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释毛泽东诗词，见诸文字，始于1946年所作《摩登堂·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内中对《沁园春·雪》的解读别出心裁：“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着了，其势汹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那些银蛇蜡象，遍山遍野都是;那些是冰雪，但同时也就是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外来的成吉思汗的那样一大批‘英雄。那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们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早迟是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这与词作者的本意相去甚远。对毛泽东这位政治家诗人的作品，郭沫若这位诗人兼学术家惯于以革命家的视角切入。1958年3月，郭沫若作《“一唱雄雞天下白”》，释毛泽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其写作缘起尚难猜度。1962年5月，应《人民文学》编辑部邀约，郭沫若撰写万言长文《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对当时发表的《词六首》逐一作了解读。开篇是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大段纪念文字，故实际解读各词，大抵只各在千字上下。
1963年12月下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经由作者亲自编定的《毛主席诗词》（为示区别，文物出版社将同时出版的同样篇目的诗词集标名为《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郭沫若在当月上旬读到诗词集的清样本后，即在扉页题《满江红》一首：
充实光辉，大而化，空前未有。经纶外，诗词馀事，泰山北斗。四十一篇风雅颂，亿千万众心手口。沁园春，水调有歌头，羌无偶。嫦娥舞，瘟神走;梅花笑，苍蝇朽。新史诗，将使地天恒久。砥柱擎天天不堕，红旗捲地地如绣。庆从心，万岁共山呼，人长寿。（公开发表时有较大改动—— 引者注）
经由作者改定的《出版说明》（文物社版以郭沫若手迹影印）如下：“本书收入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以前发表过的二十七首，这次发表时经作者作了校订，另外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以空前的规格，在头版以几乎整版篇幅刊登毛泽东的《诗词十首》并作者近照。第二版刊登郭沫若的《“百万雄师过大江”—— 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也破天荒地在第一期刊登毛诗郭文）。在此后5个月里，《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先后发表八篇郭沫若的释文，《光明日报》随即于次日全文转载。解读最末两首诗词的释文则刊登在《红旗》所属不定期内部刊物《内部未定稿》1964年第二期（当年5月出版）。
与以往释文不同，这十篇文字篇幅均在四千字上下，其中最长的一篇逾六千言，真正是“大块文章”。虽然当年注家蜂起，且亦不乏诸如赵朴初、臧克家等诗坛名家，但以郭沫若的名望之高且用力之勤，著述之富，确是独占鳌头，成为当年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释文发表并非全然以诗词创作先后为序（也许是完稿先后之故）。为行文的方便，即以刊登先后为序，逐篇予以述评。
1.《“百万雄师过大江”—— 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月4日）。作者本人似乎并不看重此诗，写过之后就淡忘了。故1957年《诗刊》创刊号发表经作者修订的《旧体诗词十八首》，不包括这首。诗作手稿由秘书田家英保存，直到1963年编辑出版《毛主席诗词》时，经由田提议，毛方同意“加入诗词集”。虽然如此，这首七律却具有诗史的性质，诚如郭沫若在释文中评价的：“这一首诗是纪念南京解放，庆祝革命胜利的万古不磨的丰碑。”释文引经据典，文采蜚然，虽有个别误释（如“人间正道”之类），但确是十篇释文中写得最好的篇章之一。尤其是作为文学家兼革命家的郭沫若，以亲身经历来印证这首诗史，确有其他注家难及之处。试读为“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联所写的文字：
我还记得，当南京解放的时候，世界拥护和平大会正分别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开会—— 因为中国代表团和好些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得不到法国的签证，故只好使一个大会在两个国家的首都举行。我们是在布拉格参加会议的。四月二十四日的下午，正在开会的期间，南京解放的消息传来了，我们在大会上临时宣布。于是全场轰动，各国的代表们欢喜若狂，高呼“毛泽东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大家把中国代表们抬举起来向空中抛扬，狂欢了将近半个小时的光景。在那个会场里不也正是呈现出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景象吗？不一会巴黎的消息传到了，巴黎的大会场上也同样呈现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景象。这正十分鲜明地表示着：南京解放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全人类所关心的世界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除了反动派之外，谁个能够不慷慨激昂呢？
对“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一出自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成句，郭沫若作了适度的阐发。后来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对此句做了说明。比较两者，各有侧重。
2.《“桃花源里可耕田”—— 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七律·登庐山〉》（2月2日）。释文采取与庐山对话的形式，显得新颖别致，激情飞扬，却又因着对“大跃进”的过分附会而令人蹙额。
解“跃上葱茏四百旋”，以1952年至1953年修筑登山公路为证——“这条公路，全长三十五公里，大部分在你的崇山峻岭中盘旋，有时还穿云入雾。这条公路一共有三百多处—— 将近四百处的山弯，这就是你庐山身上自有历史以来所没有过的一项重大变化，也就是大跃进的一项形象化”。将五六年前发生的变化归结为1958年“大跃进”的成果，总是说不过去的。
当年郭沫若建议将“热风吹雨洒南天”改为“热情挥汗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未为作者采纳，后作者改定为“热风吹雨洒江天”。郭沫若念念不忘当年修改的心情，于是有了释文中这样一段文字：
这儿的风和雨，在我看来，不单指自然界的风和雨。庐山，你可同意吧？主席登上你的山顶的时候，看来是在晴天，西边可以隐隐看出武汉，东边则长江下游在白色的烟霭中。在这样的时候，夏天的热风偶然吹来些粗大的雨粒洒向江面的天空，那是可能的。但有更现实的眼前风光，则是大跃进的气氛，共产主义的风格，使劳动英雄们在田园中，在工地上，银锄连天，铁臂撼地，“挥汗成雨”。这样便把自然界精神界扣合了起来，表现出了大跃进的气势。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是作者颇为自赏的诗句，郭沫若的解释也与诗人本意相去较远：
西望武汉，东望淞沪，这样极目千里的长江流域，虽然远近分明，远处是包含在一片浩渺的云烟里面。然而由近可以知远，整个长江流域，整个赤县神州，解放以来，不是像你庐山一样，都起了质变，在不断的飞跃中不断的大跃进中吗？我坚决地相信，主席不是单纯地在欣赏风光，而是透过风光在批判过去、瞻望未来促进目前的斗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归根到底只是“蚍蜉撼大树”而已。
毛泽东当年致《诗刊》主编的信中，写下许多激愤的语句，称这两首诗（另一首是《七律·到韶山》）是“回答那些王八蛋的”。这显然并不完全甚至基本不符合写作的初衷。激情过后，诗人改变了主意，未在《诗刊》发表。郭沫若则在释文中大大开掘了这方面的“意蕴”，甚至移用了毛信中的“蚍蜉撼大树”的成语。这多半不是诗人解诗，而是政治活动家解诗。
3.《“敢教日月换新天”—— 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七律·到韶山〉》（2月8日）。释文对“故园三十二年前”的史实详为叙述，虽读来较为乏味，也还算是为“诗史”作注。让人突兀的是，对结句“遍地英雄下夕烟”作了这样的发挥：
“遍地英雄”，在将来不仅限于全中国，而且遍于全地球了。
这不是太遥远的前景。全世界人民已经有了高度的觉悟，大家所憧憬着的“韶山”，就在自己的眼前，就在自己的身边，就在自己的雄心壮志里面！
这分明是对“世界革命”的憧憬，合乎那个时代的氛围，但细想来，多少也与体会毛泽东当年欲发表这两首诗的心情有关。诗人在当年9月致《诗刊》主编的信中，一再痛斥“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全世界反动派”“帝国主义及其各国的走狗”，信心十足地宣称：“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郭沫若于此自然印象深刻。这段“卒章显志”的诠释，正是一脉相承。
4.《“待到山花烂漫时”—— 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词〈卜算子·咏梅〉》（3月15日）。这以后发表的七篇文章所释作品多系“反修”诗词。郭沫若自然不可能摆脱其局限来论衡“反修”本身的功过是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为之鼓吹的文字也不可能有多少价值。但这些释文以不同的写法，在为后人提供史料以及其他方面，也还多少有高下之别。比较起来，这篇诠释《卜算子·咏梅》的文字是七篇文章中最好的。这当然与作品本身的意境不为“反修”囿限，可以构成独立的艺术世界有关。释文提供了许多陆游关于《咏梅》的诗篇，对引发毛泽东“反其意而用之”的原词的创作背景作了考证。这些应是郭沫若的当行本色。他还连带着介绍了自己在阅读毛词后所创作的业已收入《东风集》中的一些作品，这也是让读者感兴趣的地方。
4月4日，郭沫若致信《光明日报》编辑部：“上四篇读主席诗词的稿子，……送请你们斟酌。不发表的两篇是读《冬云》与《满江红》，因为是把盖子揭开了的。未送上。”显然，这是回答编辑部征询的复信。因未见编辑部的信件，故无法确指征询的缘由。从尚未发表的“上四篇读主席诗词的稿子”后来仍由《人民日报》首发，《光明日报》接着转载的安排来看，《光明日报》对郭沫若的写作过程一直密切关注，后来因着毛泽东诗词墨迹的刊发，多次邀约郭沫若撰写释文。此信所提供的相关史实正可印证。此信写出一个星期，又一篇释文发表了——
5.《“无限风光在险峰”—— 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4月11日）。
释文开篇以大段文字介绍关于仙人洞的掌故，认真说来，这些文字与释读毛诗并无直接关系。郭自己也承认：“把这仙人洞基本上弄清楚了之后，但我对于主席的诗却仍然得不到深切的体会。主席的诗和所谓仙人洞本身，看来并没有多大的直接关联。主席是在为庐山仙人洞照题诗，而不是为庐山仙人洞题诗。”经过这样的大幅铺垫，这就引出了“李进同志把所拍摄的照片给了我一张，我才认真读懂了主席的诗”。其实在毛泽东诗词中，这首“题庐山仙人洞照”的绝句并没有太多的本事，词句亦较显豁。郭沫若这样写自由其心态所致。文无定法。读者多半还是喜欢有趣味性和知识性的文字。这篇释文有四千来字，也还是关于仙人洞的文字更能吸引读者。
6.《“不爱红装爱武装”—— 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七绝·为女民兵题照〉》（4月25日）。这首仅一处用典且并无本事的绝句，郭沫若解读为一篇五千来字的长文。开篇约三千字叙述民兵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光荣的传统”，以及对美帝与“现代修正主义”的谴责。释者以1961年访问古巴的见闻及诗作阐述“目前有民兵组织的国家不限于中国”，从而联想为“全球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释者以格律诗讲究平仄，阐发由“女民兵”而落笔为“中华儿女”，并非作者的大而化之，而是有意为之，“不是仅仅限于女性”。更以十二句排比，将“不爱红装爱武装”发挥为“不爱某某爱某某”（如“不爱安逸爱劳动”之类）。释者忽略了因着红装与武装的一字之差构成的修辞上的特点。
7.《“芙蓉国里尽朝晖”—— 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七律·答友人〉》（5月16日）。开篇即称这首七律“形象极其壮丽，声调极其和谐，令人百读不厌”。这一篇确是毛诗中的上品。释文在介绍芙蓉国和上古传说方面，显示了博识的特点。但令人费解的是，在解读首联“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这十分优美而富于艺术感染力的诗句时，竟写出了这样一段文字：
这从九嶷山上乘风而下的那么优美的“帝子”，把她们作为现实的一体，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所指的就是：根据高瞻远瞩，脱离高蹈，采取高屋建瓴之勢，到群众中去，投身于火热的现实斗争中的时代精神。说得更鞭辟近里一点，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了起来的毛主席的思想。
郭沫若称这首七律“所写的就是湖南的大跃进或者大跃进中的湖南”，虽不能说全无道理，却将其完全政治化了。如此解读委实无法“令人百读不厌”。
8.《“玉宇澄清万里埃”—— 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5月30日）。因着注家即为这首唱和之作的原作者，读者最为看重的是释文所提供的毛泽东对唱和的评价。关于“千刀当剐唐僧肉”一句的解读，有研究者将“当”解为“将要”，这自然可为一家之言，但认定只能作此种解释，并将毛对郭的批评指为误读，并进而责难郭在释文中曲意逢迎，这似乎是诛心之论。就“千刀当剐”这句熟语来说，大多也还是将“当”解为“应当”或“理当”。以郭沫若的性情，对唐僧这样的受蒙蔽的“中间派”说出如此偏激的言辞，只是作诗的夸张，并非全然不可理解。事实上如真要表达“将要”的意思，完全可以易“当”为“将”，无违平仄。郭沫若披露得读毛诗的感受，并以自己的“再唱和”表达“看法是深入一层”的感受，披露毛泽东对“再唱和”的评论，为人们解读这篇“反修”大文章提供了当事者的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不发表的两篇是读《冬云》与《满江红》，因为是把盖子揭开了的。”这就使5月30日登载的释文成为《人民日报》上的压轴之作。好在几乎同时出版的《内部未定稿》登出了“不发表的两篇”，这就可以通过文本来了解何以这样处理。
9.《“梅花欢喜漫天雪”—— 读毛主席诗〈七律·冬云〉》。在介绍背景时特别点出创作日期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另有用意。毛诗中，创作时间具体到某一天的，不在个别，如《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二首·送瘟神》，在这新发表的十首中，更有《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诸篇。释者独于此篇点出，盖时人皆知其为作者七十（虚岁）生辰。释文以很大篇幅叙述苏共在“反华大合唱”中的行径。接着解释前两联，但于首句“雪压冬云白絮飞”未予释读。“文革”中，民族文字出版机构请教此句如何翻译，郭的答复是：不妨讲活一点，我想似乎可以这样译：“寒冷的气压，郁闷的稠云，大雪像棉絮一样纷飞。”对颈联的解释，借助西方新闻记者的话：虎豹就是帝国主义，熊罴就是指修正主义。以尾联的上句作为释文的标题，可见释者对全诗的把握，释文的结句是：“畅开呀！梅花！前进吧！英雄！”引恩格斯关于“龙种和跳蚤”的语录（释《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时已用过），引《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关于苍蝇的成句以说明“主席（对苍蝇）的鄙屑”，这等于提前涉及了将要释读的篇章。这些，都不免犯复之嫌。这是十篇中读来最乏味的一篇。
10.《“五洲震荡风雷激”—— 读毛主席的词〈满江红〉》。上阕有几处用典，如蚂蚁缘槐、蚍蜉撼树、西风落叶，释文重在介绍出处，发挥比兴。说上阕结句“往往被人讲错，我起初也了解错了”，与本意“适得其反”。这年1月下旬，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作品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郭沫若应当是看到了解释的记录稿，从而作了合乎作者本意的阐发。笔者搜集到两种郭沫若谈毛泽东诗词的非公开出版的小册子，无论是“文革”中（1973年3月），还是之后（1978年7月），因政治环境的变化，有不同程度的删节，如涉及林彪“四个第一”，涉及与康生的过从这一类的文字。独于这篇删节颇多，因《内部未定稿》不易得见，故无从比对。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得到了复印件。这才明白，何以不同时期的编辑者，会作不约而同的删节。主要是两处。一是释“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句，郭沫若大段引用雪莱的《西风颂》，引用马克思对雪莱的评价;二是释下阕，揶揄“我们动辄爱喊‘万岁？”（释者有时亦为性情中人，这句实在胆大忘情），在说到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历史过客后，论到于上年11月被刺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讽刺“现代修正主义者如丧考妣”，并全篇引用“我曾经做过一首《满江红》”，其结尾几句是：“枕块寝苫丧考妣，呼天抢地羞马列。看满门，孝子又贤孙，皆王八。”这些所删文字，或显枝蔓，或欠得当。由此看来，编辑者予以删节是不为无故的了。
如果以点出苏共之名为标志的话，那么早在1963年9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应该算是“把盖子揭开了的”。郭沫若所写的前八篇，特别是内中解读1961年所作的后五篇（用作者的话说是“反修诗词”），确实未点苏共的名，而后两篇点名批判所涉及的历史过节全系“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所“揭开了的”。且细读这两篇释文，如为无碍公开发表，完全可以隐去苏共之名，一如此前所作，以“现代修正主义者”指代。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郭沫若将这两篇释文作如此安排，真正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未定稿”。
经由作者校订的《毛主席诗词》出版后，作者虽间有所作，但直至1976年1月才发表《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久已衰病的郭沫若未再撰写释文。然而此前藉毛泽东诗词墨迹的发表，郭沫若仍应约撰写过三篇同样风格的释文。这就是首发在《光明日报》上的《“红旗跃过汀江”》（1965年2月1日），《“红军不怕远征难”》（1965年7月31日），《“到中流擊水，浪遏飞舟！”》（1966年1月20日）。
风格即人。所有这些释文确实体现了郭沫若作为文学家、学术家和革命家三位一体的风格。是耶非耶，见仁见智。回望历史，容当深思。
（选自《随笔》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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