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轶伦

　　教室里的小脑袋，本来按桌椅分布得横平竖直，放学铃响，大家离开座位，迅速形成新的聚落。要好的，已挽手臂互换零食;住得近的，商量结伴回家。女孩子们约着同上厕所。一群群放笼的小雀，叽叽喳喳从教室飞出去。等学生散尽，办公室里的老师也陆续收拾东西。只有宋老师任凭所有文具摊在桌上，茶杯敞开，呼呼冒着热气。她趴在走廊的栏杆上，看大家离校。

　　来接小孩的家长们一仰头看见宋老师，都挥手打招呼。等走出学校一段，家长聊天，绕来绕去说到宋老师。“还没呢”，家长们说。小孩子们一边打闹一边凑过来问：“什么还没呢？”家长们就说：“你们宋老师，和别人不一样。”

　　宋老师比我妈还大几岁。我妈有了我，我已经上学了，而宋老师还没结婚。女人如果年轻，人们会谈论她的未婚。已婚的多半想着做媒，未婚的男人要多点想头。但女人上了年纪，人们反而不谈论她的生活，只是交换眼色，如暗示一个秘密。

　　也似真有秘密一般，宋老师离群索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个人分房全仰仗单位。在等候名单上，长长一列教职工名字，各自家庭都有紧迫困难。单身的宋老师，排得遥遥无期。校方好歹照顾，看到教学楼上阁楼空置，允许她先去住。

　　人人放学都要离校，唯宋老师不用。她在校园里安家，多么稀奇。是因为这样，所以她和别的老师都不一样吗？

　　学校给每个教室装了闭路电视。别的老师上课都不太用，但宋老师上课，每隔几周会带录像带来给我们放英语动画片。12月过圣诞节了，她申请学校食堂停了一日学生例行午餐，换成油炸大排和一铅桶卷心菜番茄汤。她给我们讲西餐礼仪：叉子在左，刀具在右，挺直身体离开椅背，双肘不能支在桌面，喝汤时不能发出声音，要向外侧舀。我们并没有刀叉，也一样努力遵循如仪，一个个笔挺坐好，用不锈钢饭勺在搪瓷饭碗里认真地一勺一勺向外侧舀汤。

　　有家长听说了，不禁皱眉。“就不能带小孩好好背课文念单词吗？花头多来，到底是……”到底是什么，家长顾念学生在边上，忍着没有说出口。但那没有说出口的内容，其实连学生都知道了，“宋老师和别人不一样”。

　　英文课的内容讲到了过生日。教材的插图里，英国父母手持气球，主角男孩戴尖头小帽，他的姐姐和朋友捧着插有蜡烛的蛋糕走来相贺，原来英国人的生日这样过。但生日蛋糕在当年的上海是奢侈品，同学们看着插图，面露羡慕。

　　到了下一节课，宋老师带着一只大纸盒走进教室，一打开，教室里哄然一声“哇”，原来是个巨大的奶油裱花蛋糕。宋老师笑一笑，重复几句教材里的单词和段落，取出带来的刀叉，小心分了几十份，班上同学每人都得了一小块。大家领了，回各自位子上去吃，单词和段落像奶油一样，落进肚子化了。

　　冬去春来，美丽的班主任红着脸向家长们告假，她刚刚大学毕业，现在要去结婚了。另一位任课老师也在给同事发喜糖，他的儿子结婚了。所有人到了年紀都要成家，整个学校里的成年人都是如此，我从家庭里认识的每个亲属都是如此。除了宋老师。

　　有一天出完黑板报，我们几个学生在学校里留得晚了。洗好手走出厕所，听到阁楼隐隐有乐声。大家循声走啊走，走到通往阁楼的楼梯前。你推我，我推你，扒着门缝看一看，那里面藏着什么。有沙发吗？有锅碗瓢盆吗？和我们家一样吗？宋老师会不会睡在课桌椅上，拿黑板当墙？直到背后传来一声咳嗽，大家回头一看，宋老师拿着一本托福教材站在阁楼外。

　　她开了门，放我们进去。大家一拥而入，很快塞满整个阁楼。这房间不过四五平方米的样子。窗下放着张单人床，床边一把椅子，椅子上置一台收音机，椅子下面两只热水瓶和一罐三合一的雀巢咖啡。所有陈设，一览无余。宋老师拉开床角的毯子，铺在床沿，示意我们坐在上面。窗户朝东，光照不够，她又开了灯。黄灿灿一只赤膊灯泡大放光芒，将陋室镀金。一时间，乐声中断。

　　宋老师打开收音机，拿出磁带翻面。她一边拿出磁带，一边问：“来干吗呢？”我们相顾而笑。老师也笑：“觉得老师这里好玩？”我们说：“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宋老师愣了一下说：“我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同学说：“我们放学回家，你家却在这里。”宋老师说：“是啊，你们回家，我家却在这里。”

　　她按下播放键。磁带转动，发出轻微的丝丝声，有一男一女对话，很快乐声响起，一个女人说：“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以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以离开你。”我问宋老师这是什么，像放电影的声音。宋老师说：“就是电影里的台词，这是我自己录的，叫《简·爱》。刚刚的音乐是电影主题曲，简·爱是一个外国女教师的名字，她像我一样，没有家庭，也不好看。”

　　“宋老师，你好看的。”同学们说。宋老师说：“谢谢你们。”然后她说，“不要紧，我如果也能去外国就好了。等我到了外国，一切都会好的……”只听得磁带似乎又进入下一段。一个男声在急切地呼喊：“简，简，简……”宋老师不出声地听着，我们也听着。那声音里的急切叫人起鸡皮疙瘩。老师不发话，我们不敢走。直到一个同学想起来似的说：“我爸爸还在门房等着接我呢。”我们起身告辞，宋老师站在门口向我们挥手。

　　我们奔下楼梯，她站在橙黄色光线里的剪影，她的手、肩膀、裙摆，最后是脚，逐一消失。教学楼已经暗下来了，平时熟悉的墙壁和台阶骤然显出陌生。每个转角后似乎都有未知的东西蹲守。大家害怕起来，好像刚刚闯入了不该我们闯入的世界。为了消除恐惧，我们比赛一般飞快奔下台阶，到了最后几级，几乎是不顾性命地跳下，最后大家冲到底楼，发疯一样大笑起来，一起跑向门房，那里亮着灯，我们父母正等着接我们回家。

　　后来听说宋老师那几年一直想申请出国，但没成功，后申请调走。直到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她还是单身。其实那时她的年纪还未到不惑。如果今天，我在上海街头，看见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我会觉得她很年轻。

　　大约在宋老师离校几年后，有一次新来的英语老师让我帮忙去办公室整理些旧书。在书橱里，我翻到一本中英对照的《简·爱》，花了一个下午囫囵吞枣看完中文部分。在那本书的导读里，照例写着要批判地看待作者的历史局限性等提示，也记录过几段作者致友人的信。到了大学读英美文学时，我才找到《夏洛蒂·勃朗特书信》来读。

　　1852年，36岁的夏洛蒂致信友人埃伦：那不时从我心中挤出一声呻吟的不幸，是在于我的处境——并非因为我是一个单身妇女，而且很可能始终是个单身妇女，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孤独的妇女……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绝对必须忍受，而且要默默地忍受，说得越少越好。

　　我记得在中学里，我第一次翻阅那本《简·爱》，内页敲着校英文教研组藏书章，是公家的书。但我翻到封底，看到一个小小的签名，是花体英文，宋的拼音。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