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锁桥

　　

对新文化运动的矛盾心态

　　林语堂1916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俨然一个洋派十足的青年，能说一流英语，浸染西方知识。毕业后，林语堂上北京任清华大学英语教员。清华当时还是赴美留学生的预科学校，由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而兴建，亦逐渐成为提倡西学的中心。1916年至1919年清华任教期间，林语堂经历了一次“文化反差”，反省自己的西学背景，探寻自己作为中国学人的文化根源，使自己的教会西学背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而林语堂自身的跨文化心理重整伴随着全国上下方兴未艾的、旨在摆脱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的新文化运动。

　　二十世纪初，一场文化风暴席卷中国大地。1895年甲午惨败以后，中国知识界对晚清士人“中体西用”的改良方案普遍失去信心，革命呼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皇室当然不愿自己放弃自己的家天下，不得不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比如，1905年宣布废除实行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的知识、权力结构。从此以后，大量青年远赴日本和歐美留学。但是革命还是来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被推翻，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于1912年宣告成立。革命后的权力博弈使军头袁世凯上位。1916年袁世凯谋划复辟帝制，惨遭失败，还搭上自己的性命。新建的共和国进入军阀混战局面。

　　同时，新一代留洋学人已经逐渐成熟，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留日派和留欧美派两路学人携手共进，创办 《新青年》 杂志，痛斥中国传统文化，号召全盘西化，以期中国文化的复兴。此时北京大学由蔡元培掌舵，成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北大文科院长陈独秀激扬文字，在 《新青年》 连续发表声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檄文。胡适在美国遥相呼应，提倡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发出文学革命的呼声。新文化运动要对所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重估，并坚信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得救而重生。

　　林语堂在京三年，正是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鉴于其教会教育背景，他在中国文化中心感觉颇为尴尬。一方面，从小的基督教熏陶使他与新文化运动精神一拍即合、感同身受。“作为一个基督徒长大成人，意味着你思想是西式的，肯定向往进步、赞同新学;总体上能接受西方来的新鲜事物，特别对西方的显微镜和医学手术由衷钦佩。”比如，新文化运动谴责裹足、纳妾，号召妇女受教育，但中国基督徒早就已经接受这些价值观，并付诸实施。比如使用白话，林语堂家乡的传教士走得更远：他们直接为闽南方言设计了罗马拼音文字，以便传教工作。据林语堂透露，他母亲不识汉字，但能用这种传教士创设的拼音文字阅读 《圣经》，还可以给他写信。所以后来在谈到汉字拉丁化问题时，林语堂曾表示：“不是说罗马化不可行，而是从心理上讲我们不会接受。”

　　另一方面，林语堂自己的心理在此期间发生重大变化，民族意识大大加强。新文化运动号召和传统决裂，堪称革命性的文化大变革，然而背后蕴含强烈的民族主义欲望，要使中国走向进步，得以“复兴”，重塑辉煌。白话文的推广得以成功，是因为它不是一夜凭空造出来的，而是有其传统根基，已经流行好几个世纪，只是没有被精英文化认同而已。然而，假如要用罗马拼音文字整个代替汉字，这将宣布汉字的死亡。如此举措很难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显然有违民族情感。正是由于其基督教教会教育背景，林语堂这个“圣约翰人”在清华做英语教员时，很难认同新文化那种激进反传统风气。他意识到自己的基督教教育背景已经使他和中国文化知识产生断层。林语堂不需要去听新文化运动慷慨激昂的反传统宣言，与传统告别，因为基督教教育已经为他做到了。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反而激起林语堂的民族情怀，促使他对自己的基督教教育背景进行重审、反叛。

　　林语堂身处新文化漩涡中心，虽然跻身于新文化精英群体，虽然本能上倾向于“新”，但缺乏中国文化知识的底蕴，无法像其他精英那样既浸染其中，又能信手拈来加以批判，甚至对于文化争论的焦点也不甚明了。基督徒家庭出身的林语堂，一路接受教会教育，对中国本土的主流文化却产生了相当的隔阂。在北京，他开始质疑自己的传统基督教信仰和教育。基督教熏陶让他对西方文化熟悉而向往，但对自己的本土文化传统却相当生疏。比如，中国人祭祖的习俗林语堂小时候是被禁止参与的。村里有什么庙会、唱戏之类的活动，基督徒小孩也是不准参加的。用林语堂自己的话说：“《三国演义》 里面的英雄好汉故事，任何一个中国洗衣店的员工都比当时的我熟悉。我从小就知道约书亚用羊角吹垮了耶利哥的城墙，当我听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我羞愧愤怒之极，我生活在自己国家却被剥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当时教会学堂出来的孩子都会遭遇这种尴尬。我下定决心投身于民族觉醒的大潮流之中。”

　　林语堂小时候浸染于基督教文化而疏离中国本土文化，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潜移默化，但上圣约翰大学时专注英文而忽略中文，自己心里也是有数的。到了清华，林语堂当时是公认的“虔诚清教徒”。当时京城文化圈内很多精英人士周末到八大胡同消遣，林语堂却在清华校园组织了一个“星期日读经班”—— 读 《圣经》。林老师当时被戏称为“清教徒”“处男”，而事实也如此。同时，林语堂内心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并反省自己的宗教熏陶，进而终止每周上教堂做礼拜，公然宣称自己为“异教徒”。为了弥补自己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缺陷，林语堂在清华时一面组织“星期日读经班”，一面埋头钻研国学文史哲知识。因为害怕被清华同事嘲笑，林语堂恶补国学知识全靠自修，多少带着羞耻感发奋自学。别人去八大胡同消遣，林语堂则经常光顾琉璃厂，向店铺掌柜请教各种古书的版本学问。

　　1917年，林语堂在英文期刊 《中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 发表长文 《礼：中国社会管控组织原则》，这可看作其钻研中国文化知识的首项成果。鉴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氛围，林语堂该文采取跨文化审视角度，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可谓大异其趣。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文化，正是冲着所谓“礼教”而来，鲁迅旗帜鲜明怒斥“吃人的礼教”，突显“礼”的非“人”性。作为受基督教熏陶成长起来的、已经相当西化的知识青年，林语堂正在努力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对“礼”的理解反而相当客观、富于同情。有别于汉学家旁观者的角度，林语堂试图从中国内部解释自己的文化传统：“礼是一种姿态与尺度，它赋予中国社会体系各要素某种和谐道德秩序。”要让社会保持良序，儒家设计了一套繁复的社会等级秩序，各种社会关系遵从有别，称之为“礼”。林语堂指出，中国社会重视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从来都把它看得比个人成就更重。“礼”要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提供道德指引，以维系社会秩序。鉴于“礼”渗透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中国又被称为“礼仪之邦”。罗马帝国由罗马法典维系，“中国也因对秩序的执著与敬畏而源远流长，立于不败”。至于对儒家学说的现代挑战，林语堂的态度相当克制。新文化运动谴责“礼教”的虚伪，号召推翻儒家文化体系，重估一切价值，林语堂则希望传统和现代价值之间能够相互妥协融合。既然“礼”建基于家庭体系，必然和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体系相对立，“但是，也许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找到能兼顾两种原则并使其得到良性发展的途径”。林语堂认为，某些行为与价值观已经渗透中国人的心灵，比如“严肃态度、责任感、崇尚稳定秩序、尊重长者、尊重权威”，这些东西要想彻底取缔是不现实的。“有些东西在现代环境下已经日趋衰微，希望这种现象只是暂时性的，长远看来，青年中国会重归理智，重新尊重古老的美德。”

　　林语堂的英文论文显示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情理解，和新文化运动的主调格格不入，但他最早的两篇中文文章却和新文化运动的基调遥相呼应。胡适1917年离美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被奉为新文化运动领袖。林语堂在清华参与了欢迎胡适回国的活动，晚年回忆自己的知识旅程，仍视胡适为对其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也正是通过给 《新青年》 投稿，林语堂引起胡适的关注与赏识，两位现代中国卓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结下终身的友谊。

　　《汉字索引制说明》发表于1918年2月15日《新青年》 杂志，标志着林语堂进入新文化运动精英知识界的核心圈。林语堂显然是受到英文字母索引制的启发，试图创设一个类似的中文索引系统，办法是把所有汉字归纳为前三个基本笔画。这是个大胆而富有创意的设想，以后林语堂终身都在为汉字的有效编序而努力。林语堂的创意设想得到蔡元培的大力嘉许，盛赞其创制“明白简易……苟以之应用于字典，辞书，及图书名姓之记录，其足以节省吾人检字之时间，而增诸求学与治事者，其功效何可量耶！”

　　汉语改良和文学革命相互关联，文学革命的关键在于提倡和提拔白话文。林语堂有关汉字索引制的创意开启了汉语改良的尝试，而另一篇刊载于 《新青年》 的文章对现代文学的发展阐述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对白话文学的语体有独到见地。林语堂认为，文学革命不能只强调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而是应该花更多精力探讨应该用什么样的白话文。林语堂指出，白话文“最易泛滥，最易说一大场无关着落似是而非的老婆话”，因此，我们提倡的白话文学应该注重义理修辞，强调“lucidity（清顺），perspicuity（明了），cogency of thought（构思精密），truth and appropriateness of expression（用字精当措词严谨）”。白话文须有适当的语体承载，这一主题林语堂后来提倡“语录体”时有更多发挥阐述。

　　1916年至1919年正是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林语堂身处文化浪潮中心，自身心灵经历了一次民族意识被唤起的洗礼，这可以看成林语堂整个跨文化之旅的第一个回合。同时，在清华任教三年，林语堂获得政府“半奖学金”资助赴美留学。就在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林语堂登上了赴美的洋轮。

从哈佛到莱比锡的留学生涯

　　赴美留学之前，林语堂和廖翠凤先结了婚。廖氏也是基督徒家庭，厦门商户人家，家境比林家好多了。廖翠凤毕业于和圣约翰大学齐名的上海女子教会大学圣玛丽大学，英语水平也是一流的，以后和友人通信也都是用英文 （署名：Hong，应该是“凤”的闽南语发音）。两人性格互补，婚后生活相当美满，相伴度过余生。

　　1919年8月17日，新郎新娘登上赴美洋轮，坐的是一等舱，船上共有一百四十六名中国学生。清华给的政府半奖每月有四十美元，此外，林语堂期望能从北大得到部分资助。林语堂答应学成后回北大任教，以期北大能提供部分留学资费。但这只是胡适和林语堂之间的口头协议，林语堂登上洋轮时还没有得到北大正式核准。上船第二天，林语堂即去信胡适，告诉他自己走得匆忙，林夫人也随船同行，他打算让夫人上拉德克利夫学院 （哈佛附属女子学院） 读一些“家政学”的课。这样安排也反映了林语堂对妇女在社会上所扮演角色的看法。信中林语堂表示，现在社會风气对家庭生活有偏见，妇女往往羞于相夫教子，而林语堂认为妇女的首要职责是要“make a good home 做成好的家庭”：“现在大家看轻家庭生养的职务，女人也以××为耻。但是等到社会能够看重生养儿子，看重家庭，看重使人类快乐的义务，社会总有未安之处。”林语堂催促胡适敲定他和北大的雇佣协议，并期待学成回国到北大和胡适携手推动现代中国文化的改良事业。

　　1919年9月11日，林氏夫妇到达三藩市，入住华盛顿酒店。初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林语堂很兴奋，吃了很多冰淇淋，也很享受酒店仆人的服务。他非常享受新婚生活，一路上被夫人照顾有加。在三藩市待了两天后，他们便乘跨大陆火车直至波士顿，刚好赶上哈佛大学新学期开课时间。林氏夫妇首先在剑桥特罗布里奇街 （Trowbridge Street）八十五号住下。9月20日，林语堂向哈佛大学递上“就读文科学位申请书”，申请书列明自己的资历如下：圣约翰预科，1911—1912;圣约翰大学，1912—1916，优秀生毕业，获学士学位;在圣约翰所学课程包括英语写作，英语文学，德语，法语，历史，经济，社会学，哲学，教育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学，以及四至五门神学，能说流利法语，德语不流利;1916—1919，任清华英语教师，以及担任英文期刊 《中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 助理编辑;中英文都有文章发表，另外有一本书出版：An Index System for Chinese Characters and Vocabulary。林语堂申请所学专业为：现代文学（欧洲），主要是比较文学;林语堂表明期望尽快能得到硕士学位并于1922年夏天获得博士学位。哈佛读硕士一般需要两年，鉴于林语堂资历优秀，校方同意林语堂可以读完一年硕士课程，只要所有课程 （除德语外） 都得A，再加一门夏季课程，并满足拉丁语要求，便可获得硕士学位。院长的批注还特别标明，这是特例，不应被看成今后圣约翰学生的先例。林语堂在哈佛选的课程有：比较文学 （浪漫主义运动），比较文学 （小说），法语 （文学批评），以及德语、斯拉夫语和英语。

　　在哈佛，林语堂如饥似渴，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披露，他每天上午都去上课，下午就待在图书馆。他发现哈佛的课程要求很高，还开玩笑道：一旦到了哈佛，就得做个“约翰·哈佛”。他还发现哈佛比较注重理论和哲理思维。

　　林语堂在哈佛上的两门比较文学课，都是由欧文·白璧德教授授课。白璧德教授当时在哈佛很有名望，还收了一批中国学生，后来白璧德的中国门徒组成“学衡派”，和新文化运动唱对台戏，对现代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白璧德在中国留学生创办的英文刊物 《中国留学生月刊》 上曾撰文 《人文教育在中国和西方》，表明反对和传统切割的态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白璧德对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提出尖锐批判。他认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和自己的传统割裂，造成道德空虚和精神危机;随着物理科学不断扩展，科学发现催生一种基于“进步”观念的实用性、浪漫式假道德。如果中国要推动文学革命、彻底抛弃传统，那么中国一定会像西方一样，遭遇道德空虚。因此，白璧德劝诫中国“不要以进步的名义丢掉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时也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自希腊以降的文化根基。这样你会发现，两个文化传统在人文层面互相印证，共同构成人类的永恒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