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辉刚

　　

中国户籍制度的源流

　　户籍制度，也就是户口制度，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制度，是指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的原则立户、分类、划等和编制。

　　户籍制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登记制度;一是管理制度。户籍登记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朝已开始实行人口登记制度，有“登人”或“登众”，即临时征集兵员的记载。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 《周礼·秋官·司民》 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可见，商周时期，已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司民”，对生齿 （男孩满8个月，女孩满7个月为生齿） 以上的人，按不同性别登记于册，即“书于版”，并分城 （都） 乡 （鄙） 进行人口统计。同时，每年要对人口的出生和死亡进行登记，以掌握自然变动情况，每隔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核实 （即“大比”），孟冬 （阴历十月） 时上报。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立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即“书社制度”和“上计制度”。“书社制度”的内容是：百姓25家为1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上计制度”是： 郡、县长官每年于年底前将下一年度的农户和税收的数目作出预算，书之于木券上，呈送国君。如商鞅变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成熟，户籍登记制度也日趋完善，管理户籍和财经的衙门出现，即户部，六部之一，长官为户部尚书，曾称地官、大司徒、计相、大司农等。

　　至清光绪末年，改“户部”为“度支部”，管田赋、关税、厘金、公债、货币及银行等。

　　民国前期，尤其是北京国民政府时期，没有详细的户口制度，只是参考了清末 《调查户口章程》，制定了 《警察厅调查户口规则》，1915年颁布了 《县治户口编查规则》 及 《警察厅调查户口规则》。1934年4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台了 《户籍法》，定于7月1日起施行。

　　1935年出版的 《首都志》，卷六为户口。开篇即曰： 首都户口，自汉至今，历历可考。然或以郡计之，或以县计之，或以市计之，区域有大小，难以比较其繁衍之度，而所计者又未必尽覈 （核）。兹据诸书为表，存其大都而已。

　　书中将西汉以来，至民国二十四年 （1935）首都人口，分为男女详细列出。可见户口制度在中国的重要性。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以后，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于1947年颁布了 《户口普查法》，建立了各级户政机构。

　　新中国户籍制度始于1950年8月12日，公安系统在内部颁发了 《特种人口管理暂行办法 （草案）》，正式开始了对重点人口的管理工作。1951年7月16日，公安部制定并颁布了 《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建国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从而基本统一了全国城市的户口登记制度。

“末代皇帝”的户口簿

　　在封建社会，作为皇帝，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听说过皇帝还有户口？如果皇宫大内没有户口制度，紫禁城里众多的人口将怎样管理？当然，这些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我这里所说的皇帝的户口，专指“末代皇帝”溥仪的户口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作为战犯，在沈阳被苏军逮捕，押往苏联伯力关押。1950年7月被押送回国，先后关在哈尔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过十年的改造学习，于1959年12月4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宣布特赦。

　　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元年（1908）登极。1912年2月，袁世凯为当大总统，与隆裕太后谈好條件，即《优待清室条例》。规定：（1）清帝称号不变;（2）每年由国民政府给予四百万元;（3）清帝仍居清宫，以后移居颐和园;（4）原有私产由民国保护等等。

　　2月6日，参议院通过了《优待条例》。2月12日，6岁的清朝末代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暂住北京紫禁城;但《条例》并未规定清室搬出紫禁城的具体日期，所以溥仪等一直住在紫禁城中。直到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才迁出了紫禁城。

　　以后，溥仪居无定所，先借住其父载沣的“北府”，后搬迁到日本公使馆，又借住天津张园和静园等地。直到1931年11月，在日本人的帮助下逃到旅顺，于1932年成立伪满洲国。所以，他的出生地和户籍，也应该是北京市。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溥仪从战犯到公民，就要有户口，当时户口是与粮油关系以及各种副食品票证联系在一起的。没了户口是无法生活的。那溥仪的第一个户口关系究竟落在哪里呢？

　　溥仪回到北京后，先落户到西城区前井胡同6号。这里是溥仪五妹韫馨和五妹夫万嘉熙的家。为什么落在这儿呢？溥仪的亲友们大多住在这一带： 族弟溥俭和五妹同院，距离不过二百米的南官场口则住着他的几位族侄;绕过后什刹海再走四五分钟就到了六妹住的四合巷4号，四妹住在鼓楼，二妹住在景山东街。离得都不远。

　　来到五妹家的第二天，溥仪就由族弟溥俭陪同，去所在辖区派出所办理了户籍手续。

　　溥仪说：“我住在什刹海后面的五妹家里。在那以前，我从来没有作为一般的公民生活过。我活了五十几岁，还头一次一个人随便逛大街，在商店买东西，坐公共汽车、电车，随便到亲戚家串门，到朋友家访问，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感到太新鲜了。”

　　为此，溥仪还闹出找不着家门的笑话呢。有一天，五妹夫妇上班走了，溥仪操起笤帚到大门外扫街，本打算扫扫自家门口，扫来扫去却不知跑到哪家门口，迷了路，找不到回家的门了。后来一位街坊问明了情由，才把他送回家来。

　　十多天后，即12月23日，溥仪搬到东单附近苏州胡同南口崇内旅馆，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郑庭笈等其他国民党战犯住在一起，每人一间，溥仪住214号房间。此外，邱行湘、陈长捷、曾扩情、卢浚泉、周振强和杨伯涛，则住在前门南边的虎坊桥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