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今年8期《星星诗》栏目中，发表了晓角的诗歌《三天过完十六岁》和诗人竹无心关于这首诗的评论。2020年9月，在晓角17岁生日来临之际，她终于拥有了校园里属于自己的书桌。

　　我今年十七岁，个子很高，脸上青春痘长得厉害，所以我很早就不再照镜子了。现在我住在政府的扶贫砖瓦房里，每天和父母下地干活，也干家务。读书、听歌、养狗，有时发表文章，现在的我平静而充实。

　　按我们这儿的说法论，我今年其实是十八岁。十八岁，人生之节点，十八岁以后，未来的日子会怎么样，我极少去想。而这节点以前的生活，也就是我的童年、过去，却会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电影一样，一帧一帧，活灵活现。

　　我是个边缘人。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九岁，母亲三十六岁。母亲是多年的精神病人，她年轻时因为没考上高中而抑郁，继而精神错乱，然后彻底疯狂，拖累了我外公外婆很多年，而他们也不过是农民。

　　我们家是村里特别穷的几户之一。三间土坯危房，因为母亲很少干家务，家里脏乱得不行，我邋遢得像小猪，睡在炕头的垃圾堆里。当时还健康的外婆农闲时步行十里山路，赶来為我们拆洗被褥衣服，做大扫除。父母常常打架，闹“离婚”，父亲痛恨母亲的懒惰和无理取闹（她常年吃药控制精神）。“这个凑合人家，趁早拆散了吧！”这是我童年听得最多的话，我经常无助、绝望。但幸好我和母亲偶尔会去外婆那儿住几天，那里的生活规律、健康而温暖，是幼小的我的天堂。

　　穷、懒、荒芜催生了戾气，极大的戾气，我整个童年都在和这种戾气搏斗。它大量体现在我父母身上，每天每年，从无休止，让我痛不欲生。然而时间长了我的戾气也开始越来越大，我的家就彻底变成互相伤害的地方，堪称野蛮的地方。我如夹缝中的困兽，想改变这一切却没有任何办法，在一次要求上学失败时我险些自杀。但幸好，这一切之外，我很早就遇到了文学。

　　因为家庭特殊，我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教育，我是在家人（尤其外公、母亲）的帮助下自学识字的。我并不觉得自己生来对文字敏感，但我从小就喜欢“胡思乱想”。八岁时外公送了我一本《唐诗三百首》（后来发现那是本盗版的），他让我每天背一首下来。其中很多句子我印象深刻，比如“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比如“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都直击着我的感情、我的内心。这是我最早接触的文学。

　　随着年龄增长，我对文字的需求越来越大，不论好坏也不知道好坏，找到就看下去。我的大脑无时无刻不幻想着，它像一条河，是文字让想像的水流动，所以我的精神世界很丰富，和现实生活几乎对立。我在现实中遇到了好事或坏事，都会“跑”到脑海中和那里我想象出来的人分享，甚至在脑子里排成一幕戏，妙趣横生，自得其乐。成长、文字，变更着的现实经历，让我脑子里的世界得以更新、发展。

　　后来政府的扶贫政策来了，我们家的生活好了起来，家里有了一部手机。电子书这个神奇的东西让我真正开始了大量阅读，萧红、莫言、余华、王小波、鲁迅、贾平凹，他们是我的星光。沉浸式的阅读让我彻底醒来，我的精神世界总算膨胀到现实中了，我无比想得到一个属于我的“答案”。

　　“我”到底属于哪个群体？正常的孩子？活不下去的边缘人？农民？疯子？都是，又不是，我生来就“不上不下”。我父母属于哪个群体？边缘人，他们当然是边缘人。我又该怎样改变这种氛围？这种找不到自我认同的痛苦相当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我总算会思考未来该怎么办了。不夸张地说，那些时间我是“乍生乍死”的，我总算“醒了”，是文学让我醒了，而醒了后四周空无一人。

　　所以我只能写，这只有我自己知道、感受的特殊人生，不能在时光中生发，最后又被我自己遗忘。我的写作起初是纯发泄式的，每天一篇或者一段，想到什么写什么，像洪水像惨呼，写了我从来不看，也烂到没法看，但日复一日的习惯竟真的对我的精神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十几岁，我的心灵“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提笔乱写，是我唯一可依附的木板。

　　写得久了，我会梦想像鲁迅萧红那样用这些元素来创作，但我不试就知道不可能。其实至今我的写作都没有技巧，全靠灵感，只能靠灵感，也只会靠灵感。灵光一现的灵感。

　　是这些灵感救了我，也是写作和文学救了我，让我得以尽量记录自己已经过去的、只有我知道的这十七年的人生。“我是路上的长生天，一步出生，一步死亡，一步彷徨”，这就是我所书写的一切，是对我自己的救赎。

　　十七岁，我并不觉得未来的自己真的会成为一个诗人，甚至不敢肯定会不会永远写下去，但，我佩服现在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