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自己十九岁那年的秋天，随父母一起去上海游玩儿时的林林总总，已恍如隔世。
家父甚好唐诗宋词，因此很早便结识了一些清朝文人。在我儿时，父亲的书房和会客室的壁龛里总挂着何如璋、叶松石、王漆园等清朝名士的书画。
何如璋作为清朝公使，大概从明治十年开始，便常驻于东京。
叶松石也是同一时期最早被招聘到日本外国语学校的教授。他在重游日本时，不幸病故于大阪，其遗稿《煮药漫抄》的序言里，有诗人小野湖山为他作的小传。
那时，每逢院中梅花凋零，家中的会客室里总会挂出何如璋挥毫所书的东坡绝句——《东栏梨花》。我如今虽已耄耋之年，但仍能诵出这二十八个字：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何如璋在明治时期的儒生墨客中颇受尊重。几乎所有的诗文作品集里都有他的题字和书评。
我于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年）九月离开东京。具体的出发日期和船名，我已全无印象。只记得自己坐船先离开横滨，到达神户，在那儿等待乘车而来的父母。
轮船因要装货，故在码头停留了两天两夜。我借此游览了京都大阪的名胜古迹，尽情地享受着人生的首次旅行。那时的情景早已淡漠在风尘中。
轮船刚抵达长崎时，一个中国人登船拜访了父亲。他身穿淡紫色长衫，嘴里叼着烟卷，看样子像个商人。那时，长崎还没有供轮船停靠的码头，所以他乘小船而来。在离开时，他一边下舷梯，一边“舢板！舢板！”地呼唤着小船。这声音让我激动不已，仿佛自己已处在那遥远的异国他乡。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无法忘怀那种难以言表的感觉。
轮船在清晨到达长崎，又迎着夕阳重新出航。翌日午后，我们进入吴淞江的入河口，在芦荻之间略作等待，趁着涨潮，抵达上海码头。那年春天，父亲辞官从商，开始接手上海某公司的业务，所以前来迎接我们的人很多。码头上停着威风凛凛的双头马车。在东京，拉铁道马车的马匹个个都骨瘦如柴，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与之相比，这两匹马健硕有力，甚是讨人喜爱。随车还配着车夫和随从各两名。他们戴着坠有红穗的帽子，身穿白色制服，红色的袖口和领口鲜艳夺目。那时候驻东京的欧美公使所乘坐的马车也不过如此。所以车中的我们有一种自己是贵族的错觉。
父亲的住处就安排在公司里，离码头只有两三条街的距离。马鞭声音乍响未落，我们就沿着石墙进入一道铁门，在一座法式的灰色石建筑前停了下来。
这是一座二层小楼。第一层是宽敞的会客室和餐厅。将它们之间的隔挡左右拉开，这里宽敞得足够举办舞会。楼上还有两间带阳台的屋子，分别是父亲的卧室和书房。从阳台眺望而去，黄浦江的风景尽收眼底。父亲安排我住在靠内侧的房间里。虽然没有阳台，但是透过法式窗户，能看见草坪对面的办公楼和石墙之外的日本领事馆。那时，日本在上海还没有租界，所以除了位于英租界繁华地段的正金银行和三井物业之外，日本领事馆、企业和商店等大都位于美国租界内。
英美租界之间隔着运河，一座名为虹口桥的石桥坐落其上。桥的对面是依江而建的西洋式公园。吃过晚饭，父亲公司的人带我去那儿转了转。走了一个多小时，估计来回路程得超过一日里。
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虽然疲惫不堪，但却辗转难眠。心底激荡的波澜有了深刻的质变，已不再单单是刚踏上这片土地时的兴奋与好奇。那时，年幼无知的我，尚不知“异国情调”这个词，更别说认知和剖析这样的心境，能做的仅是从感官上肤浅地体会这一切。
但每日沉浸其中，我也终于模模糊糊地开始感受到由外国文化所唤起的别样情怀。中国人的生活里充满着绚丽的色彩。街上商人的衣着，车中妇人的服饰，印度巡查的头巾，土耳其人的帽子等，还有江上往来不息的小船所涂的漆色，以及不绝于耳的各种奇妙声音。即便那时的我既不懂这些色彩和声音，也不懂西洋文学艺术，但周围的一切给我带来了最直接的感官冲击。
我曾遇见锣鼓喧天、浩浩荡荡的道台队伍;也曾目睹暮色时分，哭声震天的奔丧女眷。这些奇异的风俗令我惊奇不已。此外，田园林间，美丽妇人头戴桂花、乘坐马车的情景;萧条徐园，回廊上所挂的对联，以及昏暗中庭里，默默盛开在秋日的寂寞野花，还有连接剧院和茶馆的繁华街道。这一切都让我愈发感到异国色彩的夺目绚烂。
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之后，中国人改掉了清朝二百余年的旧风俗，开始和我们一样接纳欧美文明。因此，三十年前我所目睹的缤纷色彩想必现已在新上海的街头销声匿迹了。
年轻俊美的中国男子，留着长辫，辫尾还系着带长穗儿的绸带。走起路来，穗尾忽闪忽闪地不断拍打在雪白的缎面鞋跟上。当年的我曾在心里无数次地感慨过这种风俗的精巧优雅。华丽的绸缎上衣外还套着更加光鲜亮丽的宽边马褂。衣服上装饰着镶有宝石的扣子，带有长穗的腰带上坠着各式绣工精美的荷包。我那时极其羡慕这比女性服饰更加精致的男装。
和江户时代一样，清朝的历法也是阴历。某日，我和父母乘马车到郊外一座名为龙华寺的古刹游玩。坐在马车上，父亲说到上海市中心既无可登高之处，又无能望远之景，唯有站在郊外龙华寺的塔顶上，才可眺望到云雾渺渺间，低伏于远处的群山。上海远郊的平原上，杨柳影疏，蒹葭萋萋，桑枝低垂，放眼望去无边无际。而龙华寺便隐没其中。现在回想起来，那天好像是九月初九重阳节。喜好汉诗的日本文人自江户时代便热衷于这个节日。重阳佳节，登高望远，赏秋菊、摘茱萸，赋诗言情。
到了昭和时代，日本人都将秋高气爽游山一事称为远足。这是从美国传来的新词。但在我这样顽固不化的人看来，仅自古以来所用的“登高”一词便足够了。
我不记得那年的阴历九月十三是阳历的哪一天，只记得那天吃过晚饭，父亲与我在书房闲聊时，说到今天是九月十三，便即兴做诗一首。
芦花如雪雁声寒，把酒南楼夜欲残。四口一家固是客，天涯俱见月团乐。
我本想在上海找个合适的大学，这样便可长居于此。因为若是回到东京，便得接受征兵体检。不过让我最不可忍受的是即便上了大学，也得学习柔道等无聊的东西。然而，事不遂我愿，那年冬天，我便和母亲乘船回到东京。我离开上海时，已是初冬时节。公园里依然有貌美的女子乘着马车游玩，只是在她们头上已看不见秋菊的影子。
如今回首，這一切仿佛是自己三十六七年前做的一场黄粱美梦。如潺潺流水般，匆匆逝去的岁月不曾为何人停下脚步，正如东坡居士诗中所言：“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摘自《雪日》（陕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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