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平仁兄勋鉴：
来函敬悉。某方若就地不动，我们与之互不侵犯。若某方决定西行，我们可作进一步之合作，但未决定行期前似不必见面。东屏意志如此，着弟转达，并请兄就近切实负责联络。东屏为人绝不虚伪，望转告某方诸同志勿过虑为祷！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志平”是谁？“某方”系指哪一方？“东屏”是谁？“知名不具”出自何人之手？为何隐匿姓名？为何称其统战密信？为何定为“馆藏一级文物”？它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坎坷历程？军博为何让笔者将其复制件转给当事人后代？一切的一切，容我慢慢道来！
密件源出：密约密语传密令
1933年春，红军进入巴山。蒋介石责令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并委川军第29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军费二十万元、子弹一百万发……巴山南麓的“剿共”阵势轻而易举地形成了。
巴山北麓，本属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防区。蒋介石以为跳出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会经关中而西进甘肃天水，早已将杨部 （亦称陕军） 第38军主力调往甘肃，而将陕南防区交给了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1师 （迅即扩编为第1军）。按理说，夹击巴山红军应由1军承担。然而，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却舍近求远地责令38军重返陕南，与胡宗南调防。
杨虎城左右为难：若违抗军令，就会军法处治，或被取消番号；倘若服帖顺从，恰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陕军实力亦不堪设想。就在杨虎城进退两难之际，中共地下党员、38军少校作战参谋武志平，通过陕军高级谋士杜斌丞向杨虎城建言：“联络红军，互不侵犯。”杨虎城采纳了这一建议。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身揣38军军长孙蔚如代表杨虎城写给红四方面军将领的绢书和西北军使用的密电码，以及川、陕、甘三省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等，雇请巴山地区的理发员杨才为向导，天不亮就离开了汉中。两天后，他俩翻越了巴山顶部的天池寺，来到巴山南麓的西河口小镇，遇到了土匪民团徐耀明部的纠缠。胆小的杨才就此驻足而返回汉中。武志平背着沉重的军用地图等，只身一人在川陕边界诸股土匪中艰难穿行十多天，于5月下旬来到通江县两河口，在一座民房里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
傅钟读罢孙蔚如军长的绢书，赞扬说：“来书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着想，很可贵！”接着，他让武志平谈谈“怎么想起这步棋的”？武志平说：“共产党中央的一月宣言上说，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任何部队订立共同抗日协定，这在陕军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限于本身力量，还不能公然揭竿而起，只能秘密地和红军建立友好关系。”武志平边说边从油布包中取出军用地图、密电码等绝密要件，并说这是杨虎城为表诚意而献上的礼物。实际上，这些无价之宝本是武志平利用作战参谋之便，冒着生命危险从陕军总部偷出来的，此刻他隐瞒了实情，恰到好处地为促成两军和谈提供了一枚砝码。
中共西北军委主席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等深表赞同，当即委派中共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 （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 随武志平进汉中秘密会谈。
1933年6月1日上午，红军和陕军代表在38军军部参议王宗山家中达成四项协议：一、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二、陕军阵地前沿设两军联络站，由武志平常驻，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三、红军可以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部分日用品。四、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部分军用地图，以表诚意。
陕军方面即刻兑现了诺言：赠以药品、松发油 （可代擦枪油）、油墨等共17担物资和好几份巴山地区的军用地图。这就是我军第一个统战协定。时称“汉中密约”，又称“巴山协定”、“御侮协定”。
根据这个协议，陕军在巴山南麓的一个只有7户山民的凉水井建立了两军秘密联络站。武志平便是这个联络站的负责人。他履职一个多月后，向坐镇汉中的孫军长写了封信，请示两军联络工作中有关事项的处理原则。本文开头部分公示的那封“知名不具”的密信，就是对武志平请示函的回复。
故事讲到这里，“密信”中的几个谜点便迎刃而解了：“志平”即陕军密使、陕军前沿两军联络站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某方”，即红四方面军。“东屏”，即杨虎城、孙蔚如等陕军将领。因为这封信是我军第一个统战协定的产物，故称其为“统战密信”。
阋墙御侮：文化基因现魅力
经上述解读，仍存谜点：“知名不具”出自何人之手？他与杨虎城、孙蔚如等陕军将领什么关系？他的复函为何使武志平心领神会？故事得从“阋墙御侮”这一炎黄文化的传统基因谈起。
“阋墙御侮”，这是九字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缩称。“阋”，读xi（系），打斗、争吵；“墙”，屋子里、内部；“御”，抵抗；“侮”，即外侮，外者欺侮。意思是说，兄弟在家里打斗，遇到外患欺侮就停止打斗，共同抵御外侮。这句九字成语源于 《诗经·小雅·常棣》，行成于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因其文化内涵体现了华夏一统、和睦共处的卫国意志，故历代朝野皆视其为炎黄精神的核心思想而广为传承。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在 《第二次讨袁 （世凯） 宣言》 中说：“殊不知阋墙御侮，浅人审其重轻。”由于孙中山的号召，“阋墙御侮”成了那个时代抗御外敌的动员令和组合国力的黏合剂，第一次国共合作便是这一文化基因的产儿。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华北危急，蒋介石却坚持他在当年7月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重申其“不抵抗”政策。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国人的愤怒。但迫于他的高压政策，人们大都默不作声。唯有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发出了“一致团结，共御外侮”的呐喊。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即1931年9月23日，杨虎城在报刊、电台发表了《泣告全国书》，主张以“阋墙御侮”之古训，替代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之国策。他说：“各省袍泽，全国同胞，懔阋墙御侮之训，为安内攘外之图。”“尤祈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这就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产生了根本性对立。endprint
就在杨虎城的“阋墙御侮”与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激烈搏斗中，一位桥梁式人物從中选定了自己的立场。
他叫王宗山，原名王登云，陕西醴泉县人，原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23年，孙中山委派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王宗山，共产党代表张太雷、沈定一，以“孙逸仙博士考察团”的名义考察苏联。蒋介石任团长，王宗山既是国民党代表，又是考察团秘书兼翻译。赴苏俄考察三个多月，赢得了蒋的好感。孙中山逝世之后，王宗山便成了蒋的英文秘书。
杨虎城为使蒋介石释疑，并在陕军与蒋委员长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特邀请王宗山来陕军任职。蒋介石则借机安插耳目。陕籍王宗山便成了陕军主力第38军军部参议。
1933年春，当蒋介石命令杨虎城的第38军开赴陕南“剿共”时，杨虎城将赴南京面蒋之重任交给了王宗山。目的有两条，一是向蒋报告陕军正在执行命令，让蒋释疑；二是向蒋索要赴陕南“剿共”的开拔费及弹药、药品等。在向王宗山布置任务时，杨虎城赠给他一把写有“虎不离山”的折扇。王宗山深受感动，表示“要为陕军效犬马之劳”。
王宗山到了南京，有人提醒道：“这次面蒋，委员长倘若问起‘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何意思，你咋解答？”
王宗山回答说：“《成语辞典》 写上啦，照实说呗！”
那人摇摇头，说：“万万不可！杨虎城栽就栽在这句成语上。一个武将，懂什么‘阋墙御侮？还不是身边谋士的主意。你呀，好自为之吧！”
王宗山为之愕然。这次面蒋，虽然为陕军讨得了一笔开拔费以及药品、军需物资等，但在心底深处却与蒋产生了一层隔膜。他考虑再三，华夏一统的文化感召以及孙中山的榜样力量使他选定了立场：追随杨虎城，走“阋墙御侮”之路。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将杨虎城给武志平出使红军的密信带到汉中，面交武志平。这封密件连同这封“知名不具”的密信皆作为“一级馆藏文物”，迄今珍藏于军事博物馆内。
二是协助孙蔚如军长，实施了联络红军之大计。比如说，帮孙军长起草联络红军之文书、向陕军密使武志平交代出使事项、接待红军来使等等。
三是以其“桥梁式人物”的独特背景庇佑和玉成“汉中密约”的顺利达成。当时，军统特务胡抱一以1军与38军两军联络站站长的名义进驻汉中，暗中监视陕军动向。因王宗山曾任蒋介石秘书，且与胡抱一个人交往甚密，故胡对王不加防范。据此，孙军长将与红军的先后三次会谈以及两次会谈中的酒宴，都设在王宗山家中进行。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安全的。仅此而言，王宗山对“汉中密约”是有重大贡献的。
因为王宗山系“汉中密约”核心人物之一，又是孙军长的谋士，加上武志平认识他的笔体，所以，他给武志平复函，既具权威性、指导性、可行性，又使武志平见字则明：“知名不具”者，王宗山也。
风雨历程：保存密件多艰难
1933年8月19日黄昏，武志平在凉水井接到勤务兵从汉中捎来的密信，当即掂量出它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因为凉水井属于土匪盘踞区，加上他居住的茅棚是租用的，里里外外找不到一块隐秘之处。只得悄悄地将密信塞进邻近山洞的岩石缝里。
1934年6月，蒋介石给杨虎城密电：“据密报，有武志平其人，自称系三十八军参谋，住在西河口附近，经常给共匪输运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缉，并告。蒋中正。”
慑于蒋的威慑，陕军作出两项决定：一是中断“汉中密约”，与红军切断联络；二是武志平不能再在38军任职。据此，武志平不得不离开陕军前哨。他在离开凉水井时，便从山洞的岩缝中取出密信，置于自己的行李包中。返回汉中的路上，他心情沉闷，边走边想：“我被陕军开除了，有关密件藏哪是好？汉中伞铺街那三间住房，是自己花钱租住的，早被特务盯上了。现若持件归去，岂不自投罗网？”左思右想，他想到了自己的丈母娘肖成善。
丈母娘家住汉中城南约30里的麻桑坝。家里开了个客店，人称陈家店子，老板娘是肖成善。武志平联络红军，并在陕军与红军之间建立了秘密交通线，这个陈家店子则为交通线上第一联络站。汉中的大批物资就是通过这个联络站源源不断地背过巴山顶峰，运向川北苏区的。红军小分队化装进汉中购物，也是通过这个支撑点而增加安全系数的。因为肖成善为人正直，精明能干，早就取得了红军和武志平的好感和信任，故而她成了第一联络站站长。随着友谊的加深，肖成善将女儿嫁给了武志平。如今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武志平则在回汉中的路上悄悄进入陈家店子，向丈母娘交代了今后的注意事项，并将这封密信以及其它几份密件交给她，叮嘱道：“妥为保存，视如己命，勿向任何人泄露！”肖成善当场将这些密件塞进竹筒里，藏于自家阁楼上。
武志平从麻桑坝回到汉中后，汉中城里已经张贴了“捉拿要犯武志平”的通缉令。这是杨虎城故作姿态，做给蒋介石看的。武志平是中共上海特科单线发展的地下党员，事至此境，他只好悄悄地去上海汇报情况。中共上海特科负责人王世英 （解放后任山西省省长） 听取汇报后说：“陕军不会对你杀人灭口。杨虎城对共产党的态度是能保护则保护，不能保护也不得罪。”他让武志平仍回汉中，请求陕军保护，以免落入蒋介石之手。
武志平回汉中后，果然得到了陕军的保护，但仍然不发津贴，仅允住闲。
如此严峻现实引起了丈母娘肖成善的警惕：“看来，我那店子也不安全，说不定哪天被翻个底朝天！”武志平点头称“是”。肖成善考虑到女儿刚满17岁，怕她经受不住磨难，故娘婿俩商定：由肖成善出面，在麻桑坝南约5里的小山村王家沟买5亩田和一座破旧小屋，以备后患。这一着果然生效了：因叛徒出卖，武志平被关进了大牢。特务们果将那陈家店子“翻了个底朝天”，但什么证据也没捞着，只好将武志平放了。而那几件密件却在王家沟小屋墙壁里安安静静地度过了11个寒暑。
1945年秋，日本投降。潜伏陕南的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带着一儿一女，以及从王家沟取出的那些密件，经西安，出潼关，绕开封，至徐州。因国共两军的军情变化，他不得不南行而绕至苏北、安徽等地，再经国统区、土匪区、游击区而折回山东、河北等地，直到1946年春节之后才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 北平市通州定辛庄。屈指算来，他在途中走了3个多月。这一路，他既要照护孩子，又要防备密件丢失，可谓历尽曲折。endprint
1949年北平解放，武志平任北京市园林局军管会副主任。有了安定的住所，他将密信藏于北京城内的住舍里。
1959年，新建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征集文物。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开国上将傅钟召见武志平，问其有无文物可捐赠？武志平如释重负，回答说：“有！”数日后，他将“知名不具”的密件和另几件文物装在一个大信封里，送至傅钟处。傅钟派其秘书转赠于军博馆藏处。因这些文物涉及杨虎城以及我党我军重大事件，故定为“一级馆藏文物”。
故事延伸：隔洋隔海不隔音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了我军抢救党史、军史活材料的具体工作，有幸对武志平及其夫人陈新英进行了50多次的深入采访，并采访了傅钟、徐以新、童陆生以及杨虎城秘书米暂沉等有关“汉中密约”十多位亲历者，写出了33万字的 《杨虎城的密使》，傅钟作序，解放军出版社于1989年1月公开出版。为引人注目，出版社特地将这封“知名不具”密信影印在该书封面上。
该书流传到美国，被台湾军情局局长胡家麒看到了，他特地通过所属情报系统弄到了一本。胡家麒关心此书，原因有三：一是书中涉及中共地下党的早期活动。二是载有其父胡抱一当年监视杨虎城等有关故事。三是涉及同窗好友王广生的父亲王宗山。
王广生系何面貌？这里，简述一则故事。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赴美国曼哈顿中央广场饭店正门前，准备参加美东工商协会在此举行的午餐会。当他沿着石阶上的红地毯走近饭店大门时，台独刺客黄文雄从石阶左侧石柱后蹿出来，从风衣内掏出手枪，对着蒋经国后脑勺举枪就打。在这危急关头，蒋身后的贴身侍卫王广生一跃而起，扑向蒋经国，压低了蒋的身姿，使其就势进入饭店的旋转门。结果，子弹从蒋经国的右耳上方飞过去，避免了一场刺杀！王广生因此被誉为“护蒋英雄”。（详见2002年5月14日《参考消息》）
提起朋友的荣耀，胡家麒亦觉光彩。因为他跟王广生年龄相仿，皆随父辈由大陆飞至台湾。其后，一直同窗好友。尤为情深的是：胡家麒的母亲姜宝珍与王广生的母亲李素林是汉中女师的同班同学，又是同年、同地分别嫁给两位来往密切的国民党高官。还有，王广生父亲王宗山一直是胡家麒中学时代不用花钱的英文辅导老师，故胡、王两家关系非同一般。
说来也巧，就在胡家麒搞到 《杨虎城的密使》后不久，正在台湾行政部门任职的“护蒋英雄”王广生来美国度假。两位老同学异国相遇，自然不亦乐乎！没人在场时，胡家麒指着这本书的封面说：“看看，共军作家写的。封面上的密信，是你父亲笔体吧？”
王广生点头称是。看了有关章节的复印件，他不禁惊愕地自问：“国共两军举行过汉中会谈？还是在我家进行的？”
这时，其父王宗山业已去世多年。为了更为详尽地了解内幕，了解父亲在大陆的情况，他决心与这位共军作家取得联系。
1997年6月，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与台湾明新科技大学，签订了《极地科学考察合作协议》。在互相访问期间，台湾明新科技大学董事长王广生先生，拿出 《杨虎城的密使》 给极地办工程师王新民看，并说：“封面上‘知名不具的密信是我父亲写的。”他请王新民在北京帮助寻找这本书的作者李伶先生。
王新民通过好几个渠道，于2007年3月12日与我取得了电话联系。当年3月23日下午，我在王新民带领下去昆仑饭店与王广生进行了首次交谈。这就填补了时空隧道的信息空白。
王宗山于1949年到台湾后，虚名“国大代表”，实无一官半职。没有工资，一家大小全靠赴台时胡宗南赐予的20斤黄金。租房、修房，加上三个子女求学，以及一家大小的生活花费，20斤黄金很快花完了。最困难时，为了儿女的学费，母亲李素林曾背着家人去卖血。对此，王广生一直弄不明白，老蒋为何这样冷落自己的昔日秘书？看了 《杨虎城的密使》 才略有所悟：父亲与老蒋早已彼此心照，不杀已属恩典！
王宗山似乎看破了红尘。除了打坐念佛，还呼唤同乡，通融上下，先后在台湾办起了光复中学、大华工专、明新工专 （后改为明新科技大学）。王广生退休后，继父遗志，继续办学，故而成了台湾明新科技大学董事长。
2005年，江苏昆山市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台湾赴大陆创办的大学——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简称登云学院。这所大学就是王广生联络台资共同举办的。校名中的“登云”二字，隐喻其父王宗山的原名王登云。为此，我在长篇纪实文学 《西安事变的序曲》 《1933：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汉中密约》 中，均以 《台湾回音：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的校名隐秘》 为章名，专题介绍了有关王宗山等人的轶闻逸事。
2009年11月25日下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副会长李炳才，在苏州市长阎立、江苏省台办主任陈尧等陪同下，视察了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并和王广生合影留念。陈云林说：“登云学院在沟通两岸教育方面做了一个平台，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是個先行者。希望学校为两岸和平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12年7月16日，王广生病逝于台北，享年72岁。联想到王氏父子的益国利民之举，笔者凝联以赠：
好兄弟，不阋墙，共御外侮，炎炎华夏皆同心。
办教育，兴学堂，名在桑梓，朗朗书声慰忠魂。
王广生去世之后，追随父亲办学的大儿子王振亚成了登云学院常务副院长。往事如鉴，大业未竟，此刻的王氏后代对爷爷那封“知名不具”的密信倍加尊崇，故请我联系军博，设法取得一份复制件，以便激励后人，继承遗志。
我将王氏后代的意愿如实呈达，加上我是“汉中密约”的较早发掘者、宣传者，这就是军博文物处杨海峰处长让我将其复制件转交王宗山长孙王振亚的原因。
（选自《党史博采》2017第7期）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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