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艳群

　　一 上世纪70年代初，夏威夷大学的罗锦堂教授收到一封从澳洲寄来的信，寄信人为堪培拉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柳存仁教授。信中说其学生从夏志清撰写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看到对 《围城》 的高度评价，欲选这篇小说作为博士论文题材，却苦于无处寻觅 《围城》。

　　小说 《围城》 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后，大为轰动，一直畅销不衰。经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后，便陷入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沉寂，其间仅在香港出现过盗印本。台湾无人盗印，也是无人敢印，因为它属于禁书。为成全学生之意愿，柳教授特致函向同行打听。所幸夏威夷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罗先生不怕麻烦，将整本书一页页复印下来寄去，为澳洲学子的研究提供方便。很少读现代小说的罗先生，趁机将借来的书细细读过。书中的比喻可谓天马行空，妙不可言，他为作者生动、机智而又幽默的文笔所折服。

　　众所周知，《围城》 是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没有代沟，上至耄耋之龄，下至翩翩少年，皆为它所吸引。我有一位朋友的女儿，就是个“钱粉”。她十一二岁时便捧着 《围城》 夜读，据说读了不下几十遍，里面的文字反复看，久不生厌。父亲每每在宁静的夜晚，忽闻女儿房间里传来“咯咯”的笑声，便知她又在偷看 《围城》。她不仅爱读，而且在负笈海外后，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拙议“围城”》，投稿至国内 《四海》 杂志，文章开头便是，本人年方十三，现居丹麦。《四海》 杂志的主编白舒荣对此稿颇为欣赏，编辑时，主观地将首句“年方十三”改为“年方三十”，认为是作者笔误。十三岁的孩子如何能写出文白兼具的老道文字？当被告知那确实是作者的真实年龄时，她仍坚持己见，认为这肯定是假的。试想，中国文化刚经历了那样的劫难，如何能孕育出如此茁壮的文学幼苗来？不仅主编难以置信，就连钱钟书本人也感讶异。当年该文发表后，被一位常与钱老打交道的编辑连同原稿一同转给了钱老。钱老的反应可从他的回信中窥见一二：“奉到惠函并任女士大作，不胜惊愧。拙著何足道，承任女士破格赏识，愈觉惭憷。任女士如此幼年，已工文笔如此，令我惊讶，将来未可限量。”他不仅回函，还将原稿“宝藏”。信中犹见钱老谦卑的修养与欣喜，以为中国文学后继有人而悦。

　　当年，罗先生读 《围城》 时并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能邂逅作者，那位在 《围城》 里，将着装暴露性感的鲍小姐，喻为“局部真理”的智趣者。

　　二 1979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受美国之邀，派代表团访问。这是与美国隔绝三十多年后，中国学者的首次访美，钱钟书便是其中的一员。之前，海外曾讹传钱钟书去世的消息。误以为真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当即写了一篇 《追悼钱钟书先生》 的悼文。当“起死回生”的钱钟书出现在他面前之时，夏志清拱手谢罪，双方发出会心的微笑。

　　那次访美，钱先生得以登上哥伦比亚、耶鲁、哈佛、加大、史丹佛，以及夏威夷等各大学的演讲台。他那口若悬河的英式英语中，偶尔插入法、德、意以及拉丁等语，让在场的人大开眼界，大饱耳福，人们被他那纯正的英语，清晰的记忆力和丰富的学识所倾倒，犹如香槟酒打开瓶盖时的一声砰响，产生语惊四座的盛况，瞬间在学术界掀起一阵“钱潮”。哈佛一名叫艾朗诺的学生，正是目睹了钱钟书的演讲风采，对他大为折服，后来将钱的巨著 《管锥编》 译成英文。在五年的翻译当中，凡是书中涉及的引经据典，他都要一一查找原文，发现钱先生引用的往往是人们不易察觉，容易忽略的东西。一个人的学问做到如此精深，让他更加佩服之至。自谓这五年里，他既是学习，又是欣赏，更是喜欢，待全书译成后，仍余味无穷，竟有些不舍。

　　罗先生有幸在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中心，见证了钱钟书访美演说的这一盛况。当时，能容纳几百人的场所挤得满满的，连每个窗户上都映着不同肤色的面孔。钱钟书个头不高，穿一件深灰色中山装，一副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显得温文尔雅，与一般的中国人无甚分别。只要他一启口，满嘴的英语片子，典故术语层出不穷，哪怕很长的一段典籍，他都能用原文朗朗诵出，如数家珍，就如同他运用自己的母语一般，与一同出访的代表团成员相比，顷刻就显得鹤立鸡群、出类拔萃了。人们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大陆历经各种浩劫之后，居然还保存下来像钱钟书这样超群绝伦的大学者，简直是奇迹。罗先生对此印象极为深刻。

　　钱钟书在夏威夷停留仅两三天，日程安排得密不透风，华侨将他给包围了，许多读过他小说的，都想一睹他的风采，求见的、宴请的人络绎不绝。不记得在什么场合，罗先生得一机会与钱先生相识，因人多嘈杂，只求谋面，难以开怀畅谈。幸好钱先生热情相邀，他日返国省亲时，在京城重叙。

　　三 没想到，重会之期转眼来临。

　　翌年，国门一开，罗先生便急于申请回大陆的签证，欲返阔别三十余年的老家陇西探亲。回乡前，他在北京停留一周，到友谊商店购置见面礼——家人所需的电器等几大件，顺便拜访几位在京学术界人士。友谊商店的服务很到位，罗先生所购置的电视、缝纫机、自行车等，不用他动一根指头，旅行社通通用火车发往目的地。欲拜访当地学者？没问题。宾馆的司机神通广大，几乎无所不知，只要报出人名，偌大的北京城他都能替你找得到，好像这些人都是他平日串门的哥们儿。国内当时没有私营出租车，北京大街上见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以及满街的单车和公交车。旅馆的出租车，也是属于国营性质。

　　有一天上午，旅馆的司机按罗先生的要求，将他带到俞平伯先生家。下午，罗先生要去拜访钱先生，另一位司机又将他送去同一地点，却不同楼。罗先生这才意识到，俞、钱两家，在同一个小区。

　　车子在三里河南沙沟6栋门前停下。罗先生请司机等一会儿，自个儿上三楼去拜谒。司机并不理会他的话，径直跟着在后面走。罗见状，有些不悦，说我探访朋友，你怎么也跟着？司机倒也实在，说道，不瞒您说，您今儿见什么人儿，谈的什么话儿，晚上我都要向领导汇报的。

　　由于事先已电话预约，罗先生并没有遇到传说中的“门缝里看人”的尴尬场面。据说，钱氏夫妇埋头做学问，深恐被打搅，每次有人登门，他只开一条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对不起，我很忙！谢谢！谢谢！”无论陌生人还是熟人，哪怕是有头有面的权威人物，如非正事或要緊事，不惜开罪于人，闭门不见。

　　这回是钱先生亲自开的门，笑容可掬地将两位客人迎进客厅，并关照“司机同志请坐”，让罗先生甚感意外。钱先生是个明白人，对司机的“陪同”，习以为常，并不介意—— 确切地说，是无可奈何。钱老的夫人杨绛女士，从里屋出来，笑吟吟地打个照面，给两位客人端上热茶。罗先生将从友谊商店买的一盒精美点心捧出。人到礼到，杨绛双手接过并致谢，随即折回里屋。

　　七十岁的钱老身体健朗，一无老态。罗先生突然想起一个朋友曾告诉他，钱先生以前讲课，一根文明棍不离手，且在手中舞来舞去。文明棍即手杖。旧时的英伦绅士，手上总有一根精致的手杖，与头上的礼帽和笔挺的深色西装相应，既斯文内敛，又有品味。这套行头成了英国绅士的典型标识。民国年间，受西方影响的一些人，也都喜欢拿一根手杖，如溥仪、蒋介石、胡适等。傅斯年于1945 年随国民参政会的人一同去延安访问时，以一袭西装、礼帽、手杖和皮鞋，出现在着布衣布裤和布鞋的毛泽东面前，对比鲜明。手杖到了中国被赋予“文明棍”的美称。如今，钱老已是七旬老人，此物反而不备了。钱老说那是留学时学来的英国绅士派头，手杖早已不用了。

　　自1948年负笈台湾，后旅居美国，三十多年的海外漂泊，今返故土，罗先生迫切想知道国内的景象，似乎有许多话要讲，许多事想问。然而司机的身影就像一颗果核塞在喉咙眼儿，几度欲言又止。他不想给钱老惹麻烦，因内心把握不住，哪些话当讲，哪些事不能问，自然有些踌躇。倒是钱先生随和，也很健谈，他问罗先生哪年出国的。当得知罗先生是1948年8月底赴台湾大学读书时，钱先生笑着说，真巧，他那年也去过台湾，比罗先生还早几个月。他当时是随蒋复璁、庄尚严、屈万里等20位学者们 （这些都是罗熟悉的老师和长辈），赴台湾参加教育部在台湾博物馆举办的文物展览。教育部安排了七场演讲，轮到他演讲的时间恰好是在4月1日，愚人节；题目为 《中国诗与中国绘画》。当时台湾刚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不久，当地人大都讲闽南语和日语，国语不大盛行。为了让演讲场地看起来不太空荡，教育部在附近学校找来一些中学生充数。讲演时，学生们可能因语言障碍听不懂，有些茫然，有的在打瞌睡。但演讲一结束，掌声热烈响起。“这不就是一个愚人节的笑话吗？”说完钱先生自己大笑起来，流露出自嘲的神情。

　　谈到无锡的钱氏家族，钱老说，他与钱穆都是越王钱镠的后代，但同宗不同支。他称钱穆为宗叔，说这位宗叔“小先严八岁，长自己十五岁”。商务出版社出版钱穆的一本书，里面有钱钟书之父钱基博的序文 （钱父乃著名的国学大师）。后来钱穆告訴杨绛，那是钱钟书二十岁时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钱钟书坦承，自己的国学底子是在父亲饱以老拳之严教中打下的。

　　后来罗锦堂还是忍不住问道，为何钱先生拒绝哈佛、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请他做客座教授的邀请？钱先生摘下老花眼镜，笑着说，人老了，恋家。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是俗语。事实上，作为一个研究者，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至少还有很多年的学术生涯。但他不能离开书。在外面讲课，找书不易，还是家里找书方便。但他又笑着说，如果夏威夷大学请我，我会去。自去岁的短暂到访，夏威夷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被钱先生喻为“狗窝”的新居，在当时可算是一处高级住宅区，甚至被称为“部长楼”。罗先生环视了一下客厅。新居没有任何装修，地是水泥地，没铺地板。客厅不大，依墙摆着两个单人沙发，中间夹着一个小茶几，茶几上方悬挂着一幅清朝时期的画，另一边墙立着一个书柜，窗口摆着几盆植物—— 完全谈不上高级。未等客人开口，钱先生宽解地说，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单元房，其宽敞舒适度，足令生活在人口密度大、住房窄小的北京人欣慰。最令他开心的是，新居有了自己的洗手间 （那时的北京，胡同里常常只有一个公厕，洗澡得上公共澡堂），他有些得意地向罗先生展现浴室的抽水马桶，还特意按了一下，作为示范。视钱先生当时自满的神情，一如幼童喜得心仪之玩具，迫不急待地向人炫耀一般，那一幕刻印在罗先生的脑海里，难以忘怀。罗先生意识到，所谓高级住宅区，无非就是配备了洗手间和电话这两件象征现代文明之物。他当时感慨不已，甚至有些心酸：像这么一位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到现在才有个像样的洗手间。

　　四 作为一名学者，钱钟书在物质上无甚奢望，但求能有一处安居定所，来安放他的书籍、笔记和心灵。之前，他们夫妇是住在学部的一间办公室，直到迁入三里河才算真正有了家的感觉。书房里的书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多，大多是线装典籍和字典，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钱老说不远处有个图书馆，借书很方便。其实，很多书他已过目成诵，存入大脑。他那大脑比电脑还灵。

　　与钱先生打过交道的人，都领教过他的博闻强记、广览群书。画家黄永玉先生在他写的 《比我还老的老头》 一书中，谈到钱老的博学和记忆时说，有一天在全聚德打牙祭，吃烤鸭，在座的还有沈从文。钱先生知道黄先生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打猎，自己虽从未狩过猎，却兴致盎然地问这问那。虽不能跟黄先生去尝试这样的经历，倒是给他开了一份有关打猎的书单：长长的菜单上正反两面随手写了四五十本书名。

　　在钱府的那次会面是愉悦的。共同的朋友、兴趣和爱好，赋予了交谈的意义和兴致，以至于时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罗先生提起来仍津津乐道，意犹未尽。他说，钱先生并非如外人讲的那么不近人情，他心高但气不傲，是个和蔼、健谈，也很谦虚的人。正如他的名字所诠释的那样，他钟情于书，是个纯粹的读书人。他惜时如金，不愿将自己的宝贵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这种姿态是孤傲还是高明，每个人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毕竟，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需要陪伴和簇拥，有的人愿意与书独处。外界对他的了解甚少，但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他的人格品质：厌恶趋奉权贵、拍马屁之学人，对那些投机取巧、招摇撞骗的学者、文人一向疾恶如仇。

　　经历了战争，以及国内的各种运动后，他选择“沉默的自由”。他自谓小时候他的父亲怕他胡说乱道，口无遮拦，特给他改字为“默存”，以告诫他要少说话，这番教导让他一生受用不尽，平稳地走过各种艰险。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他从不参与任何文人相轻的揭发与批斗，敢于拒赴江青点名邀请的国宴，更是将国内外各种眼花缭乱的名誉拒之门外，坚拒媒体采访及拍摄，而是深闭在他的书斋内，与古今中外的鸿儒文豪神交，作鲲鹏似的逍遥游。即便在劳改生活当中，也不放弃他的求知欲。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既然上面动员大家学马列，他就找来德文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阅读，且读得津津有味。他从未加入任何党派，始终秉持着一介书生之学术独立精神。他一生简朴，却将八百万元稿酬和版权费统统捐给清华大学作奖学金。这样的学者，真令人高山仰止。

　　一个小时飞逝，罗先生既担心司机的工作，又怕占用钱老太多宝贵的时间，便起身告辞。钱先生将他们送出门，并指着对面的寓所说，顾颉刚先生就住在对面，刚从医院出来，要不要去拜访？罗先生在陇西家里曾收藏了不少顾颉刚的墨宝，也有意愿拜见这位大学者，但因考虑到顾老身体欠安，不便打搅，便打消了念头。没想到，两个月后，顾老就与世长辞了。

　　钱先生一直将客人送下楼，看着客人上车，车开动，才转身离去。从窗外的车镜里看着钱先生渐渐变小的身影，罗先生不由地慨叹：这位学识渊博的长者，如此的澹泊名利，一如幽谷清泉，静静流淌，以抵御这尘世烦扰。

　　（选自《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