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的幕后英雄魏易

　　林纾 （琴南） 被胡适和郑振铎称为“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开始了中国“翻译世界的文学作品的风气”。“林译小说”影响后来许许多多的现代作家，包括鲁迅及周作人两兄弟。当时他们在日本留学，只要林纾的译作一出，他们便从书店买回，看完后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成硬纸板书面，青灰洋布书脊的精装书，以便于收藏。郭沫若也说他少年时最嗜好的读物便是“林译小说”。钱锺书也从小就嗜读“林译小说”，他回忆说：“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 《林译小说丛书》 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 《水浒》 《西游记》 《聊斋志异》 以外另辟的世界。”

　　然而林纾的翻译小说，其实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纯属偶然。那是光绪二十三年 （1897），林紓的爱妻刘琼姿去世，他整日郁郁寡欢。在家人的劝导下，他来到马尾朋友魏瀚的住处。当时是夏天，凉风习习，满目荷叶。在魏瀚临江而建的住所，林纾却还是悲情难消，思念亡妻。正当魏瀚不知该如何劝解时，好友王寿昌来了，他也是林纾的同乡旧谊。王寿昌十四岁时考入福州马尾船政前学堂制造班，光绪十一年 （1885） 四月以优异成绩被选送至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兼修法文。当时王寿昌正从巴黎留学归来不久，在马尾船政学堂任教。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曾阅读大量的西方文学名著。王寿昌主动与林纾谈起法国文学，还向林纾介绍了小仲马的 《茶花女》。

　　王、魏两人在法国都读过 《茶花女》，对这部小说交口称赞不已，他们劝林纾把它“翻译”出来，林纾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他们合作的方式是：先由王寿昌字字落实地说出法文小说原著的意思，林纾则在一边握着毛笔迅速地用汉语把它写成文章，林纾此时用的是带有桐城派风格的古文！据回忆，林纾在译 《茶花女》 时，因他的夫人去世不久，所以每译到伤感处，林、王两人竟会相对大哭，声音直传到门外，弄得邻居不知道里面发生何事。

　　两人合作不到半年时间，全书译完，名为 《巴黎茶花女遗事》。并以王、林两人的笔名“晓斋主人”和“冷红生”，在福州首版发行。没想到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大江南北，人们称之为“外国 《红楼梦》”。当时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曾有诗曰：“可怜一卷 《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情。”林纾因此受到鼓舞，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

　　林纾从一八九七年翻译 《茶花女》 开始，终其一生，所译作品原著者清楚的有181种 （有22种生前未刊），其中英国作家六十二名，作品106种（未刊5种）;法国作家二十名，作品29种 （未刊5种）;美国作家十五名，作品26种 （未刊10种）;俄国作家三名，作品13种 （未刊2种）;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各国作家均一名，作品1种。上述翻译作品中除少量社会科学著作、人物传记、戏剧、杂说、寓言外，基本上都是小说，且多数是长篇小说。林纾向国人介绍的国外著名作家有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笛福、欧文、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易卜生、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孟德斯鸠、哈葛德等。世界文坛上著名的 《老古玩店》 （林译为 《孝女耐儿传》）、《艾凡赫》 （林译为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大卫·考伯菲尔》 （林译为 《块肉余生述》）、《董贝父子》 （林译为 《冰雪因缘》）、《九三年》 （林译为 《双雄义死录》）、《堂吉诃德》 （林译为 《魔侠传》）、《汤姆叔叔的小屋》 （林译为 《黑奴吁天录》）以及 《鲁滨孙漂流记》 等都有林纾的中译本，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最早的中译本。

　　但是这样一位名满天下的翻译家，说出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林纾本人竟不懂外文！一位不懂外文的翻译家！他的翻译方法是请一位懂得西文的人口译，然后由自己“耳受口追”，用略带桐城派风格的文言文笔述成篇。这种翻译方法在中国古代佛典和明清之际的“格致之书”中已经出现，因此林纾式的对译在世纪初并未遭到人们的反对。据目前所知与林纾合作的“口译者”除王寿昌、魏易外，还有曾宗巩、陈家麟、力树萱、王庆通、王庆骥、毛文钟、李世中、严璩、严潜、林驺、陈器、林凯、胡朝梁、廖秀昆、叶于沅、魏瀚、蔡璐、乐贤共二十人。其中参与小说翻译的有十八人，而合作作品较多的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李世中等人。林纾晚年曾说过：“今已老，无他长，但随吾友魏生易、曾生宗巩、陈生杜蘅（家麟）、李生世中之后，听其朗诵西文，译为华语。畏庐则走笔之。”

　　王寿昌是林译第一部小说 《巴黎茶花女遗事》 的“口译者”，如果没有他，林纾未必能走上翻译之路，虽然他们只合作过一部作品，但该作品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后与林纾合作最多的是陈家麟;而魏易与林纾合译的欧美作品达五十余种，数量仅次于陈家麟，但“林译小说”中诸多优秀之作，皆出自魏易的口译，因此魏易在林纾的翻译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魏易 （1880—1930） 字冲叔 （舂叔），其先祖为唐代魏徵之后，世居河南，于宋代随同高宗南迁，曾获赐御书“读书人家”匾额。魏氏历迁浙江余姚、宁波，其后乃迁杭州。魏氏迁杭始祖芦溪公在仁和县经营米业，以勤俭起家，至今杭州武林门外尚有“米市巷”之称。数传至祖父魏笏时因经洪杨之乱，米业损失惨重，家道因此中落。父亲魏灏，以功名获四川重庆道道台，不幸于携眷赴任途中遇风覆舟殒命。遗下三个年幼的孤儿，分别是伸吾十四岁，简侯十二岁，冲叔十岁。而当时母亲已逝，幸赖母亲陪嫁的使女率领孤儿扶柩返杭。使女目睹三位孤儿孤苦无依，决定独立承担抚养之责。魏易初受旧式教育，由于出身书香门第，深受翰墨，中文造诣甚佳，十六七岁时，听到上海梵王渡学院（即圣约翰大学前身）不收学费，就决定去就读。三年后，他从大学毕业回到杭州，得遇林纾。林纾曾赞扬魏易云：“挚友仁和舂叔，年少英博，淹通西文。”两人在合作翻译长篇小说 《黑奴吁天录》 之前，就合译过两部短篇小说 《英女士意色儿离鸾小记》和《巴黎四义人录》，先后发表于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一月号的 《普通学报》 上。

　　《黑奴吁天录》 （原名《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女作家斯陀（Harriet Beecher Stowe）所著一部流传甚广的反奴隶制小说。对于翻译此书，魏易这么说：“近得美儒斯土活氏所著 《黑奴吁天录》，反复披玩，不啻暮鼓晨钟。以告闽县林先生琴南，先生博学能文，许同任翻译之事。易之书塾，与先生相距咫尺，于是日就先生讨论。易口述，先生笔译，酷暑不少间断，阅月而书竣，遂付剞劂，以示吾支那同族之人。”这书费时六十六天，在杭州求是书院内译成。林纾曾一再表示其翻译此书之目的：“余与魏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可见林纾是想借此来唤醒当时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激励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拯救中国于“国将不国”之境。因此它不同于原著的写作目的，这决定了林纾与魏易不可能字字对译，它必然要删减、增添、改写，以达到他们的翻译目的。

　　《黑奴吁天录》 出版后，其影响力不亚于 《巴黎茶花女遗事》。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曾孝谷于一九〇六年在東京成立“春柳社”，就将 《黑奴吁天录》 改编为一个五幕话剧，一九〇七年六月一日、二日在东京本乡座公演两天，引起东京戏剧界的巨大好评。一九〇八年，“春阳”话剧团也在上海公演 《黑奴吁天录》。此外，译本还被改编为诗歌、绘画，等等。正如原著被认为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十六部作品之一，《黑奴吁天录》 也被认为是改变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

　　一九〇二年，严复主持京师大学堂中译书馆，聘请林纾、魏易到馆中为译员，翻译法国历史《布匿第二次战纪》 和 《拿破仑本纪》 二书。同时魏易也担任京师大学堂的英文教习。一九〇三年，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拟出翻译小说丛书，以每千字银圆六元的高酬向林纾索稿。自一九〇四年起，林纾、魏易专为商务印书馆译小说。二人译有狄更斯著作五种——《滑稽外史》 《孝女耐儿传》 《冰雪因缘》 《贼史》 《块肉余生述》，司各特著作三种——《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十字军英雄记》 《剑底鸳鸯》，欧文著作三种、科南道尔著作七种、哈葛德著作七种、其他著作十五种。

　　因为林纾“不审西文”，所以选什么书来翻译，是由魏易负责，能够选译这些文学精品，也不能不佩服魏易的眼光。譬如对于狄更斯的 《块肉余生述》，林纾都自认为：“近年译书四十余种，此为第一，幸海内嗜痂诸君子留意焉。”而哈葛德的 《迦因小传》，原有杨紫麟和包天笑的译本，但未能译全，也是魏易的建议，林纾才重译此书。因此学者郭延礼在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中说：“假如林纾少了他 （魏易），那么决不会达到这样的成功，那是可以断言的。”

　　学者文月娥在 《魏易与林纾的合译初探》 一文中，提到魏易的贡献也可以从学者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 （第一卷）》 的表格中得到证实。表中列出了清末民初翻译出版的世界小说名著，林纾占了九种，其中有六种是与魏易合译的，它们分别是 《黑奴吁天录》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孝女耐儿传》 《拊掌集》 《块肉余生述》 《不如归》。这足以证明魏易的英文水平和其文学鉴赏能力。除此而外，邹振环所著的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中，林纾所译的 《巴黎茶花女遗事》 《黑奴吁天录》 《迦因小传》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拊掌集》 五部译作入选，除 《巴黎茶花女遗事》 之外，其余四部都是魏易与林纾合译的。这也是对魏易的鉴赏水平及英文能力的充分肯定。文月娥的结论是，林纾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让我们记住了“林译小说”。魏易作为林纾的口译者之一，对于“林译小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名字虽然总是出现在与林纾有关的书目等资料中，可是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与林纾一道谱写了中国和世界翻译文化史上绮丽的诗篇，历史是不应该忘记他的。

　　魏易在一九〇九年后，放弃教师及翻译的工作，转入仕途，担任大清银行的正监督秘书，因此停止和林纾的合作。辛亥革命以后，他与北洋政府中首脑人物关系密切，蒙熊希龄先生赏识，在熊希龄组阁时，曾任秘书长，同时兼顺直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多年。熊内阁结束后，魏易弃官从商，改任开滦煤矿公司总经理。一九三〇年死于咯血之症，年仅五十。

　　魏易在和林纾的长时间合作中，也提高了自己的文学修养。一九一三年他自己独译了狄更斯的 《二城故事》 （即 《双城记》），此外还有法国作家勒东路易的 《冰蘗余生记》、大仲马的 《苏后玛丽惨史》 和历史学名著 《元代客卿马哥波罗游记》，都是在与林纾分手后译出的。

被历史遗忘的陈季同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始终激荡着两股相互碰撞的潮流，那就是西方文化思想的逐渐传入中国，所谓“西学东渐”;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也逐渐走向世界，所谓“中学西渐”。在这交流之中，翻译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工作。我们看晚近的翻译史上，由西书中译者可说相当多，例如严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严译名著”影响到几代的中国人;而单就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有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卞之琳等名家卓越的译品;但若就中书西译方面就显得贫乏许多，且后者的意义显然更来得重要些，它是一种文化的输出工作。而要能担当此重任者，其中西文化的根底要极其深厚，而非只是语言能力足够就行，因此辜鸿铭就曾被视为近代中学西渐的第一人，而在他之后，也仅有林语堂可以当之。

　　辜鸿铭这位满清遗老在一九二八年风雨飘摇中死去，他的辫子、他的守旧，逐渐为人所淡忘;但他所译的 《论语》 《中庸》 被介绍到西方去，再加上他的西文著作，曾引起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及举世公认的文评家勃兰兑斯的重视。而林语堂更是没有接受鲁迅的建议去翻译一些英国名著;他反而怀抱着“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雄心壮志，做起中书西译的工作，他早年曾想把 《红楼梦》 译成英文，但后来考虑再三，觉得它距离现实太远，因此他借鉴了《红楼梦》 的艺术形式，用英文写出了长篇小说 《京华烟云》，它曾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的作品。但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林语堂终究还是完成了耗时十余年的《红楼梦》 节译本，惜未能出版[按：据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宋丹博士表示，林语堂英文打字稿，现存于日本某家市立图书馆，林语堂将 《红楼梦》 的书名译为 《The Red Chamber Dream》。书名下印着“A Novelofa Chinese Family”（一部中国家族的小说）。原稿共859页，包括林语堂的解说、序章以及作为主体的六十四章和终章，是对 《红楼梦》 一百二十回的编译。一九八四年日本翻译家佐藤亮一根据林语堂的英译本译成日译本]。而之后他又以英文出版了 《孔子的智慧》 《老子的智慧》，全面向外国人介绍儒家及老庄的思想，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当然在译书之前，林语堂以英文撰写 《吾国吾民》 与 《生活的艺术》，已经成为欧美畅销书排行榜的年度冠军。《吾国吾民》与 《生活的艺术》 成为当时西方社会眺望中国的一扇窗口，林语堂扮演的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这个角色，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它成为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贡献。

　　其实早辜鸿铭二十年，早林语堂五十年，就有人在做这样的文化输出工作，他应该是真正的中学西渐第一人，他就是集翻译家、西文作家、诗人和文化使者于一身的陈季同。

　　陈季同 （1852—1907），福建侯官 （今福州）人。清同治六年 （1867），十六岁的他考入福建船政局附设的求是堂艺局前学堂读书。学堂的教师多为法国人，用法语讲课，所用的教材也是法文书，因此陈季同在此打下了扎实的法文基础。光绪元年 （1875） 年初，船政第一届学生毕业。陈季同与魏瀚、刘步蟾、林泰曾等人，以“在学堂多年，西学最优”，被船政局录用。同年三月随法国人日意格赴欧洲采购机器，游历英、法、德、奥四国，一年后回国。光绪三年 （1877） 三月三十日，福建船政局选派三十五名学生从福州启程赴欧洲学习，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严复、马建忠、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萨镇冰等人。而陈季同在这次赴欧时的身份，已提升为文案，远较这批留学生高出许多。到法国后，陈季同进入法国政治学堂及法律学堂，学习公法律例。光绪四年 （1878），陈季同充当中国首任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的法文翻译，郭嵩焘对年轻的陈季同评价甚高，他认为陈“再经历练官场，中外贯通，可胜大任矣”。而陈季同果然没有让郭嵩焘失望，几年之后，他便在外交界崭露头角。当时亨利·比卢瓦就曾在《北华捷报》 上说：“在他之前，中国使馆形同虚设，仅仅充当一个拖着长辫、身穿蓝袍、头皮光光的大人物的住宅。从外交角度坦率地说，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翻译的活动，中国才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

　　陈季同在欧洲共居住了十六年，他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外交上，更体现在文化上。但可惜的是，陈季同的事迹正史不载，辞书不收，就这样被历史遗忘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十几年前才有学者论及。而大陆学者李华川博士更曾远赴法国查遍外交部档案及巴黎的图书馆，以三年的时间写就了《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 一书，于二〇〇四年八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全面评价陈季同的开始。据李华川的搜集，陈季同有八本法文的著作，分别是：1.《中国人自画像》，2.《中国人的戏剧》，3.《中国故事集》，4.《中国的娱乐》，5.《黄衫客传奇》，6.《巴黎人》，7.《吾国》，8.《英勇的爱》。而这些著作还有英、德、意、西、丹麦等多种文字的译本。李华川认为在清末的文人中，没有人比陈季同在西方更引人注目。

　　其中 《中国人自画像》 和 《中国的娱乐》两书，在西方影响尤大，甚至都被译为英文，就如同半个世纪后林语堂的 《吾国吾民》 与 《生活的艺术》所产生的影响一般。陈季同写这两本书的目的是要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和娱乐，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而对于 《中国人的戏剧》 一书，李华川认为是中国人以西方方式论述中国戏剧的第一部著作。陈季同触及中西戏剧中一些本质的问题，可说是相当精辟的。他认为中国戏剧是大众化的平民艺术，不是西方那种达官显贵附庸风雅的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中国戏剧是“虚化”的，能给观众极大的幻想空间，西方戏剧则较为写实。在布景上，中国戏剧非常简单，甚至没有固定的剧场，西方戏剧布景则尽力追求真实，舞台相当豪华，剧院规模很大。

　　学者钱林森对于陈季同有极为深刻的评价，他说：“作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阐释者，作为中西交通最初的沟通者，陈季同的创造最具价值的部分，不是他直面西方文化时所流露的自豪甚至自夸的情愫，而是他正视西方文化时所拥有的比较意识 （如 《中国人的戏剧》）、自省意识 （如 《巴黎人》），以及在移译、阐述、运用中国文学和文化时所表现的现代意识、创造意识和世界眼光 （如 《中国人的戏剧》 《中国故事集》 《黄衫客传奇》 《英勇的爱》）。他在这方面的尝试和实践，无疑又担承着一个先行者的角色，并取得了成功。……当时法国文坛的领军人物法朗士等，便是通过陈季同和他的作品一窥中国文化的。”

　　“十几年致力于让欧洲认识中国”的陈季同，却因私债风波把他的成果毁于一旦，使他在外交界的努力化为泡影。他在光绪十七年 （1891） 以戴罪之身回到中国，后得李鸿章的庇护，在清偿债务后，留在李鸿章幕府中襄助洋务文案。

　　著名的小说家和翻译家，同时也自称是陈季同的学生的曾朴说：“回国后，李鸿章极器重他，屡次派往外洋，官至总兵。后来因忤了鸿章，就退居上海，过他文人浪漫的生活。先生不独长于法文，中文也极有根底，尤其是诗歌;性情质直而热烈，不受羁勒;晚年颇染颓唐色彩，醇酒妇人中，往往作狂草，唱悲歌。”

　　之后，陈季同在上海首先参与创建中国女学堂，后又创办 《求是报》。此时他的主要工作转向中国知识界传播西学。他在 《求是报》 中翻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法律、政治制度，宣传了维新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政治、法律观念。他是最早翻译 《拿破仑法典》 的，因为他精通法国的政治律法，“虽其国之律师学士号称老宿者莫能难”。即便晚年闲居沪上，“西人有词狱，领事不能决，咸取质焉;为发一言或书数语与之，谳无不定。其精于西律之验如此。”

　　陈季同在当时就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文化不应故步自封，应该走向世界。他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其用意在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让中国能够融入世界。他曾向曾朴谈过如何消除中西文化的隔膜和误会，他说：我们首先应确立“不要局限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的态度，然后“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要免误会，非把我们文学上相传的习惯改革不可，不但成见要破除，连方式都要变换，以求一致，然要实现这两种主意的总关键，却全在乎多读他们的书。”这种国际的眼光在当时可說是领先于许多知识分子，其对于曾朴走上研究、翻译法国文学的道路，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未来的三十余年中，曾朴翻译法国文学作品五十余种，他也始终未曾忘怀他的法国文学启蒙老师陈季同。

　　曾朴在给胡适的信中追述陈季同说：“我自从认识了他，天天不断地去请教，他也娓娓不倦地指示我;他指示我文艺复兴的关系，古典和浪漫的区别，自然派、象征派和近代各派自由进展的趋势;古典派中，他教我读拉勃来的 《巨人传》，龙沙尔的诗，拉星和莫里哀的悲喜剧，白罗瓦的《诗法》，巴斯卡的 《思想》，孟丹尼的小论;浪漫派中，他教我服尔德的历史，卢梭的论文，嚣俄的小说，威尼的诗，大仲马的戏剧，米显雷的历史;自然派里，他教我读弗劳贝、佐拉、莫泊桑的小说，李尔的诗，小仲马的戏剧，泰恩的批评;一直到近代的白伦内甸的 《文学史》 和杜丹、蒲尔善、佛朗士、陆悌的作品;又指点我法译本的意、西、英、德各国的作家名著。”由此可见陈季同的国际视野，在那个年代诚属不可多得，也难怪曾朴赞其为中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

　　今天，除了一小段和台湾有关的事迹外，大家对陈季同的成就与贡献，可说是茫然无知。一个百年前杰出的文化使者，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驱者，是不该再让他湮没无闻的，在他的法文著作陆续翻译出版的今天，也是我们重新认识他的时候了。久违了，陈季同先生。

　　（选自《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蔡登山 著/北京出版社/ 2019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