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华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1997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三十年的年均经济增长9％，到2006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之外。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的不平衡。

　　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回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说想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一架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二十多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我完全同意易卜生的话，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演讲？为什么赵旭东教授邀请我来到这里？现在有答案了，因为我是一个病人。与其说我是来这里演讲，不如说我是来寻求治疗。

　　摘自《深圳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