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余亮

　　

·1·

　　我记得开始的夏天还没有那么漫长，父亲也还没那么肥胖。他更没有那么粗暴，他还是个壮年的父亲。

　　我记得我的老鹅还没被父亲宰杀。我的老鹅还在和小鹅独自觅食。小鹅还小，但它们成为我们家宝贝的时间仅仅半个月。半个月后，它们就被赶到“广阔天地”里独立觅食去了。

　　它们身上那动人的鹅黄慢慢被白羽毛替代。至于这样的替代是哪一天，哪个时刻完成的，谁也说不清。就像我，实在回忆不出父亲什么时候打我我决定不求饶的。

　　我在那座四面环水的村庄生活到13岁，然后出门求学。此时我已读完了小学五年级和初一初二，也就是一个标准的初中毕业生。偏偏那年有了初三，我必须离开这个村庄去乡政府所在地上学。父亲半是高兴，半是担忧。他害怕我成为一个文也不能武也不能的半吊子。

　　我离开村庄的那天，村庄安安静静的，根本没有人起来送我，除了河里的那群白花花的呆头鹅。我拣起一只土坷垃扔过去，没扔中——它们伸长了脖子嘎嘎叫了几声，表达了它们一以贯之的骄傲。

　　这是一群新鹅。从去年夏日长到今年夏日的那只和我如朋友的老鹅，被父亲宰掉了。这是一群劫后余生的鹅。宰杀老鹅的时候，我目睹着这群劫后余生的鹅开始逃跑，它们张开白翅膀，一只跟着一只，飞快地掠过那清凉的水面。那天，我不会听到它们骄傲的歌声。

　　但到了晚上，它们又在我的呼唤下回到了鹅栏。

　　我觉得无比耻辱，又对父亲的命令无比服从，我甚至还去向父亲表功。

　　我是鹅们的什么？它们知道我扮演了什么角色吗？我甚至在杀老鹅的时候，悄悄藏起了老鹅一根最长的鹅毛。因为我看到过伟人的手里总是拿着一支鹅毛笔。后来那鹅毛根部的油脂太多，字根本写不出来。

　　我多次出卖过我的鹅。

　　后来鹅没有了，夏日就变得无比漫长。

　　再过了很多年的夏日，我的桌上多了两盆火鹤花。一个叫红掌，一个叫白掌。突然想到，那天杀我的老鹅时，父亲将那老鹅的那对“红掌”用沸水浇过之后，他哗啦一下撕去老鹅脚掌上外面的红皮。那“红掌”就这样变成了“白掌”。如我面前的这两盆悲伤的火鹤花。

·2·

　　大学里写过麦地的诗，那全是海子写过的麦芒。父亲问过我：你整天写的是什么东西？你可不要闯祸啊。我没有回答他。他搞不懂什么是诗歌，就像我也搞不懂麦地里的麦子为什么那样戳我的手指。

　　“诗人，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一种愿望/一种善良/你无力偿还。”

　　手指的疼痛无法休止，我的诗歌也不能结束。

　　记得那个初夏，我抱了本诗集回到家里。母亲对于我的回来表示了足够的热情，父亲不在家，他在乡粮站看大门呢。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这个星期天正好睡懒觉。

　　第二天凌晨，父亲在堂屋对母亲说话，没过多久，父亲就和母亲在堂屋里吵了起来，父亲叫母亲叫醒我，母亲不同意，说我昨天晚上看书睡得很晚，父亲说，年轻人要睡多少觉，睡得多只会变成懒虫。母亲说，他已经做先生了，还要出猪灰，让人家笑话的。父亲听了这话，竟然吼了起来，笑什么话，将来文能武不能，更让人家笑话。父亲的哲学是，一个人要“文能武也能”，而我这样，只能文不能武的人，将来吃饭都成问题。出于赌气，我迅速起了床，只吃了一小碗米疙瘩，母亲叫我再吃一碗，我赌气不吃了。父亲把一根扁担递给我说，饿不死的。

　　清晨的村庄还是很安静的，我晃荡着粪桶就直奔我家的猪圈。我是很熟悉猪圈的，小时候要把捡来的猪屎往猪圈里倒，还要把拾来的猪草往猪圈里倒。上了高中，我就不怎么到猪圈去了，一是我寄宿了，二是我要考大學。足够的理由使得我远离了猪圈，没有想到的是，父亲还是把我逼到了臭气冲天的猪圈。

　　父亲打开了猪圈的后门，我在他的指挥下动了两灰叉，刚才还浓缩在一起的臭气就涌到我的鼻孔里、头发里、身体中，早晨那一碗米疙瘩差一点吐出来。父亲见我这样，呵斥道：你可真的变修了，人家公社里的大干部也能做的，你怎么就不能做了？

　　我家的猪圈是在小河的一边，猪灰可以直接上船的。也许是我和父亲有了比赛的意味，也许是我怕乡亲们看到我劳动，反正我挖得比父亲快，也比父亲多，太阳有一竹篙高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一猪圈的灰出完了。拔船桩的时候，父亲问我，怎么样？我没有回答他，看着河水，我熟悉的河水虚幻，我熟悉的手掌火辣辣的疼痛。

　　船靠稳了，就剩下两项农活了：挖灰和挑灰。我都不愿意做。父亲根本就不和我商量，把扁担给了我，意思是我挑。粪桶的重倒是其次，更让我为难的是，田埂上全是肆意疯长的油菜，它们拼命阻止我前进，头一桶猪灰挑过去，我简直就要瘫了。待到小河边，父亲说：怎么这样久？我撒了一个谎，说肚子疼了。第二桶过去，我还是回来了这么久，父亲又问了一句，我还是说肚子疼。父亲的脸色顿时就变了，说：懒牛上场，尿屎直淌，我看你真是懒到底了，这样吧，我来挑，你来玩。

　　我就是被父亲的这句话激怒了，坚决不同意把粪桶再给父亲，最后一粪桶的猪灰上去，父亲把手中的灰叉递过来，叫我平一平。我平完了，把灰叉扔到了麦田深处，麦子长得太高了，一口就把灰叉吞没了。

　　回去是父亲撑的船，到了家，父亲叫我回家，自己还在河边洗了船，洗了粪桶。他没有问那把灰叉的下落。当天晚上，劳动了一天的父亲连夜回了乡粮站，而我则是没有洗脚没有吃饭就爬上了床，明明是累，可怎么也睡不着觉。手疼，肩疼，腰疼，腿疼，酸痛令我连翻身都很困难，半夜里刚睡着了，我就听见站在我家麦地中的那把灰叉对着我喊，疼！我的眼泪禁不住下来了，这一年，我十九，父亲六十六。父亲有意这样做的，本来运猪灰要在六月底，麦子割了，平田栽秧的时候才用得着猪灰。可六月底我还在学校教书，父亲肯定是怕逮不着我，就决定请假，利用星期天“修理”我一番。

　　今年我回家扫墓，父母的墓前后不过两百米，就是我和父亲当年出猪灰的地方。已是别人家的责任田了，那把扔在麦田深处的灰叉，现在什么地方呢？

　　

·3·

　　肥胖的夏日是不爱运动的，就像肥胖的父亲，他一运动就气喘吁吁。

　　后来雨季就来了，雨是父亲爱出的虚汗吗？

　　那么大的汗珠，不，那么大的雨点，都是比蚕豆还大的雨点。

　　对，是蚕豆，而不是黄豆。不是比黄豆大的雨点，而是比蚕豆还大的雨点。啪嗒啪嗒，冷不丁地，就往下落，从来不跟你商量，即使县广播站里的那个女播音员说了多少次“三千米上空”也没用的。想想也够了不起的，如果那比蚕豆大的雨点是从“三千米上空”落下来的，那当初在天上的时候该有多大？比碗大？比洗脸盆大？还是比我们的圆澡桶还要大？

　　啪嗒啪嗒。雨下得急，正在“发棵”的水稻们长得也急，还有那些树，大叶子的树，小叶子的树。比蚕豆还大的雨点砸在它们的头上，它们一点也不慌张，身子一晃，比蚕豆大的雨点就弹到地上去了。地上的水，流成了小沟。而原来的小沟，变成了小运河。原来的小河成了湖——它把原来的可以淘米可以杵衣的木码头吃下去了。

　　比蚕豆大的雨点就这样，落在水面上，砸出了一个个比雨点还大的水泡。那水泡还会游走，像充了气的玻璃船，跟着流水的方向向前走，有的水泡会走得很远，如果它不碰到浮在水面上的几根麦秸秆。

　　母亲很生气：天漏了，一定是天漏了。那些无法干的衣服，那些潮湿的烧草，那些无法割来的蔬菜，都令母亲心烦意乱。但母亲生气的时间常常不会太长，她为了这个小暑的“雨季”早储备了足够的腌制雨菜。所谓雨菜，是指菜籽收获后，掉在地上的菜籽萌发的嫩油菜。母亲把落在田埂上和打谷场上的它们连根拔起，然后洗净腌好贮藏起来。

　　有雨菜还不够，母亲抓起一把今年刚晒干的蚕豆，蚕豆还青着，但很坚硬。母亲把菜刀反过来，刀刃朝上，夹在两只脚之间。将干蚕豆放在刀刃上，然后举起桑树做的杵衣棒，狠狠砸下——蚕豆来不及躲闪，已被母亲劈成了两瓣。随后，母亲剥去蚕豆衣。栖在竹箩里的蚕豆瓣如黄玉，光滑、温润。

　　外面，那比蚕豆大的雨点还在下，比雨点还大的水泡瞬间产生瞬间破灭，但已和我们无关了。母亲做的腌雨菜豆瓣汤已盛上了桌。这咸菜蚕豆瓣汤，极咸鲜，极糯，极下饭。

　　夏日年年会来，雨季也年年会来，比蚕豆大的雨点也会落到我的头上，但亲爱的母亲，已离开我的母亲啊，我不吃这咸菜蚕豆瓣汤已有13年啦！

·4·

　　肥胖的夏日还在继续。我已离开河水多年，但到了深夜，我总是听见水在自来水管中低沉的呜咽。它肯定在怀念童年的四季，城市之外的万物，还有我的破碎的夏日时光。被加工过的水在自来水管中奔突着，仿佛一颗隐忍的心——谁能偿还我？偿还那个在河面上拼命叫喊的少年？

　　我和父亲说的话不是太多。他总是跟我说起民国二十年（1931年）上的大水，从天而降的大水淹没了我们的村子，父亲用一只小木桶把我的爷爷救起。

　　1991年，我想离开学校去新疆石河子市（到现在我也没去过石河子市，因为我的诗歌常常发表在那个城市的一个小刊物《绿风》上，我几乎固执地要远离家乡去石河子）。我讨厌我熟悉的生活，可肥胖的父亲中风在床。夏日的雨无穷无尽，洪水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困住我的村庄。乡亲们夜以继日地筑堤抗洪，我什么也不会，如一只困兽坐在父亲的身边读汤姆斯·伍尔夫的《天使，望故乡》。这本书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买的。我记得那个书店在天安门前，叫“三味书屋”。这本书的翻译者叫乔志高。

　　尤金，我就是《天使，望故乡》的尤金。那年我24岁，这本书彻底地改变了我。洪水漫过了河堤，抗洪物资按照人口均匀分配到每一家。就在那一年，父亲和我都是第一次吃到火腿肠、方便面、冻鸡。对于肉食，中风的父亲依旧吃得很欢。贫困中长大的父亲把肉食当成他的菩萨。

　　再后来的夏天就是第二年（1992年）的大旱，父亲从病危中再次挺过来。

　　1994年的夏日无比酷热，肥胖的特征从父亲身上慢慢消失。我得一次一次为父亲洗澡。那一年为他洗澡的时候不再困难，他也习惯了我的用力方式，我也习惯了我熟悉的生活，我以为漫长的夏日就这样每年如此冗长了。

·5·

　　魂兮已经失去，魂兮能否归来。熬过了1994年的酷热夏日，父亲去世在9月的一天下午。我一直没有哭泣，直到6年之后，我开始写我的父亲。

　　写完那篇《半个父亲在疼》的深夜，我捧着文稿，任由泪水滚过我已发胖的身躯。窗外的晚饭花已经结籽，夜风吹过，那些黑色的籽在我那狭小的庭院里，叮叮当当地滚动。

　　现在，我不和父親一起度过肥胖夏日的年头有32年了，父亲离开我快24年了。而我也开始肥胖，必须独自度过这漫长的没有天使的夏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