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武先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

　　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真英雄，虽万千人吾往矣}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民族气节、英雄气概，乃是辛弃疾一生底色。

　　出生之时，家乡山东已为女真族金国占领，少小常随“身在金营心在宋”的祖父辛赞“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耳濡目染、家风熏陶，并见闻沦陷区民不聊生的惨烈，遂立志驱逐外辱、报国雪恥。十四岁领金国乡举，并未选择出仕，一直暗中蓄力，寻找反抗机会。

　　二十二岁时，金主完颜亮带兵南下攻宋，辛弃疾乃聚众两千余人，揭竿而起，并说服另一支起义军首领义端，共同加入耿京的“忠义军”，开启“金戈铁马”、抗金复国的战斗生涯。“喜谈兵，弃疾间与之游”的义端，见利变节，私窃耿京帅印逃奔金军。时任“忠义军”掌书记的辛弃疾，主动请求捉拿叛将，“疾追获之”，义端百般求饶，依然“斩其首归报”。奉耿京之命南下联系归宋事宜期间，张安国受金国许以“济州知府”诱惑，撺掇邵进等人作乱，杀害耿京而率众降金。辛弃疾不顾众寡悬殊，带领五十名壮士，身先士卒冲入拥有五万兵马的金营，当众绑缚叛徒张安国，星夜疾驰渡江，押解到临安问斩。

　　年方二十三岁，便能置生死于度外，勇闯虎穴，缉拿奸恶，并晓以大义，说服一万余名被裹挟投降的将士重返抗金队伍。与仇雠势不两立、“虽万千人，吾往矣”的男儿血性，令人大为振奋，“壮声英概，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有谋略，缕析敌我短与长}

　　在文恬武嬉、苟且偏安的南宋朝，辛弃疾无疑是卓有胆识的士大夫代表之一。主张“以气为智勇”，因情制宜，不畏侵略者的强悍而矢志重振山河，攸关中原百姓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存亡。

　　其《美芹十论》《九议》，条分战守之策，缕析敌我短长，既指责求和投降派的软弱，又反对急于求成派的草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直书：“始此诏出于绍兴之初，可以无事仇之大耻。始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足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此虏俱存也，悲夫。”切齿高宗时秦桧冤杀岳飞等抗金将领、向金屈膝称臣的耻辱;反思孝宗时因张浚之败便一蹶不振、委屈求和的遗憾，世称灼见。提倡士庶相偕，不论尊卑。在分析绍兴后期北方义军与南宋军队配合作战失败原因时，提出“锄犁之民，寡谋而易聚，惧败而轻敌，使之坚战而持久则败矣”，有缺乏远见和韧劲的局限;士大夫“计深虑远，非见王师则未肯轻发”，有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不足。尤其“未肯俯首听命以为农夫下”，囿于尊卑之别，狭隘迂腐，直接导致士庶离析、功亏一篑。正基于这种见识，当初毅然加入北方义军，甘居农民起义首领耿京麾下，并成功说服“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的耿京归宋，共图恢复大计。

　　嘉泰四年，南宋准备发动“开禧北伐”，辛弃疾请求参与谋划，因当权宰相韩侂胄虚与委蛇而无果。赴任镇江途中，写下后人誉为辛词“压卷之作”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敏锐意识到：大战在即，“一片神鸦社鼓”足以放大准备粗疏的瑕疵;用人失妥或许重蹈“元嘉草草”的覆辙。可惜其洞察之明、忧患之心、警诫之言，淹没于当时急功近利的浪潮之中。次年，轰轰烈烈的“开禧北伐”以溃败收场。

　　{收失地，贯穿人生四十五载}

　　“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归正人”身份，使辛弃疾始终难获重用;妥协派主政，一生多受排挤;不惯“然然可可，万事称好”的时病，往往倍显孤独。

　　二十二岁南归，六十八岁辞世，收复中原失地、挽救民族危亡的努力，贯穿四十五载。前后二十余年放废于林泉，尽管不无“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的愤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落寞，但刻骨未忘“西北有神州”“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时常盼望“西北洗胡沙”“平戎万里”“整顿乾坤”“补天裂”。一旦觅得时机，更殚精竭虑。

　　不乏《美芹十论》《九议》《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请练民兵守淮疏》等克敌之策，常见遣谍至金侦察兵骑数量、屯戍地点、将帅姓名、帑廪位置等备战之举，更有组成“雄霸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的飞虎军等图强之绩。六十四岁之龄，“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欣然上任绍兴府知府和浙东安抚使，全力准备北伐。六十五岁时被宋宁宗召见，壮心未已，“陈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主动请缨担当北伐大任……

　　遗憾的是，空有满腔民族恨、英雄血，最终未获报国用武地。临殁之际，仍大呼：“杀贼！杀贼！”

　　{秉仁义，号稼轩意在重农}

　　满怀怜民爱民之意，多有惠民利民之举，充分体现辛弃疾的真实仁义。女真贵族视占领区汉民如草芥，是辛弃疾举义抗金的关键诱因;拯救北方同胞于水火，乃其恢复中原的主要动机。

　　因此，南归后，无论谏议主张，还是为政实践，一直坚持“可以息民者息之，可以予民者予之”，把爱惜民力赢得民心作为实现北伐金国、统一河山的前提。任江西提点刑狱，奉命平定茶民暴动，受到朝廷奖励，却并不欣喜于马到功成的政绩。而是剖析朝廷为政之失，上疏：“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徒恃其有平盗之兵也。”鲜明指出“贪吏迫使”，百姓走投无路，才是“为盗”原因。六十四岁出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奉旨预为北伐之事，但其到任后立刻奏陈“州县害农之甚者，六事”，首先关注的并非征兵筹饷，而是痛惜民力。

　　上马则杀敌，下马则安民，辛弃疾不仅有破敌于疆场的勇猛，亦不乏劝耕于垄亩的经略。曾言“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其自号稼轩，意在重农。仕宦生涯，皆奖掖农耕，抑制土地兼并，缩小贫富差距;实行宽征薄敛，减轻底层百姓负担。

　　观其出任滁州知府的事迹，可见一斑。滁州地处偏僻、土壤贫瘠，且屡经兵祸灾荒，城郭已荡然为墟，百姓则编茅结苇，寄居于瓦砾之场，田土荒芜，一片萧条。他到任之后，全部豁免民户此前欠缴课税，减轻此后课税定额，放宽征收期限，汇集流散之民，鼓励力田稼穑。同时，兴筑邸店客舍，吸引外地商贾到滁州置业经营。仅过年余，滁州景象大为改观：“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荒陋之气一洗而空。”

　　摘自《华西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