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

　　

　　我在小学五年级遇到了俞敏之老师。俞老师教国文，也是班导，办公桌就在课室后面，她偶尔会坐在那儿抽没有滤嘴的香烟，夹烟的手指黄黄的。坐在俞老师对面的，是另一位教数学的班导刘美蓉。刘老师在那一年还怀着孕——我对她的记忆不多，似乎是总在俞老师的烟雾中改考卷，以及拿大板子抽打我们的手掌心。

　　俞老师也打人，不过不用大板子，她的兵器是一根较细的藤条，有的时候抽抽屁股，有的时候抽抽小腿，点到为止。那一年“九年国教”的政策定案，初中联考废止，对我们而言，风中传来的消息就是一句话：比我们高一班的学长们都毋须联考就可以进入“国民中学”了。而俞老师却神色凝重地告诉我们：“你们如果掉以轻心，就‘下去了！”

　　五年级正式开课之前的暑假里，学校还是依往例举办暑修，教习珠算、作文，还有大段时间的体育课。俞老师使用的课本很特别，是一本有如小说的儿童读物，国语日报出版，童书作家苏尚耀写的《好孩子生活周记》。两年以后我考进另一所私立初中，才发现苏尚耀也是一位老师，教的也是国文，长年穿着或深蓝、或土绿的中山装，也在办公室里抽没有滤嘴的香烟，手指也是黄黄的。

　　除了指斥作文中的缺陷，俞敏之老师教书通常都流露着一种“吉人辞寡”的风度。她平时说话扼要明朗、句短意白，从未卖弄过几十年后非常流行的那些“修辞法则”， 也没有倡导过“如何将作文提升到六级分”的诸般公式。印象中，她最常鼓励我们多认识成语，不是为了把成语写进作文，而是因为成语里面常常“藏着故事”。但是一旦骂上了人，话就无消无歇、无休无止、绵绵无绝期了。我甚至觉得：若不是因为在拈出坏作文时可以痛快骂人，她可能根本不愿意上这堂课。

　　有一回我在一篇作文里用了“载欣载奔”的成语，俞老师给划了个大红叉说：“怕人家不知道你读过陶渊明吗？读过陶渊明就要随手拿人家的东西吗？人家的东西拿来你家放着，你也不看一眼合不合适吗？”

　　直到我活到了当年俞老师的年纪，已经健忘得一塌糊涂，是在什么样的上下文联系之间用了这个成语，已经不能想起。只依稀记得有两个穿着蓑衣在雨中奔跑的农夫——说不定也只是一则简短的看图说故事吧。

　　但是俞老师足足骂掉我一整节的下课时间，必然有她的道理。她强调的是文言语感和白话语感的融合。同样是“载……载……”，我们在使用“载歌载舞”的时候或许不会感到突兀，而用“载欣载奔”形容高兴奔跑，却难掩那雅不可耐的别扭。

　　五年级下学期的某次月考，俞老师出了个作文题：《放学后》。我得到的等第是“丙”。非但成绩空前地差，在发还作文簿的时候，俞老师还特地用我的那一篇当反面教材，声色俱厉，显得浙江乡音更浓重：“第一行跟第二行，意思差个十万八千里，翻什么鬼筋斗啊？”

　　我的第一行写的是四个字、四个标点符号：“打啊！杀啊！”——这当然是指放学之后校车上最常听见的打闹声。之后的第二行，另起一段，第一句如此写道：“我是坐校车上下学的……”

　　俞老师摇晃着我的作文簿，接着再骂：“打啊杀啊跟你坐校车有什么关系？文从字顺是什么意思你不懂吗？上面一个字跟下面一个字可以没关系吗，上面一个词跟下面一个词也可以没关系吗，上面一句话跟下面一句话也可以没关系吗，上面一段文章和下面一段文章也可以没关系吗？”你已经听出来了，老太太说的是反话！接着，隔了五六个同学，她把作文簿扔了过来，全班同学一时俱回头，都知道是我写的了。他们当然也都立刻明白：俞老师是因为失望而生气的。“我看你是要下去了！”她说。

　　从俞老师帐下，一直到高三，前后八年，教过我国文的还有孙砚方老师、陈翠香老师、申伯楷老师、林学礼老师、胡达霄老师、魏开瑜老师，几乎每一位国文老师都当堂朗读过我的作文。那些一时为老师激赏、同学赞叹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连一句、一字都记不得了，五十年春秋华发到如今，印象深刻的偏只“载欣载奔”和《放学后》那蹩脚的起手式。两番痛切的斥责，字字灌耳，不敢或忘。想来兴许有些沉重，却在我成为专职写作之人的时候时刻作用着。无论我日后写什么，也无论使用什么书写工具，时刻在我眼前浮起的总是米黄色打著绿格子的折页毛边纸，总是浓重的浙江腔的提醒：“上面一段和下面一段……”

　　说得雅驯一点，俞老师讲究的就是语感协调、结构严密，但是教人写作，雅驯之言虽简明扼要，却显得空洞、飘忽。我很庆幸，在我求学的过程里，那么些老师里面没有一个教我什么是类叠法，什么是排比法，什么是映衬法。他们只要带着饱满的情感朗诵课文，在上下文相互呼应之际，递出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就足以让学子体会：什么是语言的美好。

　　初中毕业前夕，高中联考在即，却由于不大受管束，又浮荡着那种不知道哪天就再也不会踏进校门的惆怅情绪，我们在校园各个角落里寻找着偷看了三年的女生班同学。有的拿出纪念册，要个题款或赠言;有的伺机递上自觉帅气的照片，要求交换留影。我则带着那本珍藏了五年的《好孩子生活周记》，在理化教室旁的楼梯上拦住了苏尚耀老师，请他给签个名。他从中山装胸前的口袋里拔出老花镜戴上，工整地签下了名字。我问他：“为什么老师说‘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

　　他乍没听清，我又问了一次，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作文是人家给你出题目;真正写文章，是自己找题目的。”

　　我是在那一刻，感觉小学、中学一起毕了业。

　　摘自《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