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相识
1975年，位于敦化南路一段的金兰大厦竣工，我买下十二楼的一间房子，稍事装潢后，就住了进去。那时大约有八户租给美国在台协会当宿舍，因为我幫房东收这些外国人的房租，人家就都以为我是房东太太。
两年后，台北发生了个很大的地震，那些租房子的美国人，十之八九都吓得跳出房门，逃命去了，从此不再回来。所以我隔壁的房子就空了。
这隔壁的房子，是 《联合报》 记者李刚的，我一听说他要卖掉，就跑去找他。
“你卖之前，一定要经过我同意。”我说。
“为什么？”他看着我，推了推眼镜。
“因为买的这个人，未来要跟我做邻居啊！”
“那你自己选好了。”李刚很客气，回房间拿了钥匙，就交给了我。
拿到钥匙后没几天，一个凉爽的上午，有人按我门铃。门一开，就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对我微笑。他穿着白衬衫和卡其裤，剃个小平头，气质斯斯文文，站得规规矩矩。
“什么事啊？”
我没见过他，所以知道他不是住户。
“我要看房子，听说钥匙在你家。”
“对！但我没时间陪你，你自己进去看好了。”我转身就拿钥匙给他。
那时我家开的牙科诊所忙极了。
“可以这样吗？”他很惊讶。
“当然可以啊！我说了算。”
于是他自己开门进去看，看了大概二十分钟，就又来按我门铃。
“怎么样？”我问。
“还可以啦，不过，有这么多缺点……”他拿给我一张巴掌大的纸，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
“哟！这是新房耶！哪来这么多缺点？”他的斤斤计较令我有点不耐烦。
“这房子你到底要还是不要？”
“我要。”他马上回答。
“你要啊？”
“签约不晓得要和谁联络。”
“等等，我有话要问你。”我仔细端详他。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啊！你平时做什么的啊？”
他并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慢条斯理地，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张名片—— 政治大学研究员。
“喔！你教书的啊？教书的好，生活就是很单纯。”
那时候我才三十六岁，对于人情世故还不是很成熟，所以一听说他教书，心防就卸了大半。
“那你家有什么人呢？”我接着问。
“有六十岁的妈妈，还有个小女儿。”
“那人口也是简单。”那时我根本没想到他没老婆。
“为什么问我这些？”
“因为一旦你买了房，就要跟我做邻居啊！我得搞清楚你是怎样的人，我不要来一个奇怪的人，将来和我闹得很不愉快。”
“喔，这样啊。”他想了想，然后又客气地问了一次，“那签约我要跟谁联络？”
“我把屋主的电话给你。”我念了号码。
他用小笔记本抄了下来。然后就在我要关上大门，而他要走进电梯时，他突然回过头问：“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啦，以后就好好跟我过啊！”
这就是我初遇大师的第一面。现在回想起来，真觉不可思议。平时我是个反应很快，又很谨慎的人，但那天怎么会懵了呢？居然没注意到他没提到老婆。如果知道他没老婆，我不会这么干脆让他做我的邻居，一定要再问他很多问题，看他究竟是老婆死了呢，还是有了孩子却不结婚。那天大概是看诊太忙了，导致我脑袋转不过来。
晚上我洗完澡后，躺在床上，忽然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接着才想到，我只看了名片上的职称，名字根本不知道。所以就爬起来，把收在抽屉里的名片拿出来看看。我的妈呀，是李敖耶！我吓了好大一跳，随即感到这非常有问题。当时想，也许过两天看看，他就不要买这个房子了，不然我可能是找了个麻烦。因为他到处和人结怨，和人没有不打官司、不告状的，他的恶名就是这样昭彰。
过了几天，电话铃响，他说：“房子我已经付了订金。”
“什么？你买好啦？”我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
“房子开价多少？”
“两百六十万。”
“喔？那还可以啦！你准备什么时候搬进来？”
“我过两天付清余款，然后要叫人来装修一下。”
“对了，”我忽然想到个问题，就问他，“你的刑期不是很久吗？怎么有办法从监狱出来？”
“是你们国民党的朋友，吴俊才 （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 保我出来的。”
放下电话，我心底咚咚咚，觉得完蛋了，他这个麻烦要住进来了。接着我打电话给吴俊才先生，他就住在我家后面，而且是我家诊所长期的病人，所以还蛮熟。
“欸，吴先生啊！你怎么让李敖就这样出来了呢？听说还是你把他保出来的。”
“啊，那是奉了经国先生命令。”当时放大师出来要有保人，但亲人都不可以保，一定要外人保。可谁敢保他？所以最后还是经国先生下令吴俊才秘书长把他保出来，接着安插他到政大研究所，也就是让他出来还有个头衔和薪水，算是安抚他。希望他学乖了，不要再闹事。
房子装修好后，大师搬了进去。刚开始他都把门关起来，不跟任何人来往，也没看到什么人来找他。我家因为是诊所，所以大门通常开着，免得病人一直把电铃按得叮当叮当。
有天早上，我看见他出门。“李先生，请站住。”
他愣了一下。
“你搬来这几个月，没看见你有什么活动。我不是监视你，只是关心你。你那么年轻，把自己关在门内干吗啊？在创作啊？”
“没有，我什么都没写。”电梯来了，他走了进去。
“奇怪耶！为什么把自己关起来，却不写作？”我按住电梯钮，“你都在想什么呢？以后人生干什么呢？再说，你除了写作还会什么？人活着总要做事啊！也没见到什么人去你那儿，当然半夜我是不知道，白天反正我门开着，一切都尽在我眼底。你这样好可惜喔，才四十几岁，来日明明还长得很。”
他听了气急败坏，踩了好几下脚，导致电梯微微摇晃。“你叫我写作？结果我写的东西都被封杀！你知不知道我写了八十几部书，被封杀了六十几部！连版税都没拿到！”
“但你不写作好可惜喔。我只是可惜啦，没有别的意思。”我放开了按钮，电梯门马上关了起来。
首交锋
大师搬来以前，美国人和我两户之间的空地，有一块很大的澎湖大理石。这大理石是楼下几个管理员合送我的，他们和一些工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搬运上来，并按照我的意思，朝着适当的方位摆放。以后每回我出门，看着都觉得气派。
大师搬来后，有天就来敲我门：“院长，请问你，这块大理石是怎么回事？”
“怎么啦？不好啊？”
“还可以。”他点点头。
“喔，还可以就摆在这吧。”
“可是有个问题啊！”他踏了下地板，“这放石头的地方，你有没有考虑到，有一半是我的啊？”
我愣了一下，才明白他的意思是我超过了地界。他的思维说好听点是细致，说难听点是计较，要是一般人碰到这样的事情，不就吵架了吗？
“啊？你那么跟我计较？”
我看着他那副摩拳擦掌、准备要吵架的样子，想着怎么回答。
“好！本人很大方，靠近你门口的一半大理石算你的，另外一半是我的。若你不喜欢，把它剖了一半丢掉也可以，任你处理。”
因为这大理石太重，没十个人绝对搬不动，我没有办法处理。
“有一半是我的啊？”他很惊讶。
“对啊！我拿出来就分你一半啊！”
然后我们约法三章，从今以后拿到门口的东西，他一半我一半。谁要是想拿东西到外边来，就要分对方一半。
这块大理石，好像就是我们交锋的基石，它奠定了我们往后几十年相处的墨规。
过了一阵子，有天我打开门，就看到一大盆红白相间的郁金香，摆在大理石旁边。我当然晓得是大师买的，但故意不吭声。
隔了两天，他忍不住问：“欸，你有没有看见门口那盆花？”
“有啊！还不错的，郁金香啊！”
“我买的啊！”
那时台湾的郁金香很贵，因为才刚开放从荷兰进口。
“我知道，你又不会种。谢谢！”
又有一天，我打开门，看到他家门边摆了个大鞋柜。我走近一看，就确信那是中山北路买的外国货，以当时市价，没有六千五百块以上不可能买到。六千五百块是什么概念？当时我住的房子才两万多块钱一坪 （约合3.3平方米），现在来说，那鞋柜大概值二十几万。我看着鞋柜上那美丽的木纹，心想：“我们定下的规范还不错。”
然后过了两天，他看我没什么表示，就跑来问我：“欸，你有没有看见我买的鞋柜啊？”
“有啊！蛮好的啊！很贵欸。”
“我想摆个鞋柜，可是你说，今后我放在门口的都要分你一份。”
“正是这样，谢啦！”我对他笑笑，“你毕竟有眼光，肯舍得买这么好的东西。东西这么贵，我可舍不得拿出来。”
白馒头
他慢慢开始和我有一些互动后，我知道他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经常没什么东西吃。有天我买了十个白馒头，就把四个放在他鞋柜上，接着按门铃。
“什么事？”他开了个门缝问。
“大师！这是很有名的‘不一样馒头，排队很久才买到的！分你四个，因为你又不会去买。”
他拉开大门，拿起盘子，很惊讶地看着我。
“别惊讶，以你的才华，以你的写作能力，你是配得上这个称号的。我期许你有天成为大家的大师。”“谢谢。”
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叫他“大师”。
记得我第一次在鞋柜上摆食物的时候，没按他门铃。回到家张医师 （我先生） 就说：“你要按一下门铃啊！光是摆在门口，他不敢吃啊！”
“为什么？”
“他会以为别人来毒死他。”
后来我和大师比较熟，就聊起了这事，他承认自己的确有这一层忧虑。
其实，他防范心还是很强的。
送书籍
大师搬来没多久的时候，有次他进到我家，就问我：“你们家不看书的啊？怎么家里一本书都没有呢？”
“看啊！”
“看什么书呢？”
“我喜欢的就翻一翻啊。”
他看向我的钢琴，更惊讶了。“你學音乐的，怎么连音乐的书都没有？”
“喔，因为我看完就丢了，不然就送人了。”
我念的是艺专的音乐系，我的书都给了小一届的一位学弟，因为他家里很辛苦，没有多余的钱买书。更何况，那时的书又贵，公务员一个月三百块不到的时候，我们一本原版的书要三百五十块。
那学弟整天跟着我，人家就都以为我们在一起，其实他只是等着拿书。毕业考试时，我在里面考，他在外面等。所以我毕业时，一本书都没有了。
“喔，”他想了一下，“那我送你一点书好不好？”
“可以啊！但给我不就是浪费吗？我又不太看。”
“摆摆也好。”
所以他就送了我 《胡适选集》 和 《诺贝尔文学奖全集》。
过了几天，他又来我家问我：“虽然是装饰，你有没有多少翻一下啊？”
“有啦！”我打开厕所门，给他看马桶水箱上的书，“坐在马桶上会看个几页，上完厕所就搁着了。”
他哭笑不得。
几年后，他又送了我 《李敖大全集》。我把书摆在正对家门的柜子上，他看到了就说：“这个位置太好了！”
走楼梯
大师搬来的头两年，经常左手拿着一本书，右手拿个水瓶，在十一楼和十二楼的楼梯间，走上来、走下去。
“你在干吗？”有天，我终于忍不住问。
“做运动，最便宜的运动。”他喘着大气，用手背擦汗。
“那干吗拿着书呢？”我看了看书名，感觉是没什么意思的书。
“我在背书。”
后来我叫他不要再这样爬了，因为下楼梯太伤膝盖。所以，之后他就改成从一楼爬到十二楼，再搭电梯回到一楼，然后又爬到十二楼，这样的循环。
还有次，大概是清晨，大师很高兴地骑着脚踏车，“咻—”地溜进了金兰大门口，而我正好站在那。“你到哪去了啊？”
“我骑去台北火车站，还绕了一圈。”他红通通的脸上透着得意。
“干吗去啊？”
“买张车票。”
“你脑筋不清耶！”我大声骂他，“骑什么脚踏车？多危险啊！你以为脚踏车可以随便骑啊？”
“我只是想运动一下……”他呆呆地看着我，不明白为何被骂。看了柜台的管理员，管理员也不置可否。
“你外面那么多敌人，说不定哪天谁会故意开车子撞你，以后不准骑！更何况，清晨骑本来就很危险，经常会遇上酒驾的。”
一直不动声色的管理员，眼看大师进了电梯，才跟我说：“唷！他给你骂得没敢动。”
“当然！他知道我是为他好。”
大师后来觉得我说得对，就买了个固定脚踏车的支架，改成在家里骑。
不怕我 ？
大师搬来没多久时，有次他对我说：“我是个厉害角色。”
“那自然。”我完全同意。
“但你怎么不怕我？”他皱起眉头。
“啊？我为什么要怕你？”
大师愣了一下。
“我又无求于你，你也无恩于我，彼此相处又很尊重，很有尺度。我不怕厉害的人，反而很愿意和厉害的人做朋友，因为厉害的人大都明事理。”
“那倒是。”
“我只怕浑的人，对那种人就是有理说不清。你厉害，而且我觉得你蛮讲理。就算偶尔做些离经叛道的事，也都还站在个‘理字上。”
“喔！”他眼睛一亮。
“再说，有没有谁说过我害人呢？”
他看着天花板，想了几秒钟。“那倒没有喔。”
“你最擅长的就是‘以证据骂人，但我行得正，根本没有小辫子让你抓啊！无法修理我，还怕你什么？我这一生没什么本事，唯一厉害的就是安分守己、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不去占人便宜，也不让别人踩到我的界线，而要是谁故意来踩，我绝对予以还击。所以哪天要是你不讲理，我就骂你，骂没有用，我也还有一招。”
“什么招？”他探身过来。
“躲你啊！把你关在门外，把我关在门内！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以后，每当大师遇到朋友，而我又刚好在旁边，他就会指着我，向对方介绍：“这就是我最厉害的邻居，你相信吗？她不怕我耶！”
买车位
大师买的房子没附车位，他一直想要一个。
有天他跟我讲：“嘿，我们来搞搞看，看能不能搞得我们都有车位。”
“我有车位啊，早就买了。”
“什么？”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车位应该是我们大家共有的！”
“谁讲的？金兰的22个车位，是22个人持有权状。你怎么可以搞呢？搞不到的，别搞了。”
他不相信，就搜集资料，花了一些时间研究。结果正如我预期，当初大家买车位的法律文件毫无破绽，也就没有他可以见缝插针、胡搞瞎搞的余地。他认知到这点后，非常失望。
后来有天，我睡一觉起来，忽然想起地下室其实还有闲置的空间，大约就是一个车位的大小，只是位置很差。如果车子停在那里，后面的车子就不好进出，所以不能直接把那地方变成车位卖掉，于是，我打电话给当初建这大楼的负责人叶财记。
“欸，叶老板啊，你那个车位画得不太好。”
他现场来看过后，也承认不太好，不过，后来我解决了问题。本来发电机位在机房的正中央，我找工人把发电机往左边推过去，接着把机房改小，就在柱子旁边挪出了一个位子，那边比较好停。
“啊唷！原来那里还有一块土地，”叶老板说，“怪不得我每年都多收到一张地价税单。”
“既然有这个空间，而李敖大师刚好想买个车位，你就卖给他吧。”
“张太太！”叶老板双手合十，欲哭无泪，“你行行好，别招来这个牛鬼蛇神，我惹不起他。”
“放心啦！”我拍拍他的肩，“有事我承担。”
叶老板苦思许久，看起来百般不愿，但终于还是说：“好吧，我卖。”
“那多少钱啊？”
“你说就好了，”他连忙摆手，“我不要说。”
他连说价都不敢。
我和大师讲了这事。
“你看！你有钱要买东西，人家怕得几乎不敢卖给你。”
“喔……”他若有所思，“那该用多少钱跟他买？”
“如果你想买，就要照市价。找人来估价后，你愿意就买。”我一边回话，一边为自己倒了杯茶，“总之，为了无中生有这车位，我可费了不少功夫，该照顾你的我都照顾了。”
专家估价后，那车位市值两百六十几万，但是要交个十万块的增值税。结果，大师不只买了车位，连税金也一起帮叶老板交了。大师这件事做得很漂亮，得偿所愿，还兼顾了人情。
“这桩买卖，他对我可真好！”叶老板不敢置信，“多亏了你！”
“他对你好，跟我没那么大关系。”我在电话中说，“买卖不占便宜，就是他的本性。人啊，不打不相识。你没想到大师有这么圆融的一面吧！”
缓降机
大师家里没什么装饰，书倒是一堆，连房子的隔间都是用书叠成的。可是书一多，就怕火災。万一哪天真的烧起来，岂不是完蛋？为了安全，有天他就买了缓降机。那缓降机是火灾时专用的，是附有一条长长的绳子、能垂直升降，而且应该是可靠的机器。当时一台缓降机要六万块，三十几年前的六万块是很大一笔钱，他还买了两台，先是在他家装一台，然后在我家也装一台。
“你装这个干吗？”我问。
“以防万一啊！消防车的云梯只到十楼，而我们都住十二楼。”
机器装好后大师很高兴，于是对我先生说：“欸，张医师啊，你绑个绳子，下去试试看！”
“奇了！为什么你不下去，却叫我下去啊？”张医师拿了绳子，就递给大师。
“因为我怕死，”大师腼腆笑笑，“不敢下去。”
后来还是装机器的工人试给我们看。原来使用缓降机，得爬出窗外，用绳子绑个好复杂的结，再慢慢晃下去！这不到紧急情况，谁敢下去啊？而且，就算情况危急到非下去不可，我们谁也没那个体力抓绳子，抓不好就会掉下去，在众目睽睽和尖叫声中，摔成一个又一个肉饼。
许多年后，火灾一次也没发生，我觉得那个机器太占地方，而且未来大概也派不上用场，就趁第二次装修时丢了。大师的倒是原封不动，在防尘罩的庇护下，随时待命。
丢缓降机的时候，我跟他说：“算啦算啦！遇上火灾我也不逃，大不了跟金兰同归于尽！”
擦玻璃
我们金兰每一户，从正面到侧面，都是四十四块玻璃窗，窗户多的好处就是室内明亮，坏处就是清理很费工夫。大师刚搬来时还没结婚，一个独居的大男人，却把窗户和房间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一般人都是看到玻璃积灰尘了，或是有些雾了，才偶尔去擦一下。但大師很勤劳，总是在灰尘还来不及生成时，就拼命擦，把玻璃擦得傻瓜亮，亮到有时我甚至怀疑，窗户上会不会根本就没有玻璃？
还有擦地板，不是拿拖把，他都是跪在地上擦。他对擦过的地板要求很高，那就是一根头发都不能有，可见他是多么爱整洁。所以我第一次到他家时，我说：“唉唷，我拖地啊，都只是拿拖把写几个大字就完事了，你这样我真的自叹不如。”
他很怕别人用他的厕所，别人用过他就觉得不干净。虽然客人来到他家，有需要的话厕所是一定会借，但客人一走，他就赶快清洁。
还有，他的内衣，哪怕破了也是洗得白亮。晒衣服的时候，他一定要裤子晒一边，衣服晒另一边，以一样的间隔对齐。这跟他对待藏书的方式一样，也就是一丝不苟、分门别类。
一般人都不了解他的这一面。至于他交来的女朋友，贤慧的固然也有，但大都不会做事、不替他打理。其实大师也不要人家帮他打理，家里的整洁，他坚持自己来。
有次一位国民党的要员问我：“张太太，你觉得李敖的政治倾向，会不会有危险？”
“不可能。”我马上回他。
“怎么说？”他倾身向前，眼神炯炯。
“他家那四十四块玻璃，擦得比我都亮，可见他每天要花多少工夫在意自己的生活品质。亡命之徒不会这样，所以他不可能造反。”
“喔！你言之有理！”
大师对家事是那么一丝不苟，可是结婚以后，就几乎不做了。以正面的角度来看，这也许能解读为：他相信王志慧，觉得她能将家事做得很好。家事不必操心后，大师就多了不少读书写作的时间。
忒大方
大师对九个管理员很好，哪位生病他就赶快掏钱，而且不是掏一点点，他一给就是五千块。当时五千块很多，管理员的月薪才三千多。还有逢年过节，红包一发就是每人三千块。
所以那些管理员觉得，这下可找了棵大树靠。大师都跟管理员说：“我给你们钱，可千万别跟院长说，不然她会拿回来。”
他动不动就发钱，是因为觉得管理员赚得并不多。
当然这种挥霍的事我不会做，我只把钱花在刀口上。
“你好小气。”大师有次跟我讲，而我用眼角余光瞄到，管理员在旁边偷偷点头。
我看向大师的夹克口袋，果然比平时扁了一点，再看看管理员那一直插在口袋的右手，以及脸上藏不住的笑容，就明白他们刚才在做什么了。
“你是大方啦！”我这样回他，“可是我是当家主事的人，整栋大楼都归我管，每天都得苛算着过日子，当然小气啰！”
管理员说要上厕所，就下楼去了。我知道他八成是回房间放东西，但我不管他。
“我不能大气啊！大气就败家了！”我继续对大师说，“更何况，我小气是占了谁的便宜啊？或是刻薄了谁啊？做公家的事，就一定要秉持着法度，谨慎用钱。我不能落谁话柄。你呢？没有法度，心情好的时候，就随兴挥洒钞票。当家主事的人，可不是这样做事喔！”
“喔。”大师应了我一声，但脸上的表情啊，好像在说：“你是你，我是我，反正下次我高兴，还是要给钱！”
（选自《档案春秋》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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