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杨

　　叶嘉莹先生今年九十四岁，距离她回国执教四十年只差一年。这一年里，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将全部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迦陵基金”，二是个人传记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终于杀青了。

　　这两件看似毫无逻辑关联的行为实际上都指向她的同一个心愿——“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

　　坚持站着讲课

　　身着紫色开襟长衫套装的叶嘉莹先生在一阵掌声中从舞台一侧走出来。她因为腰腿之疾，由两位工作人员左右搀扶着，一小步，再一小步地往中央走去——那儿立着一方讲台。

　　主办方给她准备了一张柔软厚实的靠背椅，她不坐，要站着讲课，把椅子晾在身后。“我到现在90多岁，我的腰腿有毛病，但是我一定要站着讲课。这是对于诗词的一种尊重。”

　　叶嘉莹不慌不忙地讲了3个小时，长度超过了主办方的预计。她白发微卷，神采飞扬，连连打起手势，毫无衰老、疲倦之态。只在讲座中段，实在是累了，她用商量的口气说：“我现在可以休息两分钟吗？”听众以掌声作答，她坐下来喝了几口茶水。

　　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上世纪中期曾在台湾地区执教于台湾大学、台湾辅仁大学、淡江大学，1969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受聘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1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首位中国古典文学院士。1979年起，她每年利用假期回国讲学，2013年，因年老不能再越洋奔波，决定正式回国，定居于南开大学。

　　她一生致力于古典诗词的教学，获得了使古典诗词于当代再生的赞誉。90岁生日时，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向她发来贺信，在信中称赞她心灵纯净、志向高尚，诗作给人以力量，“多难、真实和审美的一生将教育后人”。

　　叶嘉莹为她一生获得的学者、教师和诗人等众多名号排了个序，说大半生的时间用于教学了，所以首先是教师，其他的排在这后面。

　　讲座主题是“从漂泊到归来”。91岁的年纪，她对从前的事情已经一点一点地忘记了，幸而人生重要时刻她都写有诗词。她把一生所作的几十首诗拿出来，用黑色隶书字体打在幻灯片上，一首首吟诵，逐字逐句地讲。从生于战乱，长于动荡，到艰难度过政治风暴，漂泊海外，再到晚年归国定居。

　　这些诗篇中包含了她最真挚的感情，少年丧母，写了8首哭母诗，晚年丧女，她又写下10首哭女诗。吟诵时，她仿照古法，把入声读成仄声，曲折婉转，有音乐之美，一生起伏尽在抑扬顿挫之中。

　　诗词几乎是叶嘉莹生活的全部。

　　“我一直在教书，这是情不自已。”她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讲给年轻人知道？你不能讲给青年人知道，你不但是对不起下面的青年人，你也对不起古人。”

　　叶嘉莹说，从1945年大学毕业至今，她在讲台后站了整整70年。“我本来只教了一个中学，可是学生喜欢你的教书，就传说出去，于是第二个中学请你教，第三个中学请你教，连第四个中学都来请你教，直到你的课时再也无法排上为止。所以我是不教书则已，一教书，就一直教下去了。”

　　对叶嘉莹而言，没有退休这回事。91岁了，她还带学生，在家中的小客厅为他们讲课。之前，在南开大学为她举办的九十华诞的学术会议上，她发表生日感言说：“以后一定会继续努力地工作”。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叶嘉莹少年时就表现出了兼具悲悯与智慧的“诗心”。这得益于她的家庭教育，旧学修养极深的伯父是她的启蒙者。伯父给了她一本诗韵，教她“一东，二冬，三江，四支”……10多岁时，就出题让她作诗。叶嘉莹记不起第一首诗的全部细节，只记得那是一首关于月亮的诗，用的是十四寒的韵。

　　王国维曾有一句感叹，“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叶嘉莹忧患不断却成就斐然的一生，正是这句话的注解。

　　15岁的一个深秋傍晚，叶嘉莹长时间蹲在地上看一只快要僵死的白蝴蝶，怎么挣扎都飞不起来，她写下一首《秋蝶》，意境孤寂清冷。16岁的夏天，她作了一首《咏莲》，追问人生意义。

　　有人问她：怎么你十几岁就写这样悲观而深刻的诗？她回头想想也觉得奇怪，“莫知其然而然，莫知其为而为，总之我写了这样的诗”。

　　少年时代，叶嘉莹经历了国仇与家难的双重变故，这些诗作，都是有感而发。

　　叶嘉莹一生少有安稳的日子，经历了3次大的灾祸。17岁丧母，让她比一般人提早明白了生死离别之意。

　　1948年，她随丈夫渡海来台。台湾当局施行白色恐怖政策，丈夫因思想问题入狱，她和幼女一度被拘，政治风暴让她无以为家。那时，她常常做回不去的梦。梦中回到老家北平的四合院，但所有门窗紧闭，她进不去，只能长久徘徊于门外。她还常常梦到和同学经过什刹海探望老师顾随先生，却总是迷失于又高又密的芦苇丛中。

　　几年后，丈夫出狱，却因长期囚禁性情扭曲，动辄暴怒。为了老父和两个读书的女儿，她辛苦教书维持整个家庭，极尽忍耐，以平静示人。只在梦中舔舐伤口——那些梦里，逝世多年的母亲突然出現了，要接她回家。

　　王安石的 《拟寒山拾得》把她从悲苦中提振起来。其中一句，“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如当头棒喝。她跟自己说，要把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杀死了，就不再为它烦恼。

　　诗词佐证了她如何度过艰辛的岁月。政治风暴渐息，她在一所私立学校谋到教职。盛夏的台南，高大的凤凰木开了一树艳红的花朵。这种美丽而陌生的植物，是她在北方的故乡没有见过的。“我真是感到，往事如烟，前尘若梦。我当年在故乡的那些欢乐的时光永远不会回来了。”那时她不过二十来岁，却在岁月无情的流逝中，有了“雨余春暮”的心情。

　　“我们在大时代的战乱变化之中，真是身不由己。你漂到哪里，就落到哪里，都不是你的选择。”在一篇文章中，她提出“弱德之美”的概念，说诗词存在于苦难，也承受着苦难，因此是弱的。但苦难之中，人还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是“弱德”。她说自己一生没主动追求过什么，面对不公和苦难只有尽力承担。她极其坚韧，“把我丢到哪里，我就在那个地方，尽我的力量，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

　　197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她独自穿过一大片树林去投一封寄往中国的信。在那封信中，她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教书。她说一生很多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次是她唯一一次主动争取。从家中出来时，树梢上还有残阳余晖，往回走时，天色全暗了。那个黄昏让她思索如何对待余下的日子。

　　1979年，她收到了中国教育部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安排她先去北大教书，不久后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每年3月，温哥华的大学停课放假，她就飞回国内讲学。如此奔波30多年，直到2013年，她决定不再越洋奔波，选择了定居南开。

　　莲心不死

　　回忆初回南开的讲课盛况，叶嘉莹依然很兴奋，“那个房间里坐得比现在还满”。她朝台下比划着。台阶上、窗户上都坐着学生，她得从教室门口曲曲折折地绕，才能走上讲台。

　　1979年叶嘉莹回国授课时，徐晓莉是一名旁听生。当时她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特意跑到南开大学旁听。她回忆说：“那个时候大家穿着清一色的衣服，男生和女生都分不出来，可是叶先生在讲台上一站，从声音到她的这个手势、这个体态，让我们耳目一新。没有见过，真是美啊。”

　　她记得叶嘉莹在黑板上的板书也很好看，竖排繁体，一边说一边写，速度很快。“因为她可能用英语讲课习惯了，她装饰句很多，而且定语从句很多，很长很长的句子，滔滔滚滚的，听呆了。”她说，“从那儿以后，我们回去就一传十，十传百……”

　　叶嘉莹白天讲诗，晚上讲词，学生听到不肯下课，直到熄灯号响起。她写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句子，形容当时的场面。

　　“文革”刚过去，学生对于新知和旧学，尤其对承载真善美的诗歌，有极大热情。叶嘉莹继承了她的老师顾随先生的讲课风格，“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注重分享心灵的感受。

　　这是很多学生和教师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课后，有很多学生给她写信。徐晓莉是其中之一，她写信告诉叶嘉莹，听了她的课，她的人生就这样开始改变了。

　　台湾作家陈映真在一篇文章中分享了1957年在台湾旁听叶嘉莹诗选课的感受，说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诗词中丰富璀璨、美不胜收的审美世界，叶嘉莹的每一堂课“几乎都令人感到永远新奇的审美的惊诧”。

　　叶嘉莹在诗词教学中投入了深情。每次讲杜甫《秋兴八首》，念到“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二句，总因为长久思念故乡，而泪水涌动。学生钟锦说，“她不是把诗词作为一个客观的学术对象，她是把这个学术、诗词本身和她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了”。

　　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教课，叶嘉莹感到幸福。“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教书，我可以随便讲，讲到哪里就是哪里。”但在温哥华，她费尽力气，也只能用“最笨的英语”去讲，难得跟在地上爬行一样。她感到，用母语讲诗，才是自由的。

　　得知她回国定居的打算，一些海外诗词爱好者与南开大学校方联系，出资为她在南开盖了“迦陵学舍”，名字取自她的号——迦陵。

　　她喜欢南开马蹄湖的荷花，于是学舍就建在湖畔不远处。她的母校辅仁大学当年在恭王府，师生常在海棠树下作诗。恭王府工作人员移植了两株西府海棠栽在学舍院子里，满足了叶嘉莹的怀旧之思。

　　叶嘉莹现在依然独立生活。她说自己有诗词为伴，不需要人陪。2008年的一天晚上，她不小心摔了一跤，断了锁骨，这才请了一位保姆，白天不在家里，只定时来烧饭和做清洁。

　　她通常凌晨两点半睡，6点半就起床，中午睡一会儿，水果和蔬菜吃得多，却不在乎口味。学生钟锦曾看到她自己做饭，一锅开水，青菜往里头一煮，蒸几个馒头，就是一顿。学生曾庆雨有一次帮她收拾屋子，打开冰箱，发现里面只有一点绿叶蔬菜和半瓶腐乳。

　　她对诗词投入了最多的情感，之外的事情，她都不在乎。她经常引用《论语》的话，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叶嘉莹去年停止招收研究生，还没毕业的学生，她继续带着。在家中的小客厅里，她每周给学生上一次课，逐字逐句地帮学生批改论文。她听力不如往昔，上课时学生发言，需要坐得离她近一点，声音大一些。

　　如今，学生是她身边最亲近的人，陪她傍晚散步，她生病的时候在医院照料。也只有学生才能看到她纯真顽皮的一面。曾庆雨记得有次讲辛弃疾的词，叶嘉莹鼓励大家多背诵。恰好家中有不少橘子，她让大家比赛，谁背得多，就把橘子奖给谁。

　　对不认真、不下工夫的学生，她批评起来也很严厉，语气重，近乎呵斥。如果学生很刻苦认真，即使谈诗谈得笨拙可笑，她也宽容。钟锦回忆，有一次同学们在课堂上各抒己见，一个年纪挺大的师兄说得完全不对路，旁人都听不下去了，但他非常认真投入。一看叶嘉莹，她用书把脸挡着，躲在后边悄悄地笑。

　　不少学生把二手文献看得很熟，原著文献却看不懂。她心里着急，很严厉地要他们下苦功去看、去背。她最喜欢那种沉下心来读书、写论文，不着急出去赚钱、找工作的学生。

　　叶嘉莹形容自己是受了“旧道德、新知识”教育的人。这让她形成了遇事退让、不争的性格气质，但该做的事情她做到最好。她自己不争，也要求学生不争。别的导师会为学生发论文托人打招呼，她不肯为学生到处请托。功利倾向日益明显的学术界，她的学生发论文自然就没有别人的学生便利。但她坚持，好的东西，不需要走后门，别人自然能识得它好。她公开对外说，“跟我做学生就得吃亏”。

　　叶嘉莹心里清楚诗词在现实世界里不能带来利益。前些年她收了个学生，原本是学法律的，爱好诗词。叶嘉莹收了，但劝对方法律也继续学，说读诗词怕不好找工作。好在她的学生们也不为功利而来，能沉得下心追随她，甚至有几位数十年一直跟随在她身边。

　　近些年，她把在海外多年的教学资料、录音录像，一箱一箱地往回搬。其中包括以前她学生时代听顾随先生讲课的笔记。动荡岁月中，她曾把这些笔记宝贝似的带在身边。它们现在已由顾先生的女儿整理出多种著述。至于近年带回来的许多资料，她希望自己还有短暂的余年，把这些资料整理出个样子来。

　　从55岁第一次回国教课至今已有39年，她仍觉得太短，感叹自己回来晚了。现實景象提醒她时间在流逝——每年秋天回到南开，马蹄湖的荷花凋了大半。早年她就写过这样的诗句：“甘为夸父死，敢笑鲁阳痴。”她解释：“夸父是追太阳的，我当然没有什么大的本领，大的学问，我也做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我真的喜欢诗词。我看到了诗词的好处，我应该把我见到的这么好的东西说出来，传下去。”

　　叶嘉莹写过一首诗《高枝》，其中两句，“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诗中包含了她晚年的心愿——炼石补天般地传承中国古典诗词，也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期待，生怕他们对诗词之美无知无觉，“如入宝山，空手而归”。

　　后一句来自民间故事。相传海中蚌壳里的珍珠圆了，天上的月亮也就圆了。叶嘉莹将其义引申开来，说只要每个人内心的珠是圆的，那么天上的月亮就是圆满的、不亏损的。

　　《考古》杂志写过的一个报道，让她相信古典诗词文化终能“珠圆月满”。因为报道说，两颗汉朝坟墓中挖出来的莲子，在精心培育之下，奇迹般地长出了叶子，开出了花。“莲花落了有莲蓬，莲蓬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而莲心是不死的。”叶嘉莹受其鼓舞，写了一首《浣溪沙》，词中说，“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此后很多场合，每当人们问起她对诗词文化未来的看法，白发苍苍的叶嘉莹总是复述这个故事作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