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

　　记忆中的1980年，《人民日报》 或许是办得最火的一年。

　　那一年，这份报纸报道了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公开批评领导干部，甚至上至中央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能在记忆中显现的，有关于“渤海2号”事件报道，不但批评了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而且连主管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也一并点了名;有关大寨“西水东调”的工程，点名批评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有关当时领导干部搞特权的报道，点名批评了“吃客饭”的商业部长王磊。

　　相比前两件事，王磊部长挨批算是小事一桩，却引起了中央高层的议论。

　　陈爱武揭发王磊“吃客饭”

　　1980年7月12日，在北京老字号“丰泽园饭庄”工作的小青年陈爱武，给中纪委写了一封信。他从自己亲身工作的经历，揭发了一些官员常常以工作名义，到饭庄大吃大喝，结账时却以“吃客饭”的规定付费。这些官员大多是部长、局长、主任之类的人，时任商业部部长的王磊也是其中一位。从1977年以来，王磊到饭庄“吃客饭”仅有据可查的就有16次。1980年王磊两次“客饭”应付费124.92元，但只付19.52元。至于没有留下菜单的“客饭”费，当然就更多了。

　　啥叫“客饭”？就是高级首长在北京市的饭店用餐，在价格上给予适当的优惠。这个制度，大概是从20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有了。王磊的“吃客饭”，大致也是沿用制度的惯例。

　　陈爱武的揭发信，引起中纪委的重视，也得到了新闻媒体的支持。《中国青年报》 首先发表了通讯报道，《人民日报》 和 《工人日报》 随后跟进。

　　10月17日，《人民日报》 转载了 《中国青年报》 的报道，并在一版右上方登了两条消息：一是“中纪委通报批评商业部长王磊在饭店吃喝不照付费用的错误，表扬陈爱武揭露某些干部错误的斗争精神，希望各级纪委注意纠正不正之风”;二是“商业部党组讨论王磊同志的错误，决定印发王磊检讨，发动商业部职工纠正部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

　　在中纪委通报批评王磊后，陈爱武对报社记者说：“对中央的鼓励，我万分感激。可是，为什么有人认为，我揭发一位部长的错误，对老干部抱的不是爱护态度，难道说，我暗暗地把那些大小宴会的明细账目记个清单，等到开他的追悼会那天，再公布于世，才是爱护？再说，他身为老党员、高级干部，大吃大喝的时候，想到过要维护党的声誉吗？”

　　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王磊的胸怀是坦荡的。陈爱武指出错误后，他在几次会上做了检讨，还亲自到丰泽园饭庄认错，补交饭钱。不仅如此，他责成商业部系统的饭店修改了不合理的“吃客饭”制度。

　　中央高层的议论

　　《人民日报》 发表这两条消息，是经过中纪委批准的。10月16日，中纪委开会时，时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的王鹤寿告诉 《人民日报》 总编辑胡绩伟，消息明天见报，中纪委的通报和王磊的检讨一起登报。见报前，胡绩伟将此事报告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万里表示同意。

　　但是，在那个年代，也许此后的若干年代，高级领导干部享受点特权，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在 《人民日报》 上公开批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免让一些人有些许担心。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纷纷向中央表达意见，主要的一条是，《人民日报》 点名批评高级领导干部，应该得到中央批准。所以，也就有了幕后的故事。

　　10月21日，胡耀邦对 《中国青年报》 关于刊登陈爱武对王磊批评稿的来信作出批示：

　　要开展那种“雁过拔毛，请客送礼，占便宜”的风气，对我们党和国家、革命队伍的危害和腐蚀的讨论。现在，不管哪个部门，不管是搞什么工作，不靠请客送礼，就办不成事的风气实在太严重了……这种情况和问题到处有。这样的局面不改变，如何搞四化呢？要在报刊上进行一场讨论，使人们有所震动。整顿党风，不造声势，是不行的。不抓这方面的问题，风气是搞不好的。当然讨论中还是不点名为好，讲点道理。

　　同一天，在国务院会议上，同意《人民日报》发表消息的万里，讲了五条意见：

　　一、国家制度、干部作风确有特殊化，群众有意见是对的，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对党员和干部监督是好现象，应当欢迎。

　　二、王磊同志是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毛病，不检点，应检讨。“吃客饭”问题，不只王磊，別人也有，要纠正。

　　三、这件事的处理办法、方式有错误：（1）没核对事实;（2）事先没找本人谈话;（3）应党内处理;（4）批评应该经过中央。批评一个部长，书记处书记不知道，副总理不知道，这样不行，无论是办法、手续都不对，都是错误的。

　　四、今后怎么办？规定三条：对部长批评要经中央，先党内后党外，事实要核对。

　　五、各部都要主动清理特殊化问题，群众有意见，应该改的，自己要主动改。工业部门的“试用”、“试戴”、关系户等不正之风，都要纠正。对王磊同志批评是坏事变好事。

　　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薄一波说：

　　中央对这两件事 （指“渤海2号事件”和对王磊的批评）处理都是正确的。从去年8月中旬以来，报纸批评和中纪委搞的几个案件势头是好的，应该保持这个势头，否则民主不能贯彻执行。但是北京市在具体执行中有不敢管、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国家这些年主要对民主和法制不习惯，应该解决我们的特殊化问题，我们确有特殊化问题。大家要尊重中纪委揭发、报纸批评的势头。问题一定要好好解决，因为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要都按“渤2”办法处理。

　　11月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在全国供销会议期间的一次讲话中说：

　　点王磊同志的问题，我不赞成。报上文章说，为什么搞特殊化不经批准，点名批评就是要批准，这种说法是个不顾大局的论点，不懂得问题的严重性，讲了局部的道理。全局的道理是要把形势稳定下来。遇到问题要顾大局、顾纪律。那些论点，也是不顾大局，没有认清形势的，我不是说他们想搞个波兰事件，但是这样做有影响。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中央有另外的意见，我服从中央。

　　11月5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说：报纸点名批评部长，要按干部管理制度经过领导批准。有的公开，有的内部，有的点名，有的不点名。批评，要有利于安定团结，要提高党的威信。

　　11月11日，王任重在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又说：对王磊的批评，群众反映好。群众要求反对官僚主义，我们党也在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一致的。《中国青年报》 批评王磊，未经过中央批准，是不对的。中央报纸批评高级干部，要经中央批准。批评中央副部长级以上、省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经书记处、国务院批准。批评省的厅、局长，最好也给省委打个招呼。

　　王任重还说，干部缺乏民主的习惯，多年来形成一种风气：一个干部未出席会议，别人会认为他被打倒了。在目前情况下，在报上批评一个干部，他会感到很大压力。当然这种社会风气不对，要逐步扭转过来。批评，有的可以登报，有的可以采取内部通报的办法。

　　鉴于上述议论，11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说：

　　“青年报”没送审，这件事是不对的，但这不是大错误，比较严重的错误在后面，是万里同志提了五点意见以后，报界实际形成了一个对万里同志的围攻。“青年报”登了一幅“射虎”的漫画;《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小杂文，登了钟佩璋的文章。这不正常。对万里同志的围攻，实际上从党的原则上，是不正确的。有意见采取什么方式反映都行，但利用手中报纸，对一个书记围攻，这就不符合组织手续。这还是党报么？后来，给 《人民日报》打了招呼，情况好了一点。

　　胡耀邦讲到对万里的“围攻”，又是怎么回事呢？

　　《人民日报》 刊登对王磊的批评文章和中纪委对王磊的通报时，胡绩伟向万里报告了，他也同意了。但是，万里在国务院的讲话中的第三条，指责 《人民日报》 和 《中国青年报》 的“处理办法、方式有错误”，自然引起报纸编辑和记者的情绪了。那时的编辑和记者，居然敢“围攻”国务院副总理，还得总书记出面打招呼，才“情况好了一点”。

　　1982年3月，王磊从商业部长位置退下，转任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国家经委党组副书记。而陈爱武则被誉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反腐英雄。

　　（选自《江淮文史》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