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敖

　　小孩子看电视，他对形形色色的剧中人弄不太清，因此他采用一种简单的标准——“是好人，还是坏人?”大人只要说“是好人”、“是坏人”，小孩就心满意足了，大人也觉得省事。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有点儿头脑的大人，就知道“好人”、“坏人”可没那么简单。孔夫子把人做了分类：有圣人、有仁人、有中人、有上智、有下愚，等等，但他研究得显然不仔细。

　　班固在“古今人表”前面说：“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班固从这三大类中，“以列九等之序”，分出九类，从善恶问题中，判定好人坏人的程度。形式上固然比“二分法”仔细，但却也是荒谬的。虽然荒谬，但从这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我们仍可过滤出不少“中国式好人”的检定标准。

　　第一，道德标准——道统中的圣人是上上的好人，与圣人冲突的，不被谅解，所以老子、墨子、告子都贬到中上类。“非圣无张”是坏人干的事，一个人只要口口声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打着这种招牌，就被目为好人。第二，愚忠标准——愚忠被目为好人，所以箕子、比干、关龙逄、伯夷、叔齐、屈原、豫让等都晋入前四类。第三，孝子标准——孝子被目为好人，由虞舜以上上圣人领头，延伸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第四，大臣标准——大臣被目为好人，延伸为大官被目为好人。第五，美女标准——跟美女有瓜葛的。不被目为好人。连带美女也一视同仁。

　　“中国式好人”标准，常常出不来好人而出来伪君子，出来坏人和乡愿。因为，真正的好人往往是不合乎道统标准的(像李贽)，不合乎愚忠标准的(像晏子)，不合乎孝子标准的(像匡章)，不合乎大臣标准的(像陶潜)，不合乎美女标准的(像文天祥)。李贽特立独行，七十多岁，在牢里自杀殉道，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晏子不死君难，临大节而不可夺，谁比得了这个“坏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孟子说他是天下大贤，谁比得了这个“坏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看不起做官的，不肯做坏政府下的公务员，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文天祥生活奢侈，又好美女，在生死关头，从容就义，谁比得了这个“坏人”?

　　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平均公民”并不是很够水准的，原因就在好人的标准出了问题。

　　真正的好人，必须是大智大仁大勇的、狂狷的、特立独行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是伪善的、乡愿的、八面玲珑的、整天讨好人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投靠在强梁的一方，真正的好人绝不向社会降格取媚，真正的好人绝不在乎被斗臭斗倒、被下狱、被栽诬。真正的好人是大丈夫。

　　摘自《昨日以前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