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小绿车，我真是风光了。那是一种模糊而强烈的自我感觉，没证据，不过每次骑车的时候都觉得自己长高了几厘米，路边花坛里的花都冲着我绽放。
小时候在东北骑了一溜烟儿自行车，我始终没听说过“单车”这个词;我们那时候都叫自行车，现在也还叫自行车。尽管单车比自行车的发音大概能省五分之一秒的时间，也更经得起推敲——明明是靠我的腿蹬的车，你怎么好意思叫自行呢？
在上初中以前，对于任何自行车来说我都只是乘客，从没在车子运转的动力学上出过半点力。每天妈妈或爸爸接送我上下学，我就老老实实斜坐在后座上，看街景的幻灯片向右掠过，要不就是与其他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小孩默默对视，用意念刺探他们晚饭吃什么，作业多不多。偶尔我也换换坐姿，朝反方向跨坐，舒适性不是问题，但盯着后面的骑车人看，我总觉得不好意思。无论清晨或傍晚，那些大人总是眼皮子耷拉着，面颊灰垂，分不出好看赖看不说，我自己心里也觉得，他们虽然不用写作业，但疲惫的样子似乎不是装的。至于那些一边嚼口香糖一边单手扶车把的中学生，我就更不敢看了。我那个年纪的小孩最敬畏的就是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孩，要是被他们给一句“小崽子瞅什么瞅”，那种屈辱可比被老师点名批评要扎得更深。
上初中以后，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深蓝色、26变速的大众名牌，崭新的一手货。车骑着没毛病——结实、抗造，雨雪天赶去学校也嗖嗖地快，摔过几次也没摔瓢;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打眼——成年人才会觉得自行车不打眼是好事，省得挨偷。十几岁的东北小孩，基本的人生抱负是出门就要走面儿，要童叟无欺地闪亮;车子可以不好骑，但不能不好看，至少不能太不好看。至于说一辆招人馋的车子下场如何——我在受到高等教育前多少有点宿命论，觉着人不能总琢磨跟命运对着干。
那时候，学生们对一辆相貌平平的自行车下手的地方共有两处：车把和车轮。用来装饰车把的是包装礼物用的彩色细条缎带，拴成薄厚适中的两束，系在左右车把上，怎么配色都随便，当然越嘚瑟越好，比如荧光绿配水红，反正目的就是让缎带随风飞扬，制造礼宾队开路的迷幻气势;车轮装饰则稍微费力一点——要买专用的彩色塑料球，一袋造价得十块二十块，球上有缝，可以完美地卡在钢轮上。流行的做法是在每根轮条上装三五个，车轮转起来，色彩搅成一片糊，远看是微妙的彩云，停下来看就星星落落，像彩色的鸟屎。当然了，十来块钱的投资，想要太多特效也不现实。
我装扮自行车的那天是个微凉的秋日下午，奶奶主动要求帮我打下手。奶奶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是孩子们觉得有意思的事，她就会悄悄地围观，有需要时更是指哪儿打哪儿。我对于有这么一个志愿者很高兴，在秋风里一边围着自行车转悠，一边指点奶奶递什么颜色的小彩球给我。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瞥见奶奶猫着腰，按我的要求检查车轮上相邻的小球有没有顺色，眼神虔诚，大概她认为这是接近玄妙的体育课作业——我觉得很窘迫。这么费劲又抠手的活儿，目的就是让车子打眼，跟五讲四美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居然要奶奶出苦力，实在是太不正确了。
话是这么说，车子花哨起来之后，我的确很快乐，快乐了有一年左右才厌倦了，因为我发现街面上出现了一体轮组的塑胶轮自行车。有黄白绿三款，整车一色，像是扔进大油漆缸子里泡了三天才捞出来的高饱和度，放到什么场景里都会让人看得一愣一愣的。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塑胶车轮，交错的菱形图案与车身同色，静态看起来就很咋呼，动起来的效果则完全是漫画式的绚烂，扫荡街头一切安安稳稳的色彩秩序，一点儿也不客气。相比之下，普通自行车轮条上卡着的塑料小彩球看起来就简陋得近乎悲伤，让人泄气。那些骑彩色塑轮车的人看起来都比我大一些，有的看起来像非重点高中的校花，有的像社会经验丰富的职高学生，有的像社会经验更加丰富的小痞子——骑那种车的男孩几乎都是小痞子，而且骑的时候都把两腿分得很开，像陆上蛙泳，行驶速度也要慢，并且要叽里拐弯没个正形，絕不能像有急事要赶似的。只有做到那样，他们才能把自己的身份跟普通大众区分开，表现出皇姑区或铁西区扛把子的风采。不管怎么说吧，骑那种彩色自行车的人个保个看起来厉害、神秘、不好惹，要去的地方肯定有意思。
谁不想成为那样？反正我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对他们羡慕得无法自持;尤其对于苹果绿那款，几乎到了一见到就流哈喇子的地步。我从小喜欢绿色，进入青春期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虽然绿色缺乏叛逆的联想，而且我那时候一点儿都不热爱大自然。从迷彩T恤、荧光绿球鞋，到小商品市场里三块钱一瓶的苹果绿指甲油，我的房间和衣橱被绿色占满。指甲油当然是等到放寒暑假才能涂，吃饭时故意玩筷子，就等着家人提问：“你手指头怎么绿了？”我好拿出垮掉的一代的面无表情。看《美少女战士》，我也是最喜欢穿绿色制服的木野真琴，当然也因为她在五个人里个子最高、力气最大、最热心肠，似乎跟我自己有点像——那时候，看《美少女战士》的女生都会在角色里找自己的二次元高替版。因为我太喜欢穿绿了，有男生开始在学校里叫我“蛙姐”。不过这个外号没流行起来，因为我长得并不太像青蛙，叫起来缺乏说服力。
没有等待很久，爸妈就送了我那款苹果绿的塑轮车，而且没和我开展“考第几就给买”的讨价还价。我爸妈是其他孩子眼里“别人家的爸妈”，我在叛逆期也叛逆得张弛有度——没惹过真正意义上的麻烦，也不糟蹋来之不易的好东西——这当然是回过头的总结。当年我觉得自己不羁起来相当有样，我爸妈也没少跟着犯愁。
有了小绿车，我真是风光了。那是一种模糊而强烈的自我感觉，没证据，不过每次骑车的时候都觉得自己长高了几厘米，路边花坛里的花都冲着我绽放。至于路人给我的小绿车打几分，还是琢磨我到底是哪来的冒牌小痞子——骑车时一脸严肃，严守交通信号，腿也不叽里拐弯……就让他们琢磨去吧，我风光我的。每天上学前的起床气，放学后的疲劳感，都因为想到即将和小绿车见面的幸福而抵消了六七分。至于安全性，小绿车的打眼反倒给它上了保险，毕竟要把一辆炸绿炸绿的自行车骑跑而不给任何人留下印象很有难度，车子的价格也就跟普通山地车一样，犯不上非跟它较劲。
又过了一段时间，学校里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高年级一个混社会的小姐姐，让她潜伏在我班里的一个小弟给我传话，说她看我不顺眼。我听到这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心脏因为兴奋而怦怦跳。毕竟我一直幻想当个黑白两道通吃的三好学生，但不敢实践，也没有任何渠道，突然被点了名，自然感觉是件大事。
我追着那男生问，具体为什么看我不顺眼？那男生有点不耐烦，说肯定是我太拽了呗，他姐就是对拽的女生看不顺眼。我便开始思考，自己是怎么个拽法呢？我那时候没染发、不化妆、没有限量版球鞋，就是穿牛仔夹克的时候爱把领子偷偷立起来，兜里揣一个索尼CD随身听，但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格外潇洒。想来想去，我怀疑到了小绿车，我浑身上下也就只有这一财产有可能冒犯到小痞子姐姐。车子虽然不是多昂贵，但它體现的是街头特权阶层的身份，而且风里来雨里去，学校里就那么一两辆，想不让人注意都不行。我一个连耳洞都没有的普通女生，还担任班长和中队委员这样的“体制内职务”，竟然有胆伪装“江湖扛把子”，换位思考的话好像是挺气人。之前还觉得自己的风光没证据，这回可算是风光到位了。
那男生继续说，看我不顺眼是第一步;暗中观察是第二步;要是还不改，第三步就是放学后堵我，面对面警告;第四步就是挨打了。步骤还挺多，我赶紧认真地记下顺序，随后思考对策。让我放弃小绿车是绝对不可能的;让我拜那个比我矮一头的女生当干姐姐，跟在她屁股后面替她瞪人也是不可能的;临时去学跆拳道更是没时间了。想来想去，我只好请班里一个有外校小痞子人脉的男同学帮忙，让他帮我找找人——“找人”这种文化从来不分年龄，找对了就好使，请吃十个串也可以做人情货币。
没过几天，就有人帮我把这事摆平了。原来那个男生找到更高年级的一个男生，是那个小姐姐的干哥哥，一两句话就搞定了。这时候的我倒是更焦虑起来，不知道对方要怎么样的报答。后来一天放学后，我在门口小吃摊上遇上了那位神秘的高年级男生，我鼓起勇气问，我怎么报答你呢？他说，请我喝一瓶冰红茶就行了。我松了一口气，觉得那个人不愧是小痞子姐姐的干哥哥，做事有样儿，还是个好人，长得也挺好看。但我到底不敢再跟他说话，一旦这个小痞子姐姐的干哥哥上面还有个干姐姐，再捎人给我带话，那我岂不是又要完了。
没过两天，小姐姐又捎人带话给我，说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就吱声，潜台词是从此以后她罩着我了。我继续快乐地骑着我的小绿车驰骋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琢磨着有什么潜在的事需要她帮忙，想来想去也没想出来。小姐姐虽然表情凶悍，走路外八字也很带派，但毕竟不是《阿拉丁神灯》里的灯神，我想要和“后街男孩”见面之类的愿望她操作起来肯定有难度。不过，我还是觉得自己在车座上又长高了好几厘米，再高就要碰到电线杆子上了。
摘自《中国校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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