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朝圣的心态靠近都江堰。
登上长城的时候，没有这种心态；走进故宫的时候，没有这种心态；面对兵马俑的时候，同样没有这种心态。唯有面对都江堰，我真切感受到了这份虔诚。
一对父子，离去两千年之后依旧让无数后来人缅怀追忆；一个居于西南一隅的水利项目，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和景观之一。
我没有理由不虔诚。
都江堰是壮观的。
站在伏龙馆前，只见江水浩浩荡荡、汹涌澎湃，如脱缰野马，势不可挡，直到撞上江心的鱼嘴分水堤，刷地分割成两股水流直窜出去，分别与一道坚坝发生碰撞，转身改向再次撞向另一道坚坝，才按照筑坝导流的设计要求调整方向，狂奔而下，经飞沙堰溢洪道分洪后，直奔宝瓶引水口，而后缓缓流淌，分流到成都平原大大小小的河道水渠，滋生出了名扬天下的天府之国。
当年，却不是这样的。
公元前256年，李冰受命就任蜀地时，成都平原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在《蜀道难》中描述的惨状就是那时的真实写照。这种状况是由岷江和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造成的。岷江出岷山山脉，从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对整个成都平原是地道的地上悬江，落差竟达270多米。在古代，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成为古蜀地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史书记载：“漫无荒烟，洪水滔天，岷江水患，蜀地洪灾，庄稼歉收，百姓困苦。”
李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任蜀郡太守的，他所有的追求，似乎都浓缩在这个工程上了。日复一日，李冰以巨大的智慧、勇气和毅力，率领蜀地百姓与凶悍的岷江鏖战。整整8年，终于大功告成。从此，猛如恶蛟咆哮而下的千里岷江，被都江堰这条伏龙锁链紧紧缚住，不再肆虐为害，成了蜀地百姓肥田沃土的最大倚仗。
江水轟鸣中，我仿佛看到，炎炎烈日下，衣袂飘然、手持铁锸的太守李冰，率领无数勤劳壮实的蜀地百姓，喊着最朴素的号子，挥舞最简单的劳动工具，开山作堰，截河分流……蜀地有幸，迎来了李冰。一个爱民如子的地方官员，一个智慧能干的技术长官，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最宝贵的财富。因为有了李冰，灾患遍地的蜀地终成天府之国。
李冰有幸，来到了蜀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治理地方的机遇，没有一个奉命于危难之际的机会，而一直侍奉于朝堂之间，也许朝廷多了一个精干的官吏，世间就少去了一项彪炳千秋的工程。
消除水患应该是每一任地方官员想解决的难题。但，为什么只有李冰成功了？他掌握了科学规律！
都江堰的整体设计，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技术精密，符合水利科学原理。都江堰建在山川与平原的咽喉要冲，主要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工程采用“无坝引水”的技术。鱼嘴修建在江心的分水堤坝，把汹涌的岷江分隔成外江和内江，外江排洪，内江引水灌溉。飞沙堰起泄洪、排沙和调节水量的作用。宝瓶口控制进水流量，内江水经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灌溉农田。三大工程巧妙利用天然地势和弯道水流规律协调运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的人为破坏。且不说开山凿石的难度，仅仅水的流向、流量、落差等计算，在今天也是复杂的技术难题。李冰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科学精神和技术素养，他的“深淘滩、低作堰”、“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等治堰治水经验迄今仍行之有效。按照设计，内江要从玉垒山山体中穿过。这是一座石山，没有炸药，怎么挖通？李冰的办法是先用柴火堆在石山上燃烧，将石山烧得发烫，然后猛然浇上冷水，使石山在冷热之中形成裂缝。民工就顺着裂缝将石山分解为一块块石头运走，历时8年，终成其功。
然而，修建容易保存难。
李冰制定了对都江堰的“岁修”制度。所谓岁修，就是每年对大堰进行修理、清淘。淘挖淤积在江底的泥沙，以免内江水量过小，不够灌溉。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岁修”制度一直得到了坚持。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专门调派兵丁一千两百人守护都江堰，设专职堰官进行管理。
在伏龙观前堰功道两侧，矗立着许多雕像：诸葛亮、高俭、卢翊、阿尔泰、丁宝桢……一任任蜀地官员，秉承了李冰的精神，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与都江堰同辉。
两千多年来，都江堰经历了许多次大规模修缮。特别是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灌区范围的扩大，几乎是脱胎换骨的修缮。从1936年开始，逐步改用混凝土浆砌卵石技术对渠首工程进行维修、加固，并增加了部分水利设施。每一次的大堤加固、河床疏通排淤，单就强度之大、劳动之艰辛而言，不亚于当年建造都江堰。
都江堰的功能也在代代传承中递增扩大，浇灌范围从成都平原延伸至川西平原。1949年，都江堰灌溉农田面积280多万亩；到21世纪初，灌区扩展到1000多万亩。
我们最后游览了二王庙。
二王庙是当地百姓专门为祭祀李冰、李二郎父子修建的。我在想，接受跪拜未必是李冰所愿，但作为一郡太守，他一生为黎民忧，为苍生计，为百姓谋，虽然他已逝去两千多年，但分明又没有离去，依然守护在滔滔岷江边……
壮哉！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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