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元

　　当下的读者读文章，常常问：作者是干什么的？于是文后总缀有作者的简介。《唐书》有《艺文志》，算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史，总归简约，只能窥全豹一斑。

　　《宋史》中《艺文志》八卷，从中查一个人仍然很难，比如李煜和柳永。我把这两个人相提并论，是因为他们都是伤怀词的大家，留下的词今天读来仍震撼人心。人生之痛是时代的美学，然而不是所有的痛都具有美学价值，只有那些牵动着时代神经或者直击人们心扉的痛感才能使当事者、旁观者念念不忘。这两位都在词坛演出了各自的悲剧。

　　先说柳永。他的词开创了从“宫词”到现实主义写作的先河，以至于宋人说，凡是有水井人烟的地方，就有人唱柳永的词。柳永和苏轼没法比，苏轼一出山就是堂堂的大学士，他却常问别人：我的词与柳永的词，孰好孰不好？这一比就把柳永抬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那么，柳永的职业是什么？大概柳永自己也羞于启齿。大约在宋真宗天禧元年，他走出福建家乡进京应试，但命运没有眷顾他。他沒当回事，写了一首《如鱼水》，有句“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他寄居京城，一边与歌妓们厮混，一边备考。三年后，他二考又名落孙山。这回他发牢骚了，写了一首《鹤冲天》抗议：“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试卷没达标，这首词却唱红了，汴京的人妇孺皆吟。又挨了三年，柳永三考，天可怜见，这回够格了，试卷送到仁宗皇帝手里。大概这位歌手太红了，连皇帝都知道，就问：这是不是那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人？考官忙答：正是。皇帝朱笔一挥就把他的名字勾了，留下一句话：让他上一边“浅斟低唱”去吧！

　　这个柳永，简直就是一个落榜生。到了五十岁，才好歹考取进士，给了他一个官：余杭令。以后又调泗州判官、太常博士、屯田员外郎，总算是个公务员。大概在他频频落第、屡屡倒霉的时候，离开过京城一次。他最心爱的歌妓小红为他送行，他为小红留下一首《雨霖铃》，这是千古叹息之痛：“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永的痛毕竟是个人之痛，李煜的痛就是家国之痛了。李煜的职业是什么？皇帝。如果递一张名片，他的职务栏应该印上“南唐后主”。陆游《南唐书·后主本纪》里，没有他填得一手好词的记载。查《中国文学史》，他却赫赫有名，领一代词风。中国大约有494位皇帝，在词作上有专业水准的，只有李煜一位。

　　人说，李煜当皇帝很业余，做词人却很专业，他做皇帝实在是选错了职业。我不这么认为。正因为他是一个亡国的皇帝，才写出了那么凄婉悱恻、千古垂泪的词篇，那是他的经历、他的痛。他一点也不掩饰心中的创口，把刻骨铭心的痛和盘托出，我们才读到令人心碎的词篇：“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春水吗？这是亡国的泪水！“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这是在绝望中对昔日希望的憧憬。“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这是对自由与荣华的追悔遗恨。即使他做了俘虏，离开他的宫室，从那首《破阵子》来看，也是体面的。教坊司集合起昔日的歌姬舞姬列队送他出走，那一场离别也比柳永的离别悲壮，“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柳永与小红挥别只是小我的短别，李煜与众宫女的挥别则充满亡国之恨，又无法倾诉。“为赋新词强说愁”，李煜的愁是装不出来的。感谢历史某些进程中的惨烈，感谢李煜的才华在那样一个时刻碰撞出情感的火花，给我们留下无与伦比的千古词作，无法复制。

　　柳永做官无政声可言，落魄着混迹青楼，一不小心成了千古词人。那么多歌妓拥戴着他，唱着他的歌，歌声流行于勾栏瓦市甚至华楼深院。他在穷困潦倒中唱着他的歌，至死身无分文，是歌妓们凑钱安葬了他，且之后每年清明都聚到他的墓前，置酒祭奠。

　　李煜做皇帝做得一塌糊涂，把个南唐小朝廷做成了温柔乡佳丽地，四十年不识干戈，干戈偏偏找到了他。他喜欢教坊司，不喜欢枢密院。历史无情地为我们塑造了一位皇帝词人。

　　摘自《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