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战如战场,有贸易活动就有贸易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著名的贸易战,有的贸易战已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还成为对手间彼此综合实力较量的一个重要战场。
一、管仲的贸易武器
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商人。他对商品的价格规律有着深刻的把握,多次以贸易战为武器打击或征服对手,取得许多成功的案例。
由于生产分工不同,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比如在齐国的周边国家中,鲁国、梁国就以出产精美的绨而出名。齐桓公为如何征服它们而发愁,管仲给齐桓公出了个主意,认为不用发动战争就可以让它们屈服于齐国。
管仲的办法是,发动齐国上层人士带头穿绨做的衣服,齐桓公本人亲自示范,这一点并不难做到,齐国上下很快形成了“绨服热”。如此一来,绨在齐国的身价倍增,齐国于是以高价从鲁国、梁国进口绨,鲁国、梁国的百姓纷纷放弃粮食种植改去生产绨。管仲贴出告示,规定鲁、梁两国的商人凡能为齐国贩来1000匹绨的可以得到300金,贩来10000匹的可以得到3000金。
鲁国、梁国立即为绨而疯狂,没有多少人去生产粮食了。看到这种情况,管仲请齐桓公和大臣们改穿帛做的衣服,同时下令关卡禁止鲁、梁两国的绨进入齐国。两国堆积如山的绨价格迅速暴跌,百姓损失惨重。鲁国和梁国没有粮食吃,想向齐国购买,管仲下令将粮食定为贸易违禁品,不得向两国销售,结果鲁、梁两国的粮价狂涨到每石千钱,而齐国的粮食每石只卖10钱。为求生计,大量鲁、梁两国的百姓纷纷逃到齐国,两国的国君也不得不向齐国低头,齐国通过贸易战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
距齐国不远的地方有个衡山国,兵器是这里的特产。管仲派人向衡山国大量订购各类兵器。这件事被齐国的对手燕国、秦国和赵国知道了,大家不甘落后,也加大了向衡山国购买兵器的数量,加入到这场“军备竞赛”中。面对这种情况,衡山国的国君一开始挺高兴,下令提高兵器的价格,同时鼓励老百姓都去从事兵器生产。
管仲又派人去赵国大量购买粮食,之后运到齐国以高价出售。各国商人得到消息,纷纷从各地收购粮食往齐国贩卖,各国间粮食贸易的价格迅速涨了起来,各地的粮食也源源不断运到了齐国,有的国家出现了“粮荒”,其中衡山国的情况最为严重。这时,管仲下令断绝与衡山国的一切来往,封闭两国间的关卡,尤其严禁粮食流入衡山国,其他各国也纷纷效仿。衡山国百姓守着价格不菲的兵器却没有粮食吃,于是纷纷逃亡,齐国趁机发兵攻打衡山国,衡山国只好投降。
類似的手段管仲对楚国也用过,楚国实力更强,非鲁、梁两国可比,但依然败在了管仲的贸易战中。管仲先以高价从楚国大量购买鹿,结果鹿价很快上涨了5倍,很多楚国百姓因此发家致富,越来越多的楚国百姓无心从事农业生产,一心去捕鹿、贩鹿。待时机差不多时,管仲下令停止齐楚间鹿的贸易,禁止楚国的鹿进入齐国,楚国鹿价暴跌,粮价狂涨,有多达十分之四的楚国人因此外逃,楚国元气大伤。
二、唐朝的茶叶贸易专卖
茶叶是中国传统特产,《尔雅·释木》 就有茶叶的记载,中国茶叶种植的历史至少有4000年。早在原始公社后期,茶叶就出现在物物交换的物品中,到武王伐纣时,茶叶已成为一种贡品,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到战国时茶叶生产已经初具规模。饮茶的习惯最早流行在上层社会以及佛事活动中,到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已开始流行起饮茶的风气,唐代这股风气更盛,茶叶成为百姓的基本生活消费品,唐人陆羽所著的 《茶经》 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
茶树是嫩枝无毛的灌木或小乔木,对生长条件十分挑剔,一般只生长在土层1米以上、不含石灰石、排水良好的砂质土壤中,还要求年均降水量在1500毫米左右,不足或过多都影响茶叶品质;同时还要求光照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全年日平均气温要在10摄氏度左右。按照以上这些苛刻条件,南纬16度以南和北纬30度以北基本不适宜种茶,即使纬度符合,也必须有合适的土质、雨量、光照、地形、海拔等条件,这就使好的产茶区十分有限。而中国幅员辽阔,地质条件丰富,有不少优质产茶区。
在气候寒冷、喜欢吃肉或冷食的地区,人们尤其钟爱饮茶,但这些地方又不生产茶叶。史书记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唐代“番人”主要指的是西南、西北地区的广大少数民族,他们建立了吐蕃等政权。为维护边疆稳定,唐朝与他们多次会盟,同时开市贸易,唐朝输出的商品主要有绢帛、铁器、茶叶等,从番区输入的商品主要是马、牛等牲畜。
在贸易中,唐朝政府发现茶叶这种番区无法生产的商品具有特殊意义,于是加强了对茶叶贸易的管控。唐朝实行“榷茶制”,即对茶叶进行官府专卖,任何民间商人不得私自从事茶叶买卖,对于违禁向番区进行茶叶贸易的政府给予严厉打击,这项制度“古所未有,自唐以来,其法始备”。唐德宗时,户部侍郎赵赞又建议对茶叶贸易收税,按交易额“十取其一”,“自是每岁得钱四十万贯,茶之有税自此始也”,通过加强贸易管理和收税,茶叶这种“拳头产品”在唐朝对外贸易中的优势更好地发挥了出来。
三、宋明的“茶马之战”
各少数民族地区不生产茶叶,又离不开这种商品,这使得他们在贸易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也有“拳头产品”,那就是马匹。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战斗力最强的军种,马匹不仅是普通的商品,还具有战略意义。但中原及内陆地区普遍不产好马,这成为中原王朝的软肋。尽管有不少帝王曾尝试在内地养马,但品质都远逊于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出产的良马,从少数民族地区购买马匹是历代王朝保持军队战斗力的关键。你有茶叶我有马,都是离不了的物资,又都无法替代,于是以马换茶的贸易模式从唐宋时期起就开始形成了。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西戎茶马之市,自宋已然。盖土蕃潼酪腥膻,非茶不解其毒,而中国藉之可以得马。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
宋朝对外贸易的对象是西夏、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一开始,贸易方面的事务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尤其马匹的采购,朝廷的市易务以及地方政府、军队等都有权进行,不利于掌握定价权。宋朝很快发现了这一点,成立了茶马司,不仅统一管理马匹采购,而且将采购马匹与茶叶出口结合起来,茶叶出口多少、如何定价、违禁从事茶叶贸易如何打击以及采购的马匹要达到怎样的标准等都由茶马司统一管理。为厘清茶马司与各州县的职权,宋朝政府在绍兴七年 (1137年) 还颁布法令,规定了茶马司官员的具体权责以及州县地方官员协办茶马事务的办法。
管子提出了“利出一孔”的著名论断,认为“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拙;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所谓“利出一孔”,就要实行统一管理,宋朝在对外贸易中较好地坚持了这一点。
宋朝在军事上很失败,但在贸易战中却处处主动。对茶马贸易统一管理后,茶叶的贸易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而马匹采购方面也在保质保量的同时尽可能降低了价格。在与西夏和辽的贸易中,宋朝一直保持着较大的顺差,限制了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综合实力的增长。
明朝进一步提出了“以茶驭番”的思路,朱元璋认为茶叶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物资,其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他指出:“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夷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我国家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今惟易红缨杂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夷狄哉?”
明朝将榷茶制度进一步严格规范,强化了茶叶的垄断地位,将茶叶贸易严密控制起来,明朝大臣梁材在 《议茶马事宜疏》 中说:“国家设立三茶马司,收茶易马,虽所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所以系番人归向之心。”明朝的茶叶贸易不仅为获利或换取马匹,更为以此影响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从而达到“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的政治效果。
四、努尔哈赤的“人参战”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创建八旗制度,建立了后金政权。但是,后金作为偏居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经济发展面临着自然条件不足的局限性,而马匹也不是其优势产品,要与中原王朝开展贸易活动,面临的困难更大。
但后金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拳头产品”,那就是人参和毛皮。尤其人参,这是东北地区的特产,其价值很早便被内地的人们所接受,《太平御览》记载有燕国国王慕容晃给晋朝尚书顾和的信,其中說到“今致人参十斤”,这是公元4 世纪的事。
努尔哈赤重视人参贸易,还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努尔哈赤是后金的传奇人物,他10岁丧母,为生计曾挖过人参、打过猎,所以他“独擅人参、松籽、海珠、貂皮之利”。不过,早期人参的加工与现在不同,当时人们挖出人参后,为了保鲜通常“以水浸润”,买卖的人参一般是“水货”,不易储存。在与明朝的贸易中,人参的这个缺点经常使后金人吃大亏,有时不得不将人参低价贱卖。明万历三十三年 (1605年),为打击后金经济,明朝突然宣布停止人参贸易,结果后金有10万多斤人参烂掉,损失惨重。
但这没有难倒从小就与人参打交道的努尔哈赤。经过摸索,他让人们把人参煮熟后进行晾晒,这种方法开始并不被大家接受,“诸臣不从”。但努尔哈赤“不徇众言”,继续改进这种炮制方法,“遂熏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
“技术创新”解决了后金在人参贸易中面临的难题,原本想通过“人参战”向后金发难的明朝反而吃了亏。对人参的刚性需求迫使明朝于两年后不得不恢复了相关贸易,但此时经新方法炮制的人参价格已远高于禁市之前,后金在“人参战”中最终胜出。
五、张居正的“铁锅战”
在明朝,北方少数民族地区除需要大量购进茶叶外,布匹、棉花、食糖、粮食也是大宗采购物品,除此之外,北方少数民族还希望能采购到硝磺、盔甲、弓箭等,这些属于“军火”,当然不能随便输出,明朝政府对这类物资一律实行严格的禁卖。
明中期,生活在蒙古高原的瓦剌部与明朝政府议和,瓦剌部成为明朝的藩国,双方达成互市协议。在贸易中,瓦剌部提出的一种求购物资引起了明朝的警觉,这种物资不是禁卖的兵器,而是铁锅。铁锅是生活用具,瓦剌部缺铁,也没有成熟的炼铁技术,所以急缺铁锅。为维护双方的和平友好关系,输出铁锅给他们也是人之常情。
但这件事引起了张居正的注意,他认为瓦剌部求购铁锅,用意或许并不简单,因为铁锅可以重新熔化炼铁,之后打造成兵器,这与直接输出兵器没有两样。张居正的担心其实不无道理,瓦剌部提出求购铁锅确实暗藏着这样的目的。不过他们认为,没有铁锅对于喜欢煮牛羊肉的瓦剌人来说生活必然很不方便,明朝如果完全禁卖,将在道义上失分,明朝或许会考虑他们的要求。
难题交给了张居正。经过思考,张居正提出铁锅贸易可以进行,但必须采取3项措施加以限制:一是限量供应,只在规定的几个市镇备有铁锅,由官方负责贸易,任何民间商人不得从事此类交易;二是“以旧换新”,瓦剌人要购买铁锅,必须用旧铁锅来换,以防备将旧铁锅改制为兵器;三是限定输出铁锅的品类,在各类铁锅中,广东一带出产的“广锅”不易熔化再炼,张居正将输往瓦剌部的铁锅指定为“广锅”,其他品类的铁锅不得输出。
小小的铁锅里竟有这么多讲究,张居正这些措施执行后,既解决了瓦剌部的贸易需求,又打消了明朝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算是贸易战中“双赢”的一例。
(选自《文史天地》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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