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

　　一個人活着的最完美姿态

　　母亲的癌症像山洪一样把她卷走了。隔了不到一年，沿着一条尼龙绳，父亲逃到了母亲那边。12岁的阿芝成了一家之长，刚过10岁的妹妹望着她哇哇直哭。两个弟弟更可怜，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人生的至暗时刻。

　　8年光阴过得不快不慢。2017年高考发榜，一个冷门引爆全县——文科状元居然是阿芝。

　　初夏的四川农业大学，梧桐大道浓荫匝地。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间探出头来，落在阿芝眉心、鼻梁和闪着红光的脸盘上。阿芝声音澄净明亮，像太阳雨：我是一个假的“状元”，要说分数，他的那才叫高。

　　父亲走后，政府把彝家四姐弟送进福利院。他就是那个时候出现在他们世界里的。准确说，他之前就是福利院的常客，是他们像一群受惊的山羊闯进了他的视线。

　　年来没来，节到没到，差不多以他出没出现为标志。福利院的孃孃伯伯们也劝过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今的“五保户”日子滋润着呢，犯不着他再费心费肝。他的理和嗓门一样大：这些人要么没儿没女，要么没爹没妈，外边有人来看一眼，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他不光给阿芝零花钱，给弟弟妹妹买衣服，还会问她成绩。甚至她咧嘴一笑他也会皱眉头——你是龅牙？妹妹幸灾乐祸地笑，他眉头的海拔更高了：你也是龅牙！

　　阿芝被拔掉四颗牙。打这时起，每月都要来他的牙科报到。

　　他从老家盐亭单枪匹马来石棉县是1986年。悬在街面上的店招并不醒目，挂在患者嘴边的“新兴牙科”却如同镶了一道金边。“医生有水平。”有个患者这么说，然后又有个患者这么说，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患者这么说。

　　一天来了个看牙的大妈，背篼还没落地，先有一口气叹了出来：“王家那个女子，死得也太惨了。”问起缘由，女人说：“不是要开学了吗，爹妈说女娃娃嘛，书有啥子读头。女子晓得爹妈疼钱，一狠心，把齐腰长发绞下卖了。当妈的这样的话也骂得出来：你现在卖头发，二天（以后）不是要卖身子？她妈出完气下地去了，等回来时，女子手上一瓶敌敌畏差不多已见了底……”

　　就是那天，他对在场的人说，“二天遇到读不起书的娃娃，你们带过来找我”。

　　他的名字从此长出了翅膀，但这只是一只。另一只是他说的另一句话：残疾人在我这儿镶牙、拔牙一律半价，丧失劳动能力的全免。

　　阿芝没少遇见找他“化缘”的家长，以及半分钱不出就把坏牙拔掉的人。这当中，有个带儿子看牙的男人，眼泪汪汪，捶胸顿足：“早晓得要200多，八抬大轿也把我请不过来！”

　　他再明白不过了，男人的每一滴眼泪，都是一片生活的苦海。于是展颜问道：“别着急，是不是钱没带够？”

　　“我只有30多元，还是从垃圾堆里扒出来的。”孩子爹边说边从裤包里小心翼翼掏出个脏兮兮的塑料袋。一层层展开，是个起了毛边的信封。信封里包着一沓钱，除了块票就是角票。

　　他把手放在治牙的孩子头上问：“二年级了吧？”

　　“读啥子书哟，我得了脂肪瘤还没钱医。他妈跟人跑了，我还有个拖斗——一个瞎子哥哥……”

　　他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放到孩子手上。父子俩还没回过神来，又听他说道：“无论如何，不能让娃娃成了睁眼瞎。以后，他的学杂费，包在我身上。”

　　父子俩走后，阿芝禁不住问他，为什么要对这些人这么好？他说，因为他也是过过苦日子的人。

　　别说那个时候的阿芝理解不了一个人的过往跟别人的当下有什么撇不开的关系，就是今天，她仍然感到自己的认知远远够不着他的内心。不过她相信，“他是一个人活着的最完美姿态”。

　　他叫杨仕成，在阿芝的老家四川省石棉县，要论“身价”，修路的、造楼的、开矿的，随便一个老板站出来都要高他一头;但要说到口碑，无论如何低调，他总占着上风。

　　阿芝用眼睛告诉我，她的述说是露胆披肝的。我的祝福因此交疏吐诚：“你这个学霸，一定会青出于蓝胜于蓝。”

　　阿芝赧然一笑：“建华哥哥那样的才算学霸。”

　　28年，种下三四百个希望

　　25年前的那个夏季，开学那天，石棉县民族中学校门外，罗建华和母亲的拉拉扯扯引起了黄春兰老师的注意。一问才知道，母亲说读书也不能当饭吃，生拉活扯要他回去。老师语重心长：“不读书，以后只能挑大粪。”

　　知道这一去意味着什么，罗建华嘶哑着嗓子哭喊：“这次统考，我是全县第三！”

　　当妈的也顾不得面子掉到地上：“报名费要一百多，我搜干打尽也只有十块钱。你要他读书，你管他吗？”

　　管就管！黄春兰真找拢来几个老师，你三十我五十，除了学杂费，还凑出来一个月生活费。没想到孩子靠这钱撑了三个多月。那可是馒头、咸菜、白米饭外加大师傅不要钱的一勺汤汁拉扯出来的长度哪，黄春兰心疼得睡不好觉。找个周末，她“押”着罗建华回了趟家。黄老师要好好给家长上一课。

　　离罗建华家一箭之遥，黄春兰感到有一粒子弹击中了自己。家徒四壁是她词库中形容贫困的最深维度，可眼前一幕，映照出词库的空虚——箭竹连成的四壁以75度角向西倾斜。

　　被生活震出的破绽不是强作欢颜所能遮挡的，纸糊的热情也就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孩子妈站在条石凿成的鸡槽前，头也不抬：“老汉几年前害病走了，只给我留下4个娃，老大还是残疾。他是读书的料，但没得读书的命。”

　　但黄春兰还是有话要说：“要是娃娃肯读书，考上大学，这个家也就有了顶梁柱。”

　　“道理我也晓得，但是钱呢？除了几个娃娃，我家就剩几只鸡了。鸡屁股再用劲，也孵不出一个大学生来呀。”

　　“校长说了，建华的学杂费以后都不再收。”

　　“生活费呢？总不能胀死眼睛，饿死肚子！”

　　“我——找人给他出！”

　　家访归来，黄春兰径直去了新兴牙科。她单刀直入：“杨医生，以前说过的话，还作不作数？”

　　杨仕成随黄春兰找上门去，罗建华却不干了！好说歹说，这个书，娃都铁了心不想再读。

　　不光黃春兰尴尬，就连孩子妈也上了火。但罗建华闷声靠近屋后柴垛，一屁股坐到地上，把头深深埋到胸前。一只老鸹从头顶飞过，气流打在颈上，湿漉漉的，不知是不是老鸹在哭。

　　也不知道当时的陌生人、后来的杨叔叔是啥时候挨着自己坐下来的。在一只手搭上肩膀的同时，杨仕成问：“咋想的？跟我说实话。”

　　回答杨仕成的是长时间的抽泣。稚嫩的肩膀在沉默的手掌下山一样起伏，就像一个少年，和另一个曾经的少年，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抗中剧烈晃动的心事。

　　小时候，杨仕成经常被母亲赶出门去——苦涩的生活，需要靠野生半夏、柴胡、桑葚一类润滑。父亲呢？父亲一年有十个月被胃病摁在床上，成了一尊泥菩萨。关于那时冬天的全部记忆，是一家人围坐在堂屋里剥棉花——熬不完的夜，剥不完的棉花。他高考时差了一分，复读一年，考试时一紧张，又差一分。拿到成绩，他想回去对母亲说，明年我一定不紧张了，那一分也就无处可逃了。可晚上那一顿饭吃下去，他的话再也没说出来。厚皮菜煮老玉米，一粒玉米卡在喉咙，眼泪都咳了出来。他决定不再读书，他不能容忍自己容忍母亲一个人吃下全部的苦。

　　故事讲到这里，杨仕成用比罗建华埋到胸前的头更低的声音说：“我晓得你咋个想的。不过不读书，早晚你会后悔。”

　　“你，难道也后悔了？”罗建华肩头不再耸动。

　　“我那时是没有办法。你不一样。”

　　“你没读大学，不是也有今天？”

　　“一个方程往往有几种解法，最管用的通常却只有一种。”

　　13年后，罗建华把硕士学位延揽怀中，又经过几年奋斗，成长为一家市级单位的中层骨干。罗建华感念自己的执着，更感动于杨仕成的支持。他无偿提供的6万余元（这个数字是我从杨仕成口中撬出来的，而罗建华认为13年间他的资助累计应该不下10万元）是攻城略地的弹药，而让自己瞄准靶心的，则是同他的一次次促膝长谈，或者鱼传尺素。

　　罗建华这辈子都忘不了1993年夏天，那是命运的转折处，梦想复活的地方。我惊讶于一条射线的原点竟然如此遥远，罗建华却说：“在此之前的两年，或者更早，杨叔叔的手就已经很‘散了。”

　　时针拨到罗建华所说的两年前，阿红坐在自家门前石包上默默垂泪。中考失利，父亲想让她复读，母亲却说迟早都要嫁人，何必花这冤枉钱。在这个节骨眼上，杨仕成本能般挺身而出。第二年，阿红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被师范学校录取。如今的她已经成长为一名教育系统干部，比当年心中的远方，还要远出来一个身位。

　　得“地利”之便，阿红在心底建了一本台账。从1989年夏到2017年底，从最初的每年一两千到如今每年掏出20万元在石棉中学设立助学基金，这个直到2013年才给家人买下一套住房的人先后拿出180多万元，无偿资助品学兼优的学生不下三四百名。

　　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还没回过神来，阿红又说，他的另一半，同样了不起。

　　这个我知道。他的大管家雷淑兰，典型的夫唱妇随。

　　阿红抿嘴一笑：“我说的还不是雷大姐。捐资助学只是杨医生爱心世界的半壁河山，他的另一半，是扶贫助困。”

　　沾了改革开放的光，我就要成为一个发光体

　　田野的呼吸并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捕捉得到，但是当麦浪涌起，沉实的麦粒，会将大地的广博与深情诉与我们。

　　与甘孜州九龙县接壤的蟹螺藏族乡俄足村，海拔2100米。2016年，杨仕成头一回来到俄足。村支书王青桃把沈友全介绍给他，沈的儿子在监狱服刑，儿媳人间蒸发，两个孙子成了没娘娃。他递给老沈3000元，承诺孩子在校的生活费，每年2000元。

　　这还没完。他说穷根不挖，沈家好了，还会冒出张家刘家。王青桃说政府这几年陆续往村里“撒”了上千万，脱贫摘帽已经有了盼头。他接话道，大梁政府挑了，要是不嫌弃，我也下点毛毛雨。

　　五年为期，杨仕成每年给村里赞助5万元。村里靠这钱架起围栏，长期被牛羊霸占的340亩山地上，暌违已久的瓜果香飘了回来。重楼、白芨相跟着被引种到村里，这两味中药是“活黄金”，担心“金库”出问题，村民们晚上睡觉也睁大了眼睛，直到他拿钱安了监控。

　　母亲改嫁那年，“疙瘩娃儿”16岁刚过。仗着脑子灵光胆子大，他在县城工业品市场盘下一个服装店，日子过得有模有样。“疙瘩娃儿”走下坡路，大约是从挣到“大钱”后开始的。那一年打矿，一炮炸出个金娃娃。发了横财，小子哪把持得住，天天花天酒地，每每乐不思蜀。可惜好景不长，运气和怄了一肚子气的老婆一样，看不惯他那副德性，跟人跑了。“疙瘩娃儿”坐吃山空，比这还惨的是，喝酒喝出脑出血，落下半边瘫。此情此景下，能支撑“疙瘩娃儿”活下去的也只有低保了。可申请交上去，伸长脖子也没等到下文。

　　接到“疙瘩娃儿”的求助电话，他抽空找上门去。这才知道，“疙瘩娃儿”靠拾荒度日，现如今身体不利索，别说往日的亲戚朋友，就连矿泉水瓶子也躲着他。

　　杨仕成在床头放下1000元，转身就替他跑起低保手续。“疙瘩娃儿”户口在擦罗，早年间又在广元堡买下一套住房，鱼和熊掌，总能占着一头。可任他好话说尽，东方西方，两边都不亮。

　　直到搬来县上领导，社区同志仍然板着一张脸：他当年得意忘形，后父说了他几句重话，他还回去的话比一枝蒿还毒。后父气不过，扇了他一记耳光，他顺手抓起扫把杵了过去，后父就那么丢了性命。过失杀人，“疙瘩娃儿”被判7年刑。说是劳动改造，结果呢，两个监友专门照管他还忙不过来。没办法，监狱方面才让他保外就医。

　　铺垫得差不多了，社区同志反问他：“一个刑期都还没满的人，有啥资格要由政府出钱来管？真要应了他，政府比窦娥还冤！”

　　“‘疙瘩娃儿前些年是不像样子，但他已经付出了代价。兔子急了会咬人，要是他无路可走报复社会，到时才难得打整。”杨仕成的眼神，是“疙瘩娃儿”望向他时的眼神。

　　政府最终给了“疙瘩娃儿”一碗饭吃。碗口腾起的热气，是春蚕吐出的丝线，是暗夜里升起的火光。

　　终于见到杨仕成。在距新兴牙科不远的一条巷子里。采访归来许久，他的话语，仍然在我的耳根处盘桓——

　　“几十年过去了，跟我有缘的孩子很多已长大成人。逢年过节，他们有的提东西来看我，有的要请我下馆子吃饭，我说杨叔叔不要这个，你们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我心里就舒服得很。杨叔叔是时代的受益者，你们与其报答我，不如报答社会，报答这个时代。

　　“风自地起，云自山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考取到全国第一批个体行医证。没有这个‘1，后边再多‘0都是‘鸭蛋。选择性遗忘是吃‘瞒心食，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沾了改革开放的光，我就要成为一个发光体。

　　“有的事一做就停不下来，就像上班。一天不上班，我浑身骨头都在叫唤。”

　　说到上班，这才意识到，这一程的采访，与杨仕成的职业生涯几无关涉。于是亡羊补牢地问：“不算智齿，每个人有牙28颗。如果自己也是一颗牙齿，您觉得该是哪颗？”

　　想了想，杨仕成说，尽头牙。我问为什么？他答：今后要走的路，已能看到尽头。

　　我说，“尽头”的“尽”改成“劲头”的“劲”，也还恰如其分。

　　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问我为什么。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