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祥

　　

兩人首次碰面

　　鲁迅应该算得上是文人中的“富豪”。有学者根据 《鲁迅日记》 里所记的他工作后的每年所得，得出这样一组数据：鲁迅前期在北京教育界任公务员，14年的总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328万元人民币；中期在厦门、广州做大学教授，1年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35万元人民币；后期在上海做自由撰稿人，9年总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452万元。

　　还有一种算法是，银元的标准重量是26.6克左右，经过流通磨擦，也不会低于25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元银元约折合人民币 （2009年）60至70元，鲁迅每月有300到500元银元的收入，就相当于现在的1.8万元到3.5万元收入了。在后期则更多，有时年收入达15000元银元，相当于现在的近100万元。因此鲁迅对自己经济状况曾有过明确的表述：“我的生活其实决不算苦。”“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

　　鲁迅幼时有一段从小康坠入困顿的生活经历。1894年，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锒铛入狱，随之而来的是父亲长期患病，花光家里积蓄后，不治身亡。家境因此败落，不仅卖了房子，还饱受邻里亲戚的白眼。家庭的变故，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底层人民，尤其是在他祖父入狱前后，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有时也到地里“偷”豆子煮了吃。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朋友这种朴素真诚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来怀念—— 他不认为穷人是该被奴役、践踏的，穷人有他们的尊严和人格—— 多年后，他甚至在作品 《一件小事》 中描写过这样一个情景：在一个贫穷但勇于担当的车夫面前，兜里有大把铜元的“我”感到了“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与鲁迅这样靠个人才华与努力发奋而成为文人中的富豪相比，邵洵美则是不折不扣的真正的富豪。

　　邵洵美，祖籍浙江余姚，出身于上海的官宦世家。他的祖父邵友濂为同治年间举人，官至一品，曾以头等参赞身份出使俄国，后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邵妻盛佩玉的祖父盛宣怀更是洋务运动中坚人物，大实业家，富甲一方。又因邵洵美过继给伯父邵颐的关系，按谱系，大官僚李鸿章当是他的叔外祖父。

　　邵洵美自小喜欢文艺，五六岁时即入家塾读《诗经》，背唐诗，后入读贵族学校圣约翰中学。毕业后留学英国，入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回国后，邵很快成为文坛上长袖善舞、呼风唤雨的角色。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文艺界多元格局并存的情况下，邵洵美拥有一大批左、中、右的朋友：胡适、叶公超，潘光旦、罗隆基、曹聚仁、林语堂、沈从文、方令孺，闻一多、夏衍、邹韬奋、徐悲鸿、刘海粟、鲁少飞，以及张道藩、谢寿康、刘纪文等，可谓高朋满座。

　　1928年初，邵洵美在住宅对面创办金屋书店，屋内布置得富丽堂皇。据朋友介绍，“金屋”这个名字的取义，既不是出于“藏娇”的典故，也不是缘于“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诗句，而是由法文“La Maison Dor”翻译过来的，那里也是文人雅集的场所。据郁达夫回忆：“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斋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邵洵美夫人盛佩玉在她的回忆录中，有一节专谈上海的文化沙龙，其中说道：“新雅茶室在北四川路上，文人雅集，每天在此喝茶、谈文，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洵美也是座上客，他不嫌路远常去相访……老朋友不用说，新朋友一见如故，谈得投契，大家都成为朋友，洵美他写诗的兴趣更浓了，也更常想去聚聚。”画家鲁少飞曾戏谑地画了幅 《文坛茶话图》，称邵洵美是“文坛孟尝君”。

　　关于邵洵美的“有钱”，不妨看看他朋友的回忆：当时邵洵美的私人书房里，放着估价五千金以上的希腊女诗人萨福像真迹，用20万英磅在伦敦拍来的史文朋的手稿，用羊皮纸装订的波德莱尔 《恶之花》 的第一版，和结拜大哥徐悲鸿描绘巴黎“红磨坊”即景的帆布油画。这些陈设，足见强大的财力和人际网络。除了收藏自己深爱的艺术品外，邵洵美还投资出版业，出版了《十日谈》 《时代画报》 《时代电影》 《万象》 《声色画报》 等杂志，涉及文学、诗歌、漫画、电影、时事、评论等各个领域。事业鼎盛时期，邵洵美名下同时出版的刊物有7种，每隔5天便至少会有两种期刊面世，这在中国出版界无人能出其右。

　　邵洵美还爱画画、藏书，写诗要在没有格子的白纸上写，落笔字迹秀丽，行列清晰，匀称洁净，甚至可以直接付印。他的英式诗风，追求唯美，陈梦家评价道，那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

　　因为都是文艺圈中人，又都在上海，鲁迅难免跟这位风度翩翩的“孟尝君”碰头。他们见面就不同寻常，其媒介居然是声名赫赫的世界文豪萧伯纳。

　　1933年2月17日，77岁的英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偕夫人乘“皇后号”轮船漫游世界，在由香港抵达上海时，他“只要求见孙夫人（宋庆龄）”。《宋庆龄年谱》 记载：“晨5时，宋庆龄偕杨杏佛等乘海关小轮前往吴淞口欢迎，并上英轮皇后号访萧伯纳，相见甚欢。后应萧伯纳的邀请，宋庆龄与其在餐厅共进早餐。”当宋庆龄一行陪同萧伯纳离开码头，前往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 会见抵沪各游历团成员时，有一辆小车正驶向虹口鲁迅家。那是蔡元培派人去接鲁迅的车，让他赶紧到“孙夫人的家里吃午饭”—— 当然，主要是与萧伯纳共进午餐。

　　鲁迅最初是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电报中，得知萧伯纳要来上海的。宋庆龄等一行人离开礼查饭店后，即驱车前往亚尔培路 （今陕西南路）的中央研究院造访蔡元培，待他们到达宋庆龄寓所，已是中午12时。鲁迅乘车赶到时，午宴已进行到一半。萧伯纳见到鲁迅时，幽默地称他是“中国的高尔基，而且比高尔基还漂亮”，鲁迅则诙谐地回答：“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但两人交谈的时间似乎并不多，宋庆龄后来回忆说：“当时林语堂和他 （萧伯纳） 滔滔不绝地谈话，致使鲁迅等没有机会同萧伯纳谈话。”

　　稍事休息后，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陪同萧伯纳前往座落在福开森路 （今武康路） 的世界学院，出席与世界笔会中国支会会员们的见面会。在世界学院精致的小厅，除上述几人外，还有梅兰芳、叶恭绰、张歆海、谢寿康、邵洵美等人—— 这样，鲁迅跟邵洵美有了首次碰面。endprint

　　对这次见面，鲁迅在该年应日本改造社约稿，写的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道：“两点光景，笔会有欢迎。也乘了摩托车一同去看时，原来是在叫做‘世界学院的大洋房里。走到楼上，早有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约五十个人在那里了。”在文中，邵洵美是在给萧伯纳赠送礼品时出场的：“此后是将赠品送给萧的仪式。这是由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收在一个盒子里。还有一种，听说是演戏用的衣裳，但因为是用纸包好了的，所以没有见。萧很高兴地接受了。”关于这赠品究竟是什么，当时在场的张若谷在 《五十分钟和萧伯纳在一起》 中有详细介绍：“轮到送纪念礼物的时候了。笔会的同人，派希腊式鼻子的邵洵美作代表，捧了一只大的玻璃框子，里面装了十几个北平土产的泥制优伶脸谱，红面孔的关云长，白面孔的曹操，长胡子的老生，包扎头的花旦，五颜六色，煞是好看。”（1933年2月18日《大晚报》）

　　另据1996年6月27日《北京青年报》上一篇 《遭鲁迅〈拿来主义〉讽刺 邵洵美后人要公正》的文章介绍，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披露，她母亲盛佩玉回忆，当天 （指萧伯纳到达上海那天）邵洵美傍晚回家时，曾把白天的经过讲给夫人听，说这次是他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活动结束后下起了雨，天很冷，邵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车，冻得脸都发青了，还主动上前邀请先生上自己的汽车，送他回去。

鲁迅的金钱观

　　应该说，鲁迅跟邵洵美这第一次见面，并没有什么不和谐。照邵太太与她女儿的说法，他们还有很好的互动。可问题是，为什么很快他们便恶语相向？

　　鲁迅虽然对贫富有自己的看法，但倒也不是无原则、无条件地“仇富”—— 相反，因为有那么一段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生活，他对金钱有了比较平实的看法—— 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万万不能。这一点，在他公开演讲中有清楚的表示。1923年12月26日，鲁迅应邀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做了一个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演讲中，鲁迅讲道：“……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 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因此，他对青年朋友的劝告常常是这样：“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

　　不过，鲁迅对金钱不是无条件地尊崇。这条件有二：其一，这金钱来路要正，最好是靠辛勤劳动而来；其次，有了钱，最好能用这些钱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能因此蔑视与嘲弄因种种原因而深陷穷困的人们。这两条，鲁迅做得还是比较到位的。第一条，鲁迅所拿酬劳，没有任何不劳而获。他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现在的生活，真像拉车一样，卖文为活，亦大不易。”在另一封信中又说：“别的琐事又多，会客，看稿子……还得做些短文，真弄得一点闲工夫也没有，要到半夜里，才可以叹口气，睡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晚年，那时他身体不好，时常生病，但为了生计，还得继续写作和翻译。

　　但有钱后他却并不以此摆架子，倒是尽己所能帮助那些仍在穷困甚至是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鲁迅致木刻家曹白的信中曾说过：“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总希望 （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一次青年作家叶紫写信给鲁迅，说他“已经挨饿了”，请鲁迅帮问问他投稿的稿酬如何。鲁迅回信“已放十五元在 （内山） 书店，请持附上之笺，前去一取为盼”。作家萧军、萧红手头紧，向鲁迅求救，鲁迅说：“我这一月以来，手头很窘，因为只有一点零星收入，数目较多的稿费，不是不付，就是支票，所以要到二十五日，才有到期可取的稿费。不知您能等到这时候否？但这之前，会有意外的付我的稿费，也料不定。那时再通知。”事后，萧军、萧红觉得这么用了鲁迅的钱，心里有些“刺痛”，鲁迅还回信安慰他们：“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 用用毫不要紧。”在邮局工作的孙用，将自己的译稿 《勇敢的约翰》 寄给鲁迅，以求得帮助。鲁迅代其联系出版事宜，垫付了制版费，当书店付还一部分制版费时，他又用这些钱预支了译者的版税。

　　在鲁迅看来，邵洵美的钱基本上不是来源于自己的勤奋工作。鲁迅在 《拿来主义》 中谈到文化遗产问题时，曾这样影射一个人：“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 （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收录此文的课本以前标有注释：这里是讽刺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自我炫耀的邵洵美之流。

　　当然，这么说有些偏颇，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就曾辩解“鲁迅先生所指的‘富家翁的女婿，当然是指爸爸娶了妈妈—— 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实际上，这样的评语，对爸爸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她说：

　　首先，邵氏家族在上海也是一个大家……爸爸从小被过继给大伯邵颐，而邵颐的夫人李氏是李鸿章视为己出的侄女，当年以中堂大人的千金之名嫁到邵家，从谱系上讲，李鸿章也是爸爸的外祖父。其次，很多人不了解的是，爸爸和妈妈是姑表亲。爸爸的生母是盛宣怀的四女儿，爸爸不仅是盛宣怀的孙女婿，其实更是他的亲外孙。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鲁迅大概还不至于对邵洵美那么不满意。关键在于，他认为邵看不起其他清寒作家，写文章对其挖苦讽刺，自鸣得意。

邵洵美：对论争无法释怀

　　有研究者认为，邵洵美在一篇小文章里对贫穷文人的嘲讽先惹恼了鲁迅—— 1933年8月在《十日谈》 上发表的 《文人无行》 （也有一说这是他对鲁迅此前发表的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的回应）。这篇文章让鲁迅发怒的主要是这么几段：“……但其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枝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呒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言下之意为文人都是些无业游民，是一些靠着“一枝笔，一些墨，几张稿纸”混饭吃的“可怜虫”。接着又说：“谁知既为文人矣，便将被目为文人；既被目为文人矣，便再没有职业可得，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然后又道：“大学教授，下职官员，当局欠薪，家有儿女老少，于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时藉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邵洵美的说法与梁实秋的观点如出一辙。梁实秋信奉“资产是文明的基础”的主张，认为文学是属于“有产的少数人”的：“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的。”穷小子要登上文坛，就必然“在文坛里胡闹”了。同时，邵洵美已经有明白地向“穷文人”鲁迅进行不点名攻击的“嫌疑”：不仅因为鲁迅做过“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重要的是，他也遭受过“欠薪”（为此，他还写过一篇题为 《记“发薪”》 的文章），而且，鲁迅时常有“把平时藉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的做法。endprint

　　8月26日，鲁迅以“洛文”的署名在 《申报》 副刊发表 《各种捐班》 一文，文章开头就说：“清朝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便是这一伙。”现在则连做“文人学士”和“文学家”也可以“捐班”。“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钱”。怎样才能做“文学家”呢？“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这里是说，像邵洵美这样的“作家”，其实就是靠了手中的几个钱—— 你说做文人是“呒本钱生意”，其实也得“投资”呢。

　　接着，鲁迅又以“苇索”的署名在 《申报》 发表《登龙术拾遗》，正好在邵洵美办的书店当编辑的章克标写了一部 《文坛登龙术》，其中提到“登龙是可以当作乘龙解的”，“平常乘龙就是女婿的意思”等等。鲁迅说“做女婿而登文坛”的要术是：“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这些话，当然是针对“饭吃不饱”的“这般东西”，却“在文坛里胡闹”的说法而来的。

　　其后，邵洵美、章克标在所编的 《人言》 周刊上，刊载鲁迅在日本 《改造》 月刊上发表的三篇杂文之一 《谈监狱》 的中译文，并加上了“编者按”，这让鲁迅与邵洵美的纠葛再上新台阶。按语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又说：“鲁迅先生本来文章极好，强辞夺理亦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统观此文，则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若非译笔错误，则此种态度实为我所不取也。”鲁迅1934年致信郑振铎：“章颇恶劣，因我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由于邵洵美当时和章克标“同党”，鲁迅日后著文总不忘给邵一顿批评，他在 《中秋二愿》 《〈且介亭杂文〉序言》 《〈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 《六论“文人相轻”—— 二卖》 《〈引玉集〉后记》 等文中，均指名或不指名地涉及邵洵美。

　　邵洵美对鲁迅的咄咄逼人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只是在1935年6月22日《人言》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劝鲁迅先生》 的文章，其中写道：“鲁迅先生似乎批评我的文章不好，但是始终没有说出不好在什么地方。假使我的文章不值得谈，那么，为什么总又谈着我的钱呢？鲁迅先生在文学刊物上不谈文章而谈人家的钱，是一种什么作用呢？”

　　1935年，邵洵美在挚友徐志摩死后，开始续写小说 《珰女士》 下篇，在这部以左翼作家丁玲为蓝本的小说中，他特意写了个“周老头儿”：“他脾气的古怪，你是知道的；你只能听他自然，不如他意他就恨你，一恨你就把你当成了死对头”，“人说绍兴人就会唱高调，一点也不错”。借小说主人公之口，邵洵美毫不掩饰他对鲁迅的影射，“市面上有本鲁迅写的 《阿Q正传》，我觉得倒像周老头儿的自传”。

　　上世纪50年代末，邵洵美曾与贾植芳同囚一室，据贾植芳在 《狱友邵洵美》 中的回忆，邵洵美当时怕自己来日无多，曾郑重其事地托付他将来澄清两件事：一、1933年萧伯纳来上海访问，他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因为萧伯纳不吃荤，便由他出面宴请，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费了46塊银元，但在公开报道中，他的名字未被提及。二、他的文章均由自己亲自执笔，而非鲁迅所批评的请人捉刀代笔。“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其实，今天我们读鲁迅抨击邵的文章，并没有讲邵的文章是“叫人代写”的，邵洵美很可能理解错了“捐班”的含义：鲁迅本来的意思是，邵洵美“文学家”的头衔，就像清朝时那些靠“捐班”（用钱买官） 上位的人一样，是靠自己出钱打造 （打造方式主要是办杂志、办书店，登自己文章、出自己的书） 而成的。

　　即使在穷困潦倒之际，邵洵美耿耿于怀的两件事，还是与鲁迅有关，可见这场论争已成为他一个打不开的心结，终身无法释怀。

　　（选自《同舟共进》2017年第8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