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苇

　　1926年夏之前，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还仅只是一支影响力有限的地方军事力量。但北伐成了桂军的脱胎换骨之旅。在李宗仁指挥下，桂系第7军先后在湖南、湖北对吴佩孚，在江西对孙传芳作战。这两部皆为北洋军之最精华，但桂军能独当一面迭摧劲敌，几乎是一手打下了江南半壁江山。

　　在北伐的一系列战事中，李、白以不败战绩带领桂系攀上了军事声望的巅峰。与此同时，桂系人物野心也不断膨胀，因利益诉求与蒋介石把持的南京中央政府不断发生冲突，双方渐从亲密无间到貌合神离，最后发展为水火不相容。但蒋介石摊牌的方式与时机，却让桂系措手不及。

自我感觉良好的桂系

　　北伐之前，桂军共有9个旅。李宗仁率其中4个旅共8个团组成国民革命军第7军参加北伐，其余5个旅则被编为第15军留驻广西。

　　至北伐结束，桂系的军事力量在短短两年间得到迅猛扩充，李、白的基本部队扩大到4个军，此外还收编了唐生智部5个军及其他杂牌3个军，成为关内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之一。桂军在整个北伐期间几乎从无败绩，军事声望甚至超越了蒋介石的黄埔系。

　　但正是北伐这场大考中获得的军事满分，让桂系忽视了自己在其他方面的短板。

　　首先是政治上无建树。桂系在党、政两条线上都没人，以至于在南京中央的多方政治博弈中毫无话语权。这个毛病桂系自始至终无解，以至于白崇禧只好哀叹“广西不出政治人才”。

　　其次是经济上无办法。桂系搞地方政治很有一套，但毕竟老家广西是个穷省，而湖北又刚拿到手中，区区两省地盘远不足以赡养20万部队，粮饷主要仰仗南京政府拨给，因而处处受制于人。

　　但桂系人物并没有意识到问题，反而自我感觉颇好。作为南京政府手里最强的一张军事王牌，桂系过于高估了自己的价值。以李、白为代表的桂系高层，只看到了黄埔系在北伐中的各种不能打，却没看到黄埔系背靠中央，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维护政令军令统一的政治优势，更没注意到蒋介石背后还有江浙财团和英美日政府的大力支持。

　　桂系最致命的错误，是错估了北方冯、阎两个军事集团对蒋桂之争的态度。它以为自己与冯、阎同是受蒋介石压迫的战友，天然就应该可以携手反蒋。却没想到冯、阎最怕的却是蒋、桂携手，在蒋介石与桂系的联盟彻底破裂之前，冯、阎绝不敢轻率挑战这个既有钱（蒋）、又能打（桂）的联盟。此际的冯、阎也正是兵强马壮自信满满，打破头也猜不到最终冯、阎、桂三家合力都打不过蒋的结局。

　　所以蔣若打桂，在冯、阎看来无异于南军自屠功狗，他们当然只会搬个小板凳吃瓜看热闹！

　　从蒋介石的角度讲，他还真不是非得先拿桂系这个“金牌打手”开刀，但无奈桂系实在太能作死了。桂系不是有计划地统筹谋蒋，而是毫无统筹地各自盲动——北平搞北平的，广西搞广西的，湖北搞湖北的。李、白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其部下就更进一步玩“陪臣执国命”。

　　桂系首领之中，李宗仁豁达宽宏谦恭退让，与蒋介石本无冲突;白崇禧作为北伐军参谋长，也与蒋共事尚洽。虽然在宁汉纷争中李、白有向蒋逼宫的嫌疑，但也没比何应钦表现得更过火。论理说，桂系本不至于冷不丁挨上蒋介石这“削藩”的第一刀。但是桂系的其他军头，就远没有李、白这样的水平了。

破坏团结的用人方式

　　北伐中后期，李宗仁逐渐将桂系的军权和人事权交给白崇禧，自己长居南京，俨然以桂系名义一把手的身份，担任驻中央的头号协调代表。白崇禧虽然精明干练，但在选才用人上却远不如李宗仁大气周到允公允能。他重用自己的保定军校同学胡宗铎和陶钧，而罔顾这两人在桂系中的资历、出身以及个人作风、贡献，因而严重破坏了桂系内部团结。

　　胡、陶均为湖北人。最初参加北伐的桂军四旅长为夏威、胡宗铎、李明瑞、钟祖培。在龙潭之役后，李宗仁为酬功，把自己担任的第7军军长让给夏威。夏威虽然能力和战绩一般，但毕竟跟桂系三巨头中的白崇禧、黄绍竑有从广西陆小到保定军校一路同学的交情，还有一块在马晓军广西模范团当营长的资历，所以其他三个旅长也无话可说。但接下来桂军扩编了一个第19军，白崇禧力主以胡宗铎任军长，胡宗铎以湖北人而带广西兵，另两个战功更著的老旅长李明瑞和钟祖培就有些坐不住了。

　　待西征打下武汉后，桂系又扩编了一个第18军。这一次，白崇禧和胡宗铎又力保资历甚浅的保定同学陶钧当军长，还是没轮到李明瑞和钟祖培这两个北伐中战无不胜的先锋官。钟祖培大闹情绪，弃官跑回广西老家去了。李明瑞虽隐忍未发，却因此萌生叛意。

　　正是胡宗铎和陶钧的作为，直接给桂系钉上了棺材板。

　　胡宗铎其人粗鲁轻浮，野心大而情商低。从北洋军阀统治起，湖北就一直有“鄂人治鄂”的呼声，甚至因此引发了川、湘两军与北洋军阀吴佩孚之间的“援鄂战争”。故桂系西征打下湖北后，胡宗铎在湖北士绅的吹捧下，便急不可耐地谋任鄂省主席，居然找李宗仁自荐道：“德公，这一次我应该当仁不让了。”李宗仁只好以军人不宜分心搞省政为辞，并拿出自己北伐底定安徽时辞兼省主席的例子来说教。

　　陶钧亦是个极不讲政治的粗蛮军人。他治军残酷，随意枪杀行军落伍的士兵，号称“陶屠户”，又喜欢标新立异、处处表现（偏偏白崇禧就喜欢这样的干部）。他出任18军军长之后，率部至鄂西清乡，宜昌有一个禁烟督察局（实质是收鸦片烟税），每月税收逾百万元，陶为了抓钱，即擅自委派其军需处长为该局局长，收入除以一部分补贴18军、19军外，其余全入陶钧私囊。

　　结果桂系的嫡亲儿子第7军，官兵待遇反而不如胡、陶这两个拖油瓶的新军。李宗仁评价为“以致七军将士极感不平，军心颇受影响。此风的形成，不能不怪白崇禧”。

以藩镇割据的姿态挑衅中央

　　蒋桂开战的导火索，是桂系出兵偷袭湖南鲁涤平。

　　在拿下湖北之后，桂系尝到了占地盘的甜头。为了进一步扩充地盘（财源），同时也为了打通长江流域与老家广西之间的联系，桂系又打起湖南的主意。

　　首先是以截留财税为罪名，擅自扣押湖南省主席程潜。

　　唐生智败后，其留下的两湖地盘为桂系主持重新分配。在湖北，桂系抬出鄂省宿老张知本虚掌省政，实权则由胡宗铎、陶钧把持。对湖南省，桂系本来也想如法炮制，但因为老资格的湘军将领程潜想当省主席，他既有军事实力，又在西征中出力不少，桂系无奈之下只好承认。但又特设一武汉政治分会，统辖湘、鄂两省。

　　不料程潜当上湖南省主席之后，丝毫不买武汉政治分会的账，截留湘省财税，并不上缴给武汉（这其中当然也有南京的默许）。桂系因此大为震怒，竟以开会为名将程骗至武汉扣押，撤职查办。桂系本拟以亲近自己的湘军将领何键代替程潜，不料蒋介石却利用把持中央的政治优势，抢先一步安排另一位湘军将领鲁涤平为省主席。

　　既然是蒋介石任命的省主席，鲁涤平当然还是不会听桂系的话。为了增强鲁涤平对抗桂系的话语权，蒋介石又秘密通过江西陆运给鲁军一大批军火。桂系怀疑蒋即将对自己动手，胡宗铎、夏威、陶钧等人竟轻率地决定先发制人，于1929年2月下旬派李明瑞率一个师，以返桂为名，在路过长沙时突袭鲁涤平部。鲁猝不及防，率部撤出长沙退往浏阳方向。胡宗铎等人随即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宣布撤换鲁涤平，改任何键。

　　桂系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藩镇割据的姿态挑衅中央，蒋介石当然不能容忍（也是蓄谋已久）。而桂系这种频频破坏大一统的恶劣行径（外加偷袭），更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蒋桂行将破裂之际，桂系的亲近盟友、粤军领袖李济深适抵上海，准备参加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刚从南京逃至上海的李宗仁，力劝李济深勿去南京，而支持桂系对蒋开战。蒋介石则派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四人至沪迎迓，希望李济深赴南京商量，在蒋桂间缓颊，避免开战。

　　一个是地方挑衅中央，且满口不怕打、准备打（其实啥准备没有）;另一个是中央维护统一，而且以和平为吁（其实已经胸有成竹）。李济深虽然与桂系关系深，但从道义上讲却难免倾向于后者。他因此不顾李宗仁的劝阻，亲赴南京见蒋介石，希望阻止双方开战。殊不知到南京后，蒋即满口痛斥桂系违法乱纪，非武力讨伐不足以儆效尤，比李宗仁还要杀气腾腾。李济深这才发现自己判断失误——敢情这俩都不是善茬。

　　但他后悔已来不及了。

纵贯南北的长蛇阵

　　为防止粤军站边支持桂系，蒋介石给李济深扣上“勾结桂系、拥兵自护”的罪名，押在汤山。同时派粤籍大佬孙科、古应芬赴广州策动粤军将领陈济棠等人反李济深—— 結果桂系还没开打，想做和事佬的粤系倒先被洗了牌。

　　桂系此时的战略布局非常不利。

　　“三巨头”中，李宗仁本人常驻南京，白崇禧带一批杂牌军驻冀东，黄绍竑率留守部队在广西。但最核心的军事资产，第7军、18军、19军等三个嫡系主力军却在湖北，由胡宗铎、夏威、陶钧等三个胆大轻率的糊涂虫把持。简而言之，桂系20万军队摆了一个纵贯南北的长蛇阵，首尾难顾，无人统筹，小鬼当家。

　　冀东的白崇禧集团，由唐生智湘军旧部和北伐中收编的各路杂牌组成。湘军将领李品仙、廖磊是广西人，和白又是同学，故白崇禧视这支部队为可靠，对收编的其他杂牌则凌压吞并，于1928年冬将第54师师长魏益三免职，代之以桂系的王泽民。此举让杂牌部队长官人人自危，对白极端不满。而王泽民又极不争气，死要钱不发饷，还排除异己，任用私人，原魏部官兵恨之入骨。即便是白崇禧视为可靠的李品仙、廖磊部，其广大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也不愿意为桂系卖命。

　　蒋介石抓住这一矛盾，双管齐下。一方面扣发白部经费，让白崇禧发不出军饷。另一方面，给予在野的唐生智、魏益三等人巨款，指使其运动旧部叛白。

　　按照蒋介石的判断，孤悬北方的白崇禧集团当可用经济加政治手段解决，但武汉方面桂系主力云集，双方主力会战恐难以避免。

　　故蒋在此方向孤注一掷，投入了能动用的所有嫡系主力。连正在肄业的中央军校六期生也分兵科编为骑兵、炮兵、工兵、战车、通讯队，配属给江左、右各军。即未出发的学生亦发给实弹，准备保卫南京。

　　尽管势态上蒋优桂劣，但几乎所有的人仍判断—— 湖北桂系三个主力军，既有北伐以来不败的金身，还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作战，这仗怎么也得打一阵吧？

　　所以冯玉祥毫不犹豫地告诉来求助的桂系代表温乔生：“烦你转告李总司令，我一定和他合作打蒋;但调动军队需要时间，希望他发动后能够撑持两周，我就可以出兵响应。”

　　而对蒋方派来的求助代表邵力子、贺耀组，冯亦同样表示支持：论公论私，都不能使蒋独任其艰，决定出兵13万相助。

　　南方两大军事集团蒋、桂血拼，北方头号军事强人当然乐见其成，收鹬蚌相争、卞庄刺虎之利。于是，西北军大将韩复榘带兵越信阳南下，兵锋直指武汉—— 却不表态助蒋还是助桂。

蒋桂开打

　　1929年3月30日，蒋介石亲赴九江下达讨逆总攻击令，十几万蒋军向武汉进发，蒋桂全面开打。除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之外，蒋另有一系列部署：通过汪精卫拉拢避居日本的唐生智，予巨款使之去冀东拆白崇禧的台;拉拢张发奎部粤军，使之自江西侧击粤汉路，切断鄂省桂军与粤、桂、湘的联系，阻其北援或南逃;以杨永泰拉拢不得意的广西军人俞作柏，运动其表弟李明瑞倒戈;以郑介民运动粤军将领反对李济深，翦除桂系的南方强援;派代表北上争取冯玉祥、阎锡山通电挺蒋讨桂。

　　唐生智一到秦皇岛，便喊出两条口号。对原湘军旧部是“打倒桂系，回到武汉，回到湖南老家去”，对其他杂牌是“打倒白崇禧，清算拖欠经费。被白免职的，仍回原部供职”。魏益三则命令在北平的旧部扣押白崇禧、王泽民。一夜之间，白崇禧就由方面统帅变成了过街老鼠。要不是廖磊念在私谊网开一面，放他航海出逃，“小诸葛”几乎就要玩完。

　　武汉方面的桂系主力，在武汉外围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拟诱蒋军深入消耗后，再迂回出击歼灭之。桂军分为3个纵队，胡宗铎、陶钧、夏威分任总指挥。其中，以第7军为主力的第三纵队是防御战的骨干力量，布防于武汉东北方向的青山、阳逻、黄陂一线。

　　大战在即，第7军的大当家夏威却因白喉住院，李明瑞以纵队副总指挥代行职务。李明瑞对胡宗铎、陶钧本就有意见，再加之俞作柏的游说收买，乃以胡、陶擅权中饱、贪污腐化，让第7军官兵连按月领饷都成问题为辞，率所部撤出战场，另一师长杨腾辉亦随之行动，被蒋介石分别任命为15师和57师师长。桂系头牌、北伐钢军第7军，就这样未经一战而自行解体。

　　第7军垮台后，胡宗铎、陶钧、夏威惊慌失措，斗志完全瓦解，竟带着剩下的十万大军逃往鄂西荆州、沙市、宜昌一带，最后全部被蒋介石包围缴械。

　　蒋介石于4月5日抵达武汉，此时距蒋桂开战还不到一周。企图取渔翁之利的韩复榘大军，才刚刚开到武胜关。蒋介石随即致电韩复榘停止进军，并约其至武汉一晤。蒋抓住此机，对韩馈赠重金，百般笼络，又种下后来韩叛冯投蒋之根因。在短短一周之内，地跨南北数千里、拥兵20万的强大军事集团桂系就被打回了原形。

　　解决湖北桂军后，蒋军纷纷向广西合围。李、白、黄只得出逃，广西交由投蒋的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等人主持。但适逢蒋冯在北方开战，南下蒋军转而北上，李、白、黄乃伺机乘间返桂，撵走威望不孚的俞作柏等人，重建桂军。

　　由于李明瑞、杨腾辉带回了原第7军的两个骨干师，再加留桂部队及辗转来归的粤军劲旅张发奎部万余人，重建的桂军仍有一定实力。为报瓦解之仇，桂系积极联合北方冯、阎，趁中原大战爆发，孤注一掷以全军入湘“北伐”。企图攻占武汉，进而与冯、阎会师中原。

　　桂军此次“北伐”，初期进展顺利—— 1930年5月下旬出师，6月3日占领长沙，8日占岳州（今岳陽），预计15日即可攻占武汉，再次饮马长江。正在高歌猛进之际，殊不料附蒋的粤军陈铭枢部偷袭桂系后方重镇衡阳，切断了北上桂军的补给线。

　　李宗仁迫于无奈，只得于6月18日自长沙回师攻衡阳。恰逢是年湖南大旱，被断了后路的桂军军粮不继，急攻衡阳又不下，只得放弃逐鹿中原，绕道退回广西。

　　从此，桂系失去问鼎中原的资格，仅能据广西自保。

　　抗战爆发后，李、白转变姿态，率桂军北上拥蒋抗日。李宗仁再任方面统帅，白崇禧则重参蒋介石军幕，重新恢复蒋记附庸、得力打手的身份。至抗战结束，桂系又扩充到三个军兵力（第7军、第46军、第48军），两省地盘（广西、安徽）。

　　桂系恃此军政力量，再度觊觎最高权力。先是李宗仁于1948年4月当选“副总统”，继而李、白合力借国共战事不利再次向蒋介石逼宫，在蒋下野后由李代总统，最终成为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曲终人散的见证者。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