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诗雅

　　据说，拥有全套色系的口红是每个女生的梦想，这句话，放之古今皆准。虽然没有上百个色号的小黑管，也没有价值上千的整套彩妆，但古代女子化起妆来一点不含糊，如温庭筠所写：“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整头发、敷水粉、抹腮红、画蛾眉、贴花钿，一步都不能少。

　　化妆有多复杂？看看现代人的口红包就知道了。

芳华颜色，取于自然

　　胭脂是古人妆镜匣中绝对的主角，分为面脂和口脂。在胭脂被发明之前，最早被用来在脸上化妆的染剂是一种自然矿物材料——朱砂。

　　朱砂，又称辰砂、赤砂，由于在自然界容易获取，一直被古人作為颜料使用。

　　古代虽然面脂口脂不分，但可以看出，最初化妆品中红色染剂主要是用朱砂做的。天然朱砂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硫化汞，在高温作用下会释放汞硫化物，要是不小心吃下去，会导致汞在人体内累积，形成积蓄性汞中毒。这样的化妆品哪怕是《红楼梦》中“爱吃”胭脂的宝二爷也下不了嘴。

　　胭脂的出现正好解除了这一生命与美貌的困境。胭脂的准确传入时间没有定论，《中华古今注》中就说：“燕脂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作之”，认为胭脂是商朝时从燕地传入的，因此也叫“燕脂”;而《博物志》中则记载胭脂的原料是由汉代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若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至少在汉代，胭脂已经进入中原地区，并成为一种常见的化妆品了。

　　红蓝花就是这种胭脂的原材料。这种植物生于西北少数民族聚居的焉支山，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一带。唐代《妆楼记》中也记载：“燕支，染粉为妇人色，故匈奴名妻阏氏，言可爱如燕支。”“燕支”、“阏氏”发音相近，“胭脂”一词——有时又叫“燕脂”——就出自这些词的谐音。古代面脂口脂本没有专门的名字，引入红蓝花后，便一概称为胭脂了。

　　除了外来物种红蓝花，紫草、苏木、山花、石榴花等本地植物，也一直被古人用来提取胭脂所需的红色素。

　　到了唐代，用来制作胭脂的植物已有二三十种之多，唐玄宗之女永乐公主就曾开辟香料园圃，用来种植制作化妆品所需的各种植物。虽然原料的种类各不相同，但自汉至清，古代胭脂的制作方法一直秉持着以“自然”为美的原则。

　　20世纪60年代，美国Cutex公司推出的口红胭脂产品就以原料自然为卖点。

　　在花朵到胭脂的这一转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萃取花瓣中所含的色素，在西汉时期，匈奴人已经发明一套成熟的萃取方法，被称为“杀花法”。民国时期的《御香缥缈录》中记录了宫廷内司以此法给慈禧太后做玫瑰胭脂的情形： 精心挑选砂红色的新鲜玫瑰，将其反复捣碎成浆，再用细纱布过滤干净，以酸水冲洗，只留下纯净的红色花汁，最后将剪成小块的丝绵纸浸入花汁，十余天后取出阴干。

　　鲜花的色香本不能久存，但胭脂能将这一自然孕育的精华留存下来，以人力延长花叶的生命。在萃取花汁之后，古人或以细纱布浸润，或拌以白米粉调色，或加入油脂熬煮使其凝固，以使胭脂成形并方便保存携带。

全能单品，用以百方

　　有了胭脂，古人会怎么用呢？

　　如果说胭脂像一支着色的画笔，那么，其笔锋所及之处才是真正的精彩。

　　古人重仪表看颜值，所以在古代，化妆也是有文化讲规矩的事儿。这一点，在传统京剧脸谱上就可以看出。在京剧脸谱中，每个人物的性格、地位、气质都展露无遗——红脸是忠义英勇，白脸是奸诈阴险，金银两色多是神仙高人;画法上也有三块脸、六分脸、碎花脸等样式，花样可不少！

　　不仅是舞台妆，古人的生活妆也颇费心思。在 《妆台论》中就写了几种当时流行的胭脂红妆：“美人妆，面既施粉，复以燕支晕掌中，施之两颊，浓者为酒晕妆，浅者为桃花妆;薄薄施朱，以粉罩之，为飞霞妆。”美人妆是先敷白米粉再施胭脂，以胭脂浓淡调节色调;飞霞妆则是先薄涂胭脂，后以粉轻掩——次序不同，得到的效果不一样。

　　点唇，是胭脂红妆中变化最大，时代特征也最鲜明的一部分。

　　我国古代，点唇的习惯由来已久。对古人来说，嘴唇的形色是评判美女的重要标准，娇小浓艳的嘴唇最是令人心动。

　　“点唇”一词出自汉代，在这一时期，女性独特之美尚没有得到确立，仍然是以德为先，因此，汉代妆容上讲究“粉白黛黑”，追求清疏自然之美。汉代女子点唇时不会将唇脂涂满整个嘴唇，而是点成一个上小下大的三角圆样式，显得既夺目又不失含蓄。到了隋唐时期，化妆风尚就变得开放多了。且不说唐朝女性以脸宽体胖为美的心胸，光是唐朝女子们前卫浓烈的涂脂抹粉方式，就足以将盛唐气象展现得一览无余。

　　唐朝国力强盛，文化氛围更是出了名的自由包容，在这样的氛围下，唐朝的化妆法一改汉魏时期的含蓄玄学画风。在点唇之前，她们会以白米粉将双唇及脸颊全部涂白——这样一来，她们本身的唇形唇线，哪怕歪了缺了，也没人发现得了——之后，再用各色胭脂画出中意的唇样，加上华丽的花钿，发型搭配。

　　如果古代有亚洲四大邪术，唐人的化妆法绝对排得上号。

　　从今天日本艺伎的脸上，我们还能看到独特的点唇式样。

　　《清异录》中就曾记载，在晚唐三十余年的时间里，竟然出现了十七种妇女唇式，并被冠以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圣檀心、万金红等花式妆名，比起现代的妆名可是毫不逊色。

　　在现存的唐代敦煌壁画《乐庭环夫人行香图》 中，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半圆形、菱角形、月牙形等各种形状的唇妆。

　　唐代之后，人们对唇妆的热情渐渐转向内敛，由宋到清，“胭脂淡淡樱桃颗”的樱桃小嘴始终占据着时尚界的主流地位，甚至出现了《点绛唇》这样的词牌名，不得不说中国男性的审美一直很稳定，但在这千年之中，女性独特的身影渐渐湮灭。

红颜如水，见于诗赋

　　文化的潮流也是此消彼长，但画中人诗中事可以长存。在很多时候，人们对古人胭脂红妆的想象更多地来自笔墨书画。

　　中国文人在写作中对胭脂红妆的喜爱程度，恐怕不亚于书酒月光，诗人们常用胭脂指代女性，甚至以女性自比。如屈原，在他的楚辞里，香草美人的说法比比皆是。如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籍水部》中写道：“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看上去是写女子化妆之事，实际上是想问问考官自己的成绩如何。

　　除了以女子自比，文人笔下的胭脂往往承载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如李后主亡国后所作的《相见欢》“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苏东坡的《菩萨蛮》“夜来残酒醒，惟觉霜袍冷。不见敛眉人，胭脂觅旧痕”——一个是家国之痛，一个是生死之伤，却因胭脂触景生情，用胭脂托物言志。在诗人眼里，在永恒与短暂、生与死的命运交替之中，人的处境与胭脂红妆也是同构的。

　　古往今来，当人们展镜梳妆时，对于美好的追求就隐含在轻拍上脸的精彩颜色之中。胭脂其物，以实用立身，生在艳丽之中，受人喜爱，被笔墨记留，却像路途的旅客，绚烂易逝，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段别样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