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姣素

　　母亲是家里的灯，是盆上的炭，是雪中的梅。“母亲在，家在。母亲在，天地都在。”这话说得真好，说到心坎里去了。

　　逢年过节的，便要回家去看看，母亲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展示她的厨艺。我们一起去街上买菜，母亲步履缓慢，气喘不已，我便不准她去，说自己去买回来便是。母亲不肯，嗫嚅着，就算陪我走走吧，你们回来一趟也不易。母亲兴致勃勃，我只好依了她。母亲真的老了，银丝如雪，脸上阡陌交错，再不是以前那个明眸皓齿、号称“百灵鸟”的标致美人了。

　　记得外公说过，母亲到他工作的九江铁路局待过一段时间，因为她喜欢唱歌，声音柔美洪亮，模样也生得标致，外号“小百灵”。当时有位年轻的铁路工人跑到外公那里送了一匹花布给母亲做新衣，并以此保媒，要迎娶母亲。外公有6个子女，全家都指望他一个人的工资糊口。母亲是老大，把她嫁出去了，口粮就可以给弟妹们余下，在铁路上还可以解决工作。许是天意，母親的命运不在铁道线上。临出嫁时，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每家每户翻箱倒柜查户口，到处闹哄哄的，“文革”开始了，母亲被逼着回了老家。

　　母亲虽出身贫寒，但读完了初中。她心灵手巧，几岁就会织布，帮外婆照顾弟妹，操持家务，16岁下放农村，嫁在农村，1979年回城，1980年安置在一个镇办的绣花厂工作。由此，我们姐弟仨随了母亲的户口，成了名副其实的半边户。

　　母亲成家之后，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父亲又是独子，母亲一边上班一边照顾我们姐弟仨。幸亏她勤劳聪慧，在单位绣花是一把好手，还会自己裁缝衣裳，挣的工资总是最高，总算能勉强度日。母亲绣的鸳鸯戏水、孔雀开屏、荷塘月色、傲雪寒梅等都栩栩如生，让人爱不释手。尤其是梅花，堪称一绝，各种形态的梅花都能得心应手绣出风采，含苞欲放的，寒冬怒放的，早梅、冬梅、雪夹梅等等，形态各异，气象万千，让人惊艳不已，在单位被称“一枝梅”。

　　母亲喜爱梅花，总以梅的风骨和精神告诫我们：做人要经得起磨难，守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为人要诚，做事要端，要有“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品行。

　　记得有次母亲很晚还没回家，姐姐看我和弟弟挨饿，便到外面去找吃的，那时谁家里都很穷，哪有吃的匀给我们？姐姐看到旁边菜地有几棵大白菜，便拔了回来，想洗干净了煮给我和弟弟吃。没想到，白菜刚刚洗好还没有下锅，菜地主人就过来了，一把夺过姐姐手上的篮子挂在屋门口的桃树上，气势汹汹地对我们说：“不许吃！等你们大人回来了给他们看看你们干的好事，街巴佬！”我们都吓坏了，姐弟仨抱成一团，瑟瑟发抖。

　　那时我们虽住在乡下，但没有土地，都是靠母亲的工资度日。父亲一个人的土地少得可怜，便给了他的异姓兄弟去种，自己到很远的洞庭湖畔做事，一年才回家一次。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喊我们是“街巴佬”，我们姐弟仨时常被村里的小孩追打，因为身份不同，我们住在这里好像有点跟乡村格格不入。

　　母亲回来后，在那人唾沫四溅、添油加醋的高声控诉中一言不发，脸色铁青。她搬了一架木楼梯过来，把姐姐吊起来绑在上面，又拿了根皮带出来，搬了条烧火凳让我和弟弟坐在一起，对面看着姐姐。母亲用皮带狠狠地抽打姐姐，我和弟弟吓得哇哇大哭。直到姐姐被打得皮开肉绽，哀嚎不已，那人才满意地取下那篮白菜，扬长而去。母亲把姐姐放下来，抱着我们姐弟仨放声大哭。此后，不管母亲回家多么晚，我们都饿着肚子，再不会到别人地里去看一眼。那一年，姐姐还不到10岁，弟弟4岁。

　　母亲有句口头禅，“各做各的人，各烧各的香”。尽管村里的人对我们另眼相看，但她并不放在心上。村里的贫困户、孤寡老人，她会省出口粮给他们送去，逢年过节还给他们缝制新衣服送去。慢慢地，村里的人们喜欢上了母亲，不管男女老少都随着族谱开始亲热地喊她“满娘”。

　　后来，我们都长大成家，生活条件也慢慢地好了。母亲因为多年的操劳，一头的青丝早已变成了白发，身体也每况愈下，小病不断。但她从来不会动不动就喊我们回去，总是悄悄地在家里熬药，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去医院看看。家里不管是谁的生日，也不管你回不回来吃，她都要过来弄一桌子的饭菜摆好，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母亲姓曾，叫小梅，梅花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