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芳

　　

　　我所居住的小区是个风阵。常常，南窗下绿化带的树木静止不动，像舒缓的乐曲正在抚摸它们的树干、叶脉和年轮。北窗外小区里那些柿子树、柳树却摇晃得厉害，树骨头里似乎正在进行一场我们听不到的摇滚。这两种曲风，让我常常对风级失去辨别力。

　　有时候，我会看看不远处的烟囱。那是一家钢厂的所在地，厂房的结构被一座小山隐去，只留下烟囱高耸着，将这喷云吐雾的行为嫁祸给那座山。天气晴好时，白色的烟雾笔直笔直的，没有一丝犹豫。起风了，烟雾歪斜着。风大的时候，它先是低沉，到了远处又忽然高升，像一条被按住脑袋的白蛇，又猛地抬起头来。我总是想象着烟雾弯曲时大风的嘶吼。

　　小区里，几位刚收拾完花草的中年妇女在背风的地方吃饭，有人躺在一块破布上休息。她们围着红的蓝的头巾，风掀开其中的一角，让她们露出眉眼来。忽然，一块红头巾从谁的头顶掉下来，被风吹起，一直向前翻滚。几个人站起，从不同方向包抄，像在围追一只兔子。一场与风有关的恶作剧在上演，女人们奔跑着，用手拦，用脚挡，最终河边的一棵矮树苗拦住了头巾。那女人在风里抖落红头巾上的土和碎树叶，其他的女人忽然笑得前仰后合。每天，隔着玻璃窗，看一群女人与风相处的细节，像是在看一部哑剧。那些彩色的头巾在风里翻飞的样子，让我想起蝴蝶，也想起我那些在异地打工的女性长辈。她们被风刮向远方，整个过程早已说不清是让人欣喜还是令人悲伤。

　　十一岁开始，我要到山那边的村子里上学。学校没有食堂，我们三天回一次家去背馒头，到了学校，大家各自把馒头放到一个大蒸笼里加热，再配上学校供给的白开水。炒菜是放不住的，因而也很少带，一个装咸菜的罐头瓶子便开始追随我。那时的冬天格外冷，许多个晚自习，学生们安静地在本子上忙碌。窗外，风呼啸着一阵阵拍打着窗户，仿佛风也怕冷，它喊破嗓音，想进来。

　　学校没有宿舍，下学之后，我们裹着身子往各自寄居的亲戚家奔跑，在风阵里努力挤出一条路。有段时间，我寄居的表奶奶家要装修房子，她为我找了一户人家，让我在那里暂住。房主人是老两口，他们住在两孔土窑洞里，窗口很小，窗户用白纸糊了，只在低处镶了一块方玻璃。他们家有一扇会说话的门，我每晚归来，伸手一推，它便吱呀呀一阵叫，告诉主人，有人进来。温暖的气息忽然撞在脸上，两张慈祥的脸迎接着我。窑洞里总有烤红薯、烤馒头片这样的小食物从他们手里递过来。我睡在最左边，像一只蜷着身子的小猫。狂风来袭的深夜，我能听到窗外树枝被吹断的声音。风在撕裂，在安静的冬夜里不知道疯狂地撕碎了什么。清晨，我轻手轻脚地穿衣服，可老人总为我点亮那盏瓦数很低的电灯。打开门一看，天空和院子都干净得出奇，好像能反出光来。我这才明白，风在深夜里要磨出一块镜子来。学校在山谷里，我独自顺着小山道往下奔跑，看见路上所有的树叶、垃圾之类的东西都被风藏到了暗处。星星、月亮挂在天上，淡淡的，却很亮，好像从树上刮到了远处似的。

　　大约是那窑洞与大地联系得太紧密，所以住在里边格外暖和，充满了安定感。我总在那些夜里，通过声音猜测这一夜狂风的性别、性格，想象它们的故事。有的风奔放，像个年轻的小伙子，有的风像丢了孩子的母亲……

　　一次去上学，我回望那个小窑洞，忽然觉得它像一只深情的小兽看着我，那幽暗的灯光多像一束目光。夜晚，躺在炕上，我撩开薄薄的窗帘，通过那一方玻璃往外看，感觉自己住在一只小兽的心里。我在那个温暖的居所里胡思乱想，酝酿着各种莫名其妙的少年心事。大约知道，未来会走得越来越远，许多美好只能在记忆里回放，却难以回头。在那里居住的最后几天，我掉了一颗牙。他们都说，一颗下牙要扔到高处才好。我却拿着那颗牙犹豫不决，不知该如何处理。最后一个清晨，这两位老人跟我告别。他们说，你可以随时回来住。他们用了“回来”两个字。我出门的时候，回转身来用力甩动胳膊，将那颗乳牙扔到了窑洞顶上。

　　后来的许多年，不管刮风下雨，我都要在规定好的日子归乡或者远行。我逐渐变成了一个对风不那么在意的人。父母总是从千里之外的故乡打来电话说，他们遇到一场罕见的大风，这时便向我发起追问：你那里有没有刮大风？好像他们让风捎了什么东西来。我会伸长脖子，向窗外看看，这也像一个收信人的样子。我们共同经历一场风的时候，我父母声音里会有一种欣喜，好像那疾驰而来的风是从故乡吹来的，是连接他们与我的一条无形的纽带。

　　我不太能通过风的声音辨别出什么，这完全不像我的二舅。二舅在失明之后，耳朵便开始长出透明的触角，哪怕再微小的声音也能吸引他的注意。他站在院子里，依靠风吹在手上的力量和风携带来的诸多隐秘、混合的信息判断节气的来临。他常年放牧一小群羊，几只白羊和几只黑羊，散落在小山坡上，像一局未下完的围棋。二舅远比羊更安静，他微微抬起下巴，嘴唇微张，品饮风的味道，从里边咀嚼那些无法言说的东西。近处的风是那般安静，远处的山风却把松涛搅动起来，变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很快，整个山谷都安静起来。烈日灼灼，我“咔哧”咬下一口苹果，二舅却说了一声，“嘘！”我不知道他在辨别、迎接怎樣一个声音，只好去远处独自采摘花朵。

　　那时，山里来了一个慕名采买苹果的男人。他每天跟姥爷一起吃饭、喝茶，也欣赏这一家人在一座山上的独居生活。他看到二舅身体里像装了闹钟般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醒来，在院子里劈柴，制造第一缕通往天空的炊烟。他放羊的样子，更像是借机倾听什么。到底听到什么，他却从不告诉别人。哪怕他的妻子在人前大声喊他“木头”，他也从不为自己辩解什么。

　　就在这天，我刚采好一大束花，便看到采买苹果的男人跟姥爷道别。他刚要坐上那辆驴车，就听见二舅喊，“别走”！那人以为二舅是在挽留他，对着姥爷笑了一下，便去拿鞭子。这时，却听到二舅又喊，“等等，先别走”。他便没再动。那是什么声音？在烈日之下，山谷里忽然涌来一股凉气。接着，我们听到巨大的咆哮声。姥爷急匆匆跑到高处，站在二舅身后。我们看到一股高大的山洪从上游汹涌而来，它们冲撞着崖壁，携带着上游人们忘了或者没来得及收拾好的农具、蔬果和一些生活用品。那声音被河谷放大了，听起来让人觉得恐怖。采买苹果的人没见过这阵势，早已经吓得两腿发软。如果不是二舅拦住他，采买苹果的人会不会被洪水冲走？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不断跟姥爷夸赞着：“你二小子真是个神人！”

　　风把河流的湿气吹到山上，吹到我们脸上，吹到羊毛里。二舅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指甲帮我把花径上扎人的部分刮得圆润，又将它们编成花环，默默戴在我的头顶。

　　相对于二舅听风的习惯，大舅更喜欢倾听人的声音。他常年穿梭于林间，去四面八方的村庄里跟人喝酒、聊天、交朋友。他一生都在琢磨怎么能从这座山里搬出去，在人多些的村庄里扎下根。那次，他半夜从山那边回来，双腿已经醉得挪不动步子，便在一块大石头上躺下。醒来已是清晨，露水将衣服全部浸湿。大舅发现腿里好像长满了石头，沉得厉害。他想大喊一声，嘴里却不断流出口水来，而且上嘴唇与下嘴唇严重错位。大舅意识到自己中风了，直到第二天中午，他才爬回到家门口。姥爷从山里给他砍下一截天然的拐杖，他急躁地走来走去，一有人来，就会哭上一场。他看见大山会哭，看见羊群会哭，看见苹果树开花会哭，看见苹果树结果也会哭……如果说二舅是听风者，那大舅就像是造雨者——泪水凝成的雨把他的命运全部淋湿了。

　　我的两个舅舅早早就去世了，姥爷表面上镇定自若，但时常看着自己那两只粗糙的大手发呆。“儿子”两个词成为灌进他骨头里的长风，一旦提起，便让他瑟瑟发抖。

　　许多年后，我回到那座山上，一口唯一的井干枯了，像一只流干泪水的眼睛，里边所有东西都被风干。而当年的事，当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一阵阵风般从我心上掠过。站在那里，我变成一个储藏风的罐子。

　　而现在，我天天看风向，看风级，不过是想为幼小的孩子挑选一个最佳的出行时间。在大儿子会说话的时候，他坐在我自行车后，抱着我说，妈妈，我感觉这阵风是白的。白白的风一摸人，人就想眯着眼睛睡觉。我父母那些年送给我的最温柔的风，我本能地将它转送给了我的孩子们。并且，我们总是与其他的婴儿相约，等吧，等着天气和暖无风的时候，我们就在某处一起玩耍。那时，我们就能一起站在阳光之下，让暖风给我们雕刻一个温柔的样子。那时，我母亲也会打来电话吧，她一定会问，你那里的天气好不好啊，风大不大？就像那些好天气都是她那里的大风吹过来的一样。

　　摘自《散文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