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女人们出来埋葬她们的孩子，那些小小的身体早已僵硬如冰。这是深冬的阿富汗，一张薄薄的塑料纸是孩子们抵御寒冷的唯一“武器”。每晚都有几个孩子在睡梦中死去，在他们短短的一生中或许从没体会过温暖的滋味。这样的故事令人心碎，却并不少见。
正是这种痛苦激发着卡勒德·胡赛尼的写作。如果你读过一本关于阿富汗的书，极有可能就是他的大作。卡勒德·胡赛尼的处女作《追风筝的人》和第二本书《灿烂千阳》在全球卖出了3800万册。《追风筝的人》揭露了阿富汗少数族裔哈扎拉人所遭遇的歧视，《灿烂千阳》关注的则是阿富汗女性面临的残酷家庭暴力。2007年，他开始萌生写第三本书的想法。“那一年，我作为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回到阿富汗走访了许多贫困家庭。他们整个冬天都躲在山洞里御寒，很多孩子因此夭折。人们从污秽不堪的水里取水，小病小灾就能轻易夺取他们的生命。”
阿富汗原始、肮脏的贫困村庄与作家的生活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胡赛尼住在旧金山湾地区，那里遍布着富人整齐洁白的别墅和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作为世界头号畅销书作家之一，他日进斗金、衣食无忧。胡赛尼坦率地承认：“我写的人在阿富汗受苦受难，我却靠讲述他们的故事获得了成功。这让我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写作仿佛成了一种偷窃，我为了自己的目的偷取了别人的经历和生活片段。”
无人识得的知名作家
少年胡赛尼就有一个作家梦，但从没告诉别人。“15岁初到美国时，我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以英语写作为生的梦想简直是天方夜谭。”于是他选择了一条很多移民都选择的道路——学医。所以当2003年《追风筝的人》刚出版时，医生胡赛尼虽然非常高兴，却丝毫没有转行的想法。这本书的英国推介会在伦敦一家书店举行，当时只来了不到10个人。“我知道自己得接受现实，以写作为生不可能，还得上班。”然而出版后第二年，《追风筝的人》又推出平装本，终于通过人们口口相传，大获成功。小说情节引人入胜，爱与救赎的主题充满张力，这一切都让读者手不释卷。这部小说更打开了一个窗口，让人们能换个角度了解那个“9.11”事件之后一直在各大媒体出现的遥远国度。“渐渐地，我开始在机场、火车等公共场所看到人们阅读这本书，”胡赛尼说，“然后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它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在那里盘踞多时。”
10年之后，他不再是加州圣何塞门诊诊所的胡赛尼医生，而是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其新书的发行活动在全美41个城市巡回展开，书店均以邀请到他为荣。可阿富汗人并没有为同胞的成功而欢欣雀跃——他们觉得胡赛尼的小说是在公开宣传阿富汗的“家丑”，由《追风筝的人》改编成的同名电影甚至被禁止在阿富汗上映。
橄榄色的皮肤，深邃的棕色眼睛，加上刻意留下的满脸胡楂，让胡赛尼看上去非常像一个阿富汗人。“我这样子太方便了，再出名也很少有人能认出我。”他笑着说，“有一次我去一家书店，那里有一个书架几乎全是我的小说。付账时我拿出信用卡，店员要求我出示证件，我也给他了。结果什么都没发生，就是这么美妙！”
背井离乡
对同胞的愧疚感促使他开办了卡勒德·胡赛尼基金会。到目前为止，这家基金会已经为359位居住在纸板屋里的穷人提供庇护。“这是我回馈的方式，与那些用他们自己的故事丰富我作品的人分享我的好运。”
胡赛尼承认，如果不是因为“9.11”事件，他可能还是一名全科医生。1999年，胡赛尼偶然看到一篇关于塔利班禁止市民放风筝的报道，而放风筝是胡赛尼小时候在喀布尔最喜欢的活动。他一时兴起，写了一个小故事，并在2001年将它最终扩展成为一部小说。虽然书写完了，但《追风筝的人》的出版却并不顺利。胡赛尼把自己的小说推荐给了30多位图书经纪人，只有一个给了他答复，还是一封婉拒的回信：“阿富汗已经是过去式，新热点是伊拉克。”那是2002年的6月。
因此，当胡赛尼突然收到一名图书经纪人发给他的短信，说她很喜欢这本小说时，胡赛尼非常激动，将这条信息存了一年没删。“心底从未向人吐露的梦想突然实现”，胡塞尼说，眼里闪耀着光芒，“这种感觉令人沉醉”。
前途未卜的詩人民族
《追风筝的人》带来的巨大成功意味着胡赛尼和他的妻子罗亚都可以辞职回家，从此安享生活。现在，胡赛尼每天早上8点送孩子上学，上午9点开始写作，下午2点接孩子们回家。听上去很美好，但胡赛尼却说：“写作可不简单，甚至是一条痛苦不堪的道路，充满了自我怀疑和挣扎。但时不时也会有几天，能写出几段能真正表达内心的文字，这时就会觉得身心舒畅，浑身像充满了电似的。”
他希望能展现阿富汗的另一面，与电视新闻里的胡子配大枪不同的一面。在第三部小说《群山回响》里，胡赛尼借笔下的一位希腊医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热爱阿富汗，因为这里的街头，随便一位涂鸦者都能在墙上挥洒出波斯诗人鲁米的诗句，诗早已融化在阿富汗人的血液中。
胡赛尼解释说：“哪怕在阿富汗最贫瘠之地，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农都有可能会背诵几句鲁米的诗句。我听着奶奶讲的故事长大，从小就痴迷于波斯诗人菲尔多斯《列王纪》里描绘的世界。我写作的时候，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引向这些主题，引向家庭，其中的各种纠葛，人与人之间的爱和伤害。”在第三部小说的扉页上，胡塞尼引用了鲁米的诗句：“在错与对之间，还有一块区域，我将在那里等你。”
“我不再像过去那样，相信绝对的好或坏”，他解释道，“这本书在道德上是有些模糊的，你会发现有些角色做过坏事，但同时也可以很善良、温暖。他们的出发点更复杂，希望读起来更加有趣。”
胡赛尼不认同阿富汗人好战这种看法：“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当欧洲深陷于内战、种族屠杀时，阿富汗人一直享受着宁静的生活。直到苏联入侵，阿富汗才被迫卷入冲突。我小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出门都不用锁门，我生活在阿富汗的那些年里，从未听到一声枪响，从未听说过一起谋杀案。”
但未来并非毫无希望。“现在人们倾向于认为阿富汗是个彻底失败的国家，这种想法并不正确，转变正在发生。塔利班时代，阿富汗没有女孩上学，现在数百万女童在接受教育，母婴死亡率明显改善。阿富汗的手机用户达到了1200万，很多乡村里的人在用手机联系生意，这些事情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阿富汗是个年轻的国家，绝大多民众的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未来充满期待。”
阿富汗的未来就像胡塞尼的小说，“我从不给我的小说定好情节发展，”他说，“我也不知道小说里的这些人物究竟会走向何方。”他的孩子可以为此作证。每天胡赛尼给孩子讲睡前故事的时候，他总是即兴创作，在关灯前给孩子们留一个悬念，哪怕此举经常招来他们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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