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孟子是很杰出的一位。他虽然屈于孔子之后,被称为“亚圣”。他的“君为轻,民为贵”就是对孔子思想的最大突破和超越。想一下吧,在两千多年以前,有“君轻民贵”的主张,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超前”!
不过,对此就不去说它。只说笔者在读孟子的“君为轻,民为贵”时,突然“逆向思维”地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孟子当了国君,他还会坚持“君为轻,民为贵”吗?
孟子,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主张,希望能有某个国君识货,使他大展宏图。但人家充其量听他说说而已。这也难怪,哪个国君会接受自己竟然轻于民的主张呢!这也决定了没有哪个国君会赏识他、重用他,所以孟子终其一生,都只能是一介平民。但也正是这个平民身份,使他说出了“君轻民贵”。
不妨假设一下——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如果孟子的推销成功,某个国君重用了他,让他掌管一个方面的民事,他还会坚持“君轻民贵”吗?特别是,如果他自己当了国君,他还会坚持这个理念和主张吗?
从读史得知,那个揭竿而起反抗秦朝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曾与自己的穷弟兄相约“苟富贵,毋相忘”的陈胜,当他起义获得暂时的成功后,一些穷弟兄再去找他,叫着他的小名,他就很不高兴了。不但没有“毋相忘”,还把人家赶了出去。前后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他的地位、身份发生了变化。
这种因其地位和身份发生变化而对原来的主张变卦的现象古今中外都屡见不鲜。民主、自由的此种遭遇就最为典型。在没取得政权时,把民主、自由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以此号召天下。热爱和向往民主、自由的人们纷纷投奔过来,为民主、自由而战。当年蒋介石当校长的黄埔军校的大门上就写有这样的标语:“升官发财请去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但当取得政权后,就如鲁迅所说的“一阔脸就变”,很快便变了卦,不但收起了民主和自由,还把民主和自由打入另册,加上了这样那样反动的标签。谁再要民主和自由,谁就是要反动,当然就是反动分子了。蒋介石就曾以此将包括闻一多在内的许多要民主、要自由的人士杀害。原来他当初的宣言和承诺,不过是一个欺世盗名的谎言!当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后,便将民主和自由踩在脚下了。
以此来看孟子的“君轻民贵”,他若当了国君,还会坚持这个学说吗?也许有可能,但最大的可能恐怕也会将其踩在脚下了。
但是君和民,到底谁轻谁贵,又不在于说,不在于理论,主要在于事实,在于实践。当事实上、实践中,君决定着民的命运的时候,官决定着民的命运的时候,再说君轻、官轻,再说民贵、民重,都如同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而只有事实上、实践中,民能够决定君的命运,民能够决定官的命运的时候,即便不说“君轻民贵”,那民自然也就贵了,重了。
“君轻民贵”两千多年前就被孟子“超前”地说出了,但始终是一个画饼。这是因为主张此说的孟子,他不过是一介平民,他手无寸权,不能改变“君贵民轻”的现实;而手握大权可以改变这个现实的君和官们又不肯改变。
由此似乎可以这样说:理论上提出“君轻民贵”的,当然也很可贵,但最多也只有五分可贵;而惟有在事实上、在实践中也实现“君轻民贵”了,这才十分可贵、万分可贵。
摘自《杂文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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