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亮程
其实散文不需要讲，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写的第一篇作文《记一件小事》，记叙文，就是散文。从此开始，我们的课本上学的大多是散文，课堂作文作的是散文，一场场的语文考试考的也是散文。
中国语文教育，主要是散文教育，小学、中学、大学语文课本的选文，除了少数的诗、词、赋，其他皆是散体文章——散文。大家在课堂上学的散文知识，做一个散文家都足够了。
散文是我们中国的原创文体，也是人人会写的大众化文体。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诗歌和小说，都发生了变化，诗歌由传承几千年的古体诗，变成受西方诗歌影响的现代诗;小说也由章回小说，变成我们读到的白话小说。唯独散文，没有改变，还是原样的中国散文。
我们中国散文的边界比较宽泛，除诗、词、赋等韵文之外的所有散体文章，皆是散文。按照这个定义，论文、公文、应用文等，都属于散文。
散文伴随我们一生。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仍然离不开散文。写个工作报告、工作总结，连写个请假条，都需要散文功底。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是散文思维。从古到今，我们创造了一种用散文说话的方式，学好散文，等于學会了说话。散文就是中国人的说话、聊天，它早已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的言说方式。
那么，如何写好散文？
我是散文家。我写散文之前，也没听人给我讲过散文如何写，我给大家也不讲如何写散文那些枯燥的东西，我讲日常生活中的说话，跟大家聊天。散文这种文体，因为太本土化，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话语中，其实也蕴含着许多散文写作的方法。
首先，散文是聊天艺术。读好的散文，仿佛在倾听聊天。
何谓聊天？就是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话方式，万事天做主，什么事都先跟天说，人顺便听到。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也是所有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最高表达。从地上开始，朝天上言说，余音让地上的人隐约听见。
文学艺术的初始都是这样。最早的文字是字符，写给天看的。最早的诗歌是巫师的祈祷词，对天说的。说给天听，也说给天地万物听，那声音朝上走，天听过了，落回到人耳朵里。
民间的传统戏台对面都有一座庙，庙里诸神端坐。听戏人坐地上，戏台高过人头，那戏是演给对面庙里的神看，说唱也是给庙里的神听，唱音越过人头顶，直灌进神的耳朵。整个一台戏，是台上演员和庙里的神交流，台下人听见的，只是人神交流的“漏音”。
至少在诗经时代，我们的祖先便创造出了一整套与天地万物交流的完整语言体系，诗经中有数百种动植物，个个有名字，有形态，有声音颜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关关是叫声，雎鸠是名字。一只叫雎鸠的鸟，关关地鸣叫着出现在诗经的首篇。这样一个通过《诗经》 《易经》 《山海经》等上古文学创造的与万物交流的语言体系，后来逐渐失传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科学语言。
对天地说话，与天地精神独往来，这是我们中国散文的一个隐秘传统。
与聊天相近的还有一个词叫喧荒，北方语言。喧是地上的嘈杂之音，荒是荒天野地的荒。想想，这样一场语言的喧哗与寂寥，时刻发生在民间的墙根院落。
喧荒或从一件小事、一个故事发端，无非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是逐渐地，语言开始脱离琐事，像荒草一样野生生地蔓延，那些野生出来的语言，开奇花、结异果，一直说到地老天荒，说到荒诞荒芜。这才叫喧荒，是从地上出发，往虚空走。直喧到荒无一言，荒无一人。这是表达的奇境。
无论是聊天也好，喧荒也好，都是把地上的往天上说。这是一种说话方式，它追求的是意境，也就是把实的往虚里说，或者把无往有说，又把有往无说。
到乡间随便坐到哪一个墙根，跟那些老人说话，听他们聊天，聊的全是散文，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可能聊出小说，也不可能是诗歌。据说在唐代人人出口成诗，但现在，我们只能在民间言语中听到顺口溜之类的东西。
我知道有一些草原诗歌民族，他们日常聊天会有诗歌。
新疆的哈萨克族，客人到主人家毡房，进门后会吟诵赞诗，先从毡房开始赞美，一直到毡房中的铁炉子、炉钩、炉铲子、炉子上烧奶茶的茶壶，然后赞美主人家的牛羊，赞一圈最后赞美到主人，都是现成的诗歌或者现成的模式。有时候是客人即兴发挥，主人听得高兴，家里被赞美的一切也都听得高兴。客人在赞美主人家的毡房时，一定相信毡房会发光。赞美羊时，羊会咩咩回叫。哈萨克是一个诗歌民族，把诗歌日常化，又用诗歌把日常生活仪式化、诗意化。
我们不一样，是一个散文民族，说一个事情的时候总是先入为导地用散文的方式去说，就像聊天，从一件小事开始聊起，拉拉扯扯把整个村庄聊完再回来。
在民间更接近散文创作的是传闲话，闲话就是一种民间散文体，女人最喜欢嗑瓜子倒闲话，先由一件小事开始，看似在讲故事其实完全不是故事，讲的是是非，是道德。
当一件小事经过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时候，就进入了散文的二次创作，传遍整个村庄回来的时，早已不是原初的故事，被中间的传播者添油加醋，发挥自己的想象，发挥自己的是非观点，最后把一个故事传得面目全非。
俗话说，话经三张嘴，长虫也长腿。长虫是蛇，一条蛇经过三个人去传，就变成长腿的动物了。这个让长虫长出腿来的过程，就是文学创作。不可能传到长出翅膀，长出翅膀就是飞龙了。那不叫闲话，是神话了。
散文创作跟传闲话一样，是有边际的。一个现实中的事物经过散文家的自由想象、恣意虚构，但仍然在我们的经验和感知范围之内。人间的故事在人的想象边缘一个合适可信的位置停下来，不会超越感知。
散文是人间的闲话，不是神话。变成神话就没人相信了。
在民间还有一种散文创作方式叫说书。小时候，我的后父是个说书人。我们住的那个偏僻村庄，只有一个破广播，有时响有时不响，收音机也不是每家都有。
我记得一到晚上，村里许多人就聚集到我们家，大人们坐在炕上，炕中间有个小炕桌，炕桌上放着茶碗、烟。我父亲坐在离油灯最近的地方，光只能把他的脸照亮，其他人围着他，我们小孩搬个土块或者小木凳坐在炕下面，听我父亲一个人讲，讲《三国演义》《杨家将》《薛仁贵征西》。
我父亲不怎么识字，他所讲的那些书全是他听别的说书人说过的。在我印象中，我父亲从来没有把《三国演义》或《杨家将》讲完过，他讲不完，他学的就是半个《三国演义》。他经常把三国讲乱，提起三国乱如麻，不如我给你讲杨家。三国讲不清楚就讲杨家将。
中国人的这种说书传统非常有意思，说的是小说，讲出来就变成散文。任何一部中国小说，一经说书人言说就变成了散文。因为说书人要经常把故事打断，停在那儿去倒是非，做道德判断。
乡间的说书人没有几个是看过原著的，多半是从上代说书人那里听来，听的就是一个二手书。然后，说的过程中，今天忘一段，明天想起一段来，忘掉的部分就是留给自己创作的。每个说书人都不会老老实实去说一本书，总是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加入自己的创作，加入自己的想象，加入自己的道德判断。这是说书人的习惯，故事对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讲到恰到好处时，停下来去讲是非。
西方小说是让故事从头到尾贯通下去，我们说书人最大的能力是把故事停下来，停下来以后经过说书人的发挥，故事还能再往前走。“且听下回分解”，故事又往前走了，这是中国小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中国人也习惯了这样听故事，因为他们知道听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后面的意思和意义，当他们开始欣赏故事后面的意思和意义时，其实已经进入散文了。
我们的四大名著，那些演义，那些被我们称之为长篇小说的鸿篇巨作，一部一部地被这些民间说书人说成散文。我们在听书中，也学会了一种言说和叙述的方式，就是散文方式，所有的古典小说也被我们听成了散文。
小说让故事流动，散文让故事停住。
摘自《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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