则也不拘格局;他活得轻松,人们与他也处得轻松。即便在他不很得意的时候,他的身边也没缺少过朋友。似乎是,正因为他没有努力地去做人,反倒少了虚晃的手势,使他更明白于人,更明白于世。与人与世之问,因少了虚晃手势所筑的障碍,倒反更容易加入与介入。因此,他似是在人外,却颇得人缘似是在世外,则又很积极。只是多了一种超然以应付人事与世事的变故。所以,他倒也活得比谁都自在。
当然,他如此自在地做人,尚需条件。至少,在他朝人身后扔去一只玻璃杯子后,要有人为他打扫现场。他一如不食人间烟火,皆也因为,尚有人为他操心此类俗事,家庭便是他坚强的后盾了。在这一个纷繁的世界里,他的纯净的哲学要建立并实践,必得有人为他开辟一个清静的场所。他在我们这一个家庭的安全的庇护下,可以极尽逍遥自在。因此,父亲又是很幸运的。就在不久之前,他还不懂得如何煮一碗方便面。后来,因保姆回乡,他终于学会了下面,下得既快又好。还学会了洗短裤和袜子,先用强力洗衣粉泡一夜,再用肥皂狠搓,大约搓去半块肥皂,再淘清了晾干,倒确是雪白如漂。他是连一桩人间的游戏都不会,打牌只会打一种。早已失传的“抽乌龟”,不用机智,但凭运气,轮番地抽脾,抽到完就行了的一种。下棋还会下“飞行棋”,也只须掷掷骰子,凭了号码走棋便可。他不会玩一切斗智的游戏,腹中是没有一点点春秋三国,只迷住一本与世无争的书。他最大的娱乐,也是最大的功课,便是读书,中文的,或者外文的,戏剧的,或文学的,个个种种。书也为他开辟了另一个清静的世界,在那里,他最是自由而幸福,他的智慧可运用得点滴不漏。
因了以上的这一切,他在离休以后的日子里,便不像许多老人那样,觉得失了依傍而恍恍然,怅怅然,他依然如故,生活得充实而有兴趣。他走的是一条由出世而入世,由不做人而做人的道路,所以,他总能自在而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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