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静如

　　

　　在喀什，我看了两场走钢丝表演。这两场表演都是在我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刻出现的，一次在夜市中，一次在剧场里。

　　我所见的第一场走钢丝表演，是在音乐声骤然停止的那一刻突然开始了。表演者是个女孩，她大约二十岁，眉眼深邃，是漂亮的维吾尔族人。她扎着双马尾辫，头发染成黄色，身穿白色表演服。她的助手也是一个维吾尔族女人，穿着酒红色的职业装、高跟鞋，端正地站在钢丝绳的下面，认真地盯着钢丝绳上的女孩，似乎在担心着她伙伴的安全。其实钢丝架子很矮，不超过三米，而女孩所走的那道钢丝，大约架在两米五的高度。中学时候，学校里稍顽皮些的孩子，谁不敢跳两米五的矮墙？我这样想着，丝毫没有担心。女孩手上持一根比钢丝架还要长的杆子，用于保持平衡。她目视前方，缓缓走上钢丝，从容地做了许多动作：跟着音乐走出简单的舞步，转呼啦圈、劈叉，如履平地。观众们十分捧场，一次又一次叫好。最后一次，她蒙住了自己的眼睛。在我看来，她接下来的表演并没有什么悬念，她一定可以完成。可是她脸上的表情却开始紧张起来，我看见她深吸一口气，手中不断调整平衡杆的位置。鼓声持续很久，她不时伸出脚试探，却始终没有踏出一步。她的紧张让我瞬间也紧张起来，我突然感到不忍，害怕自己的注视加剧她的不安，虽然我知道，她什么也看不见。

　　第二次看见走钢丝的表演是三天以后，我们一行人在一个专业剧场里坐着，眼前依然是一支又一支的新疆歌舞，我几乎已经陷入鼓掌与微笑的程式之中。在一阵激动人心的音乐响起很久之后，我才发现舞台上并没有人。周围突然有人发出一阵惊呼，我猛然抬起头，发现十几米的上空，有一个体形纤瘦、肤色黝黑的男孩，手持平衡杆，已经沿着细细的钢丝缓步走到了剧场上空的中心。

　　那画面让我十分震撼，大脑中出现了短暂的空白。假设前次观看女孩走钢丝时，观众都明白她掉下来至多受一点伤，因此能够心情放松大声叫好;那么这一次，所有观众都明白，他出差错会意味着什么。没有人叫好，没有人鼓掌，我甚至没有听见音乐声，不知道是音乐停止了，还是我当时什么都听不见。我仰着头，眼睛无法离开那个男孩，我看见他一步一步朝前走，踩出简单的舞步，倒着走，向后躺倒在钢丝上……我想象了他掉下来的情形。会怎样呢？他会和他长长的平衡杆一起砸向我——这个剧场地面的中心。恐惧和逃离的念头一并诞生，而我只是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看着他做出令人惊讶的动作：将平衡杆移向肩部，朝前俯下身子，看向地面。那一刻，我清晰地看见了他的眼睛，他所有的表情。他皱着眉毛，鼓着腮帮子，紧抿嘴唇，瞪大眼睛。我庆幸自己没有离开，因为他看见我的眼睛，而我仿佛也借了他的眼睛，从高空俯瞰了自己。

　　表演结束的时候，我周围的座位空无一人，我为自己感到高兴，我以为我做到了一个合格的观众：没有让表演者在最危险的时候感到孤单，我和他承担了同样的风险。我揉揉自己因为长久仰着而酸痛的脖子，又抬頭看了一眼，发现那个男孩正在钢丝绳一端的窗台上躬身坐着，垂着头，大口喘气。窗外的阳光照出他小小的起伏的身影，我举起相机想要给他拍张照，但他一晃就不见了。

　　我愉快的心情随着他的身影消失，我突然明白我并没有为他承担什么，我的观看已经结束，而他的表演还将在漫长的时间里继续。

　　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