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残阳

　　郭嵩焘作为洋务先知、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集经世诤臣和狂狷名士于一身，其诸多思想超越了同时期的官僚，乃至超越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由此导致他频遭非议、背负骂名，直至在悲愤中辞世。但他死前不久写的诗句“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却表明了他的信心。历史前进的步伐无人能够阻挡，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终将发现他的价值，并作出相对客观的评判。

曾左出山的幕后推手

　　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年更号玉池老人。因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养知书屋”，所以又被称为养知先生。1818年，他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1835年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等人成为好友。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正是由于与曾的相识，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

　　郭嵩焘的科举之路走得并不顺利。1837年，他参加乡试，考中举人。然而，从1838年开始，他先后多次赴北京参加会试，直到1847年第五次考试时才考中进士。然而，仕途才刚刚开始，郭嵩焘的父母就相继去世，他依定制回乡丁忧。就在此时，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太平军一路北上，于1852年9月围攻长沙，全省震惊。

　　当时，郭嵩焘一家与左宗棠一起在湘阴玉池山梓木洞躲避战乱。危难之际，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根据贵州知府胡林翼的极力推荐，在赶赴长沙就任途中，特地派人携带重金，邀请左宗棠出山守卫长沙。然而，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却摆出名士架子，没有答应。郭嵩焘带着众人前来劝说：“公卿不下士久矣，张公此举，宜有以成其美。”在郭的极力劝说之下，左宗棠最终决定临危受命。10月8日，左宗棠攀登绳索，爬进了被太平军重重围困的长沙城，与张亮基紧紧握手。左宗棠被授予军事指挥大权，在他的运筹谋划之下，经过近两个月的作战，成功抵挡住了太平军的一次次进攻，最终解除了长沙城的围困。这也成了左氏功名的开端。

　　太平军一路攻城略地，而清政府久疏战事、没落腐朽的八旗军一击即溃，难以堪当“剿匪”重任，于是咸丰皇帝下令各地兴办团练，用地主武装来抵抗农民武装。当时，曾国藩因老母去世，在老家丁忧，虽然接到了皇帝兴办团练的诏令，却拟写了奏折“恳请在籍终制，不能受命”，准备予以拒绝。恰巧到曾家吊唁的郭嵩焘听闻此事，劝他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极力劝说他抓住宝贵机会，实现报国理想和个人志向。他又打出了保护家乡父老的旗号，让曾的父亲一同进行劝说。曾国藩终于被打动，奉诏总办全省团练事宜，兴办湘军以镇压太平军。郭嵩焘随军行动，积极出谋划策，成了曾国藩的幕僚。

　　1853年5月，太平军围攻南昌，郭嵩焘随湘军一同奔赴前线，连续几场作战湘军均告失利。郭嵩焘观察发现，湘军水师与太平军实力相差甚远，致使湘军同时要应对陆路和水路的进攻、腹背受敌，于是建议湘军大力兴办水師。曾国藩听取了他的建议，把水师作为建设重点，逐步赢得水上作战的主动权。

　　对于团练武装来说，因为不在清朝官方兵制之内，没有固定的军饷供给，经费筹措始终是个大问题。1853年至1856年期间，郭嵩焘受曾国藩派遣，到湖南、浙江等处筹集粮饷，当起了湘军的“粮草官”。他曾担任湖南劝捐大员，大力推行厘捐制度，对所有经过本地关卡的商品进行征税，以税收来维持湘军运转。后来，这一做法在全国进行了推广。

　　1856年末，郭嵩焘离湘北上，到京城担任翰林院编修，深得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在肃顺的推荐下，郭嵩焘几次得到咸丰皇帝的召见，被任命为南书房行走。他利用与皇帝接近的机会，在皇帝面前称赞湘军战绩，极力推荐曾国藩、左宗棠等同乡。然而好景不长，1859年郭嵩焘奉命赴天津前线协助僧格林沁办理军务，因为两人在海防上观点不一，关系一下子闹得很僵。当年年末，郭嵩焘在山东查办海口贸易时，决定开局抽厘，引发了福山县民众聚集殴毁厘金局事件。僧格林沁借机弹劾，最终郭嵩焘被调回北京，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他在抑郁中告病回乡。

　　郭嵩焘在家乡蛰伏了几年时间，在同科进士、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推荐下，于1862年出任苏松粮道。他看到所辖的苏州、松江、太仓三府的粮赋过于沉重，常常逼迫民众揭竿起义，于是建议李鸿章减轻赋税。第二年7月，清廷准予减轻三府粮赋，郭的声望大增。很快，他就升任两淮盐运使，通过整顿盐厘，为前线作战的湘军筹集了巨额饷银。

　　湘军与太平军的作战旷日持久，曾国藩深感“饷项窘绌异常，若不另开生面，决裂即在意中”，于是上奏朝廷，请求派员赴富庶的广东筹饷，以维系作战。1863年10月，郭嵩焘赴粤署理广东巡抚，获颁三品顶戴。他果然不负曾氏所望，采取强力措施统一税捐，想方设法进行搜刮，使厘捐由年七十万金增加到二百多万金，尽量为湘军“输血”，但也导致民怨沸腾。他还修筑广州、虎门、西江等要塞炮台，强化广东海防建设。

　　然而，郭嵩焘还是没能绕开督抚矛盾这一关。他与两广总督毛鸿宾，因权力分配、粤军人选等问题矛盾持续激化。1865年3月，毛因湖南巡抚任内失察藩司事降调，离开广东。郭嵩焘还没开心多久，不曾想新任总督瑞麟来头更大、后台更硬，督抚矛盾进一步恶化。

　　雪上加霜的是，郭嵩焘与多年好友左宗棠因清剿太平军的军事部署、战功划分等问题相互攻击，矛盾日深。1866年2月，虽然左军与粤军等联合攻下嘉应州，彻底歼灭了南方太平军，郭嵩焘也获赏二品顶戴，但在左宗棠持续4次奏劾下，郭却依然只能署理广东巡抚。当年6月，郭嵩焘被免职，“诏命来京，另候补用”，但功名利禄、朋友情谊均告破灭的他无心入京，回到湖南当起了教书先生，并利用闲暇时光著书立说。

独树一帜的洋务派

　　郭嵩焘在江、浙、粤等地为官过程中，对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商业模式、科学技术等有了较多的接触和理解，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见解的洋务观。

　　1856年，郭嵩焘在筹集湘军粮饷时，在上海参观了多家洋行、领事馆洋楼，登临火轮船实地体验，还第一次看到了印刷机印刷报纸的过程。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极为新鲜的，在日记中他事无巨细，一一记录清楚，就连火轮船两旁随风飘摇的吊床也写得生动灵活。此后，郭嵩焘每到一处，必然去看西方传入的最新科技和器械，还阅读了多部介绍西方的著述，进一步增加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1863年，当好友冯桂芬向李鸿章提议在上海设立学校、培养洋务人才时，郭嵩焘积极响应，为即将成立的上海广方言馆拟订了14条章程。1864年，他在广州开办同文馆。endprint

　　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广泛兴起。当时，主流的洋务派都持有“中体西用”的理念，设想以西方技艺之“用”，捍卫封建专制之“体”，把救国的焦点都放在“练兵”“制器”上，努力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1874年11月，总理衙门引日本侵略台湾省事件为训，奏请“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为自强的六条紧急“机宜”。紧随其后，原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奏陈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清政府建立一支近代化海军。清政府把这两个奏折寄发给各督抚大员讨论，掀起了一场关于如何兴办洋务的大讨论。在沿江沿海督抚大员纷纷复奏表示赞同时，在乡赋闲8年后刚刚重获启用、担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却递交了一条立场观点不太一样的条陈。

　　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发出了从政教上向西方学习的呼吁。 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这些主张绝非易事。他提出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三十年可成，学习西方生产制造技术则需要五十年，而建立一所学校需要百年才能大有收获。振兴人心风俗是最为漫长的，需要三百年的时间，其中一百年用于清除陋习，一百年用于培养新人，再一百年用于稳固新风尚。

　　但是，郭嵩焘的洋务观点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即由“尊洋”慢慢异化成“迷洋”“畏洋”。比如，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奴役落后国家的本质，认为清政府应该委曲求全、处处忍让，遵守好不平等的条约，切不可与西方列强开战。但他却没想过，一味避战求和，反而更容易滋长列强的野心，变本加厉进行侵略。

饱受攻讦的外交生涯

　　郭嵩焘在年近花甲之时，接到了一个崭新的任务，踏上了出使外国的全新征程，这也让他被彻底钉在舆论的耻辱柱上。

　　清政府第一次派遣驻外公使，其重要使命却是去赔礼道歉。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组成的勘探队，由缅甸闯入云南，在腾冲地区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在打死打伤中国居民后，马被愤怒的当地人打死，首级悬挂于城墙上。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大肆恐吓，以下旗绝交、派遣军舰来华等为要挟，肆无忌惮进行讹诈。经过中英双方交涉，清政府决定派遣钦差大臣赴英道歉。因郭嵩焘对西方较为了解，对洋务又有着独到的见解，于是这项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他。

　　在中英两国政府就“抚恤”“赔款”“惩凶”事宜进行讨价还价时，在京等候赴英的郭嵩焘得以升任署理兵部侍郎，在总理衙门行走。不久后，他上奏朝廷，要求从严惩处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岑毓英。他还提出各国之间往来应该以礼相接，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礼教和交往方式，而国内的士大夫不明时势，一意诋毁，以致屡生事端，马嘉理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天朝上国”居然要派遣使臣赴“蛮夷之地”道歉，这在当时被视作是自贬身价、自取其辱，加之郭嵩焘在奏折中对士大夫阶层的批评，也激起了他们的猛烈回击。一时间，嘲笑谩骂声遍布朝野。晚清名儒王湘绮更是写了这样一幅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郭嵩焘的湖南老家，声讨之声尤为猛烈，愤怒的学生发起游行抗议，让他的家人提心吊胆。

　　面对滔滔舆论恶浪，郭嵩焘身心俱疲，几次以身体有病为由向朝廷告假，请求不予出使。但慈禧太后先后两次召见，对他多方慰藉，加之李鸿章等人的热情鼓励，使他重燃出使的信心。在日记中，他坦露心扉：“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加之“出使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基”，因此毅然决定不顾个人荣辱，勇敢面对这条注定凶险的出使之路。

　　1876年9月，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签署 《烟台条约》，清政府首次派遣驻外公使就此正式提上了日程。出使的队伍共有30多人，其中副使居然是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刘锡鸿，这其实是清政府对洋务派的制约，以此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当年12月，郭一行在大雨中登上停泊在上海港的輪船，向着伦敦进发。

　　没想到，出行后第一项活动就惹出了麻烦。原来，清政府要求郭嵩焘将一路所观所思都详细记载下来，为今后展开外交活动提供借鉴。他在旅程中坚持撰写日记，把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宗教信仰等都作了细致的记录，并附上个人的独到评论。抵达伦敦后，他把30多天所记日记汇集成 《使西纪程》，抄写一份寄回总理衙门。

　　然而，当这份日记刊行之后，却在京城士大夫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纷纷叫骂郭嵩焘崇洋媚外、美化西方，指责他中了“洋毒”，成了洋人的吹鼓手。在一波波讨伐声浪中，清政府命令将 《使西纪程》 毁版，并对郭严词训斥，只不过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接替人选，才勉强将他留任。

　　而郭嵩焘率领的使团在伦敦街头露面之后，也在西方社会引起了轰动，很多人好奇地看着这一队穿着长袍、留着长辫的中国人。

　　郭嵩焘很快就投入到繁忙的外交工作之中。在觐见英国女王时递交的国书中，他特意注明自己作为“道歉”钦差的同时还是长驻公使，并加上了副使刘锡鸿的名字。关于觐见的礼仪，他曾经询问英国驻华公使，但此君有意隐瞒、盼着他出丑，直到他询问了此前出过国的蒲安臣使团和崇厚使团的情况，这才心里有了底。他向英女王行的是三鞠躬礼，而不是中国官场的跪拜礼，总算在场面上没有留下笑柄。

　　觐见女王之后，他相继拜会了英国外相、首相等官员，以及多国驻英公使，还通过参加社交活动等时机接触官商各界人士。他还深入社会各个领域，了解英国的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和风俗人情。

　　1878年2月，郭受命兼任驻法公使，即中国第一任驻法公使。

　　在公使任上，他多次与英国当局交涉，着手处置了江西盐船案、镇江趸船案、英船雇佣华工案等事务。因中英两国实力相差悬殊，英方又故意刁难，因此每办一事都要来回折腾、绞尽脑汁，但郭嵩焘以六十岁多病之躯四处奔走，尽最大可能维护清朝利益，作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贡献。

　　然而，顽固派在郭嵩焘身边埋下的棋子刘锡鸿，却四处收集郭的“黑材料”，不时向清政府告状。在他罗列的罪状里，甚至包括参观炮台时天气骤变、郭身披英人大衣，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郭应邀参加巴西国王茶会时，起立迎接国王入场，被指责为有失大国尊严；郭参加音乐会，翻阅了节目单，也被认为是不应该；以及郭原配身故，他带如夫人梁氏出使，并安排梁氏学习英文、参加社交活动，被指责为有伤风化等等。刘锡鸿甚至张罗了郭的十大罪状，把他描述成卖国求荣的人。其实，这些都是郭嵩焘按照现代社交礼仪，学着与世界打交道罢了，算不上是什么罪行。endprint

　　郭与刘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越发不可调和。于是，清政府干脆各打五十大板，于1878年8月决定将两人同时召回。

悲凉凄惨的晚年时光

　　1879年1月，郭嵩焘与继任驻英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手续，启程回国。本来，清政府准备待郭回国后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反对下才不了了之。这一切，都让郭嵩焘格外心灰意冷，他抵达上海后并未赴京报到，而是告病返乡。

　　在长沙城内随处可见攻击郭嵩焘勾结洋人、当卖国贼的标语。郭成了过街的老鼠，到处都是一片喊打之声。就连他乘坐的小火轮拖带的木船，都被长沙、善化两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 （湘江）”為由拒绝停靠，迫使他改行陆路。就这样，郭嵩焘背着骂名出访，又在一片骂名声中黯然归来，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郭嵩焘避居乡野，却依然难挡尘世纷争。他回湖南后不久，总理衙门通知当地官场，即将有洋人要从广西到湖南游历。当地乡绅谣传是郭勾结来的洋人，群情激奋的学生纷纷到他居所抗议。他派人去上海办事，就说他要找洋人撑腰。他与朋友准备创办“校经堂”，就有人指责他以讲经史为幌子，目的却是宣扬西方技术。不管他做什么，都会被放在有色眼镜下检视，被舆论贴上“通洋”的罪名大加讨伐。于是，他只能关起门来，把自己关于洋务的思想和实践汇编成 《罪言存略》。而这个“罪言”，恰恰说明了他的愤恨与无奈。

　　郭嵩焘蛰居乡野之后，依然对时事十分关注，多次上奏朝廷、致书好友李鸿章，对中法战争、兴建铁路等事宜发表意见。他还借鉴西方禁烟的做法，在湖南设立禁烟公社，调查当地吸食鸦片的人数，逐人逐族宣扬禁烟理念，派发戒烟药丸。但由于响应者不多，并未产生太大影响。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溘然长逝，以凄凉辛酸的心境告别了这个世界。临死之前，他特意嘱咐只通知本家及一二至亲前来吊唁，其他亲友概不通报。一个月后，他的好友李鸿章上奏朝廷，列陈其一生功绩，循例请求国史馆为其列传，礼部为其赐谥。没想到，几天后清政府降下一道声色俱厉的谕旨，称：“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 9年之后，义和团运动高涨，居然还有京官奏请开棺鞭尸，以示对他崇洋行径的惩戒，所幸未获同意。

　　郭嵩焘一生坚持写日记，生前出版和身后遗稿整理成文集 《养知书屋遗集》 《郭侍郎奏疏》 《养知书屋文集》 《郭嵩焘日记》等。2013年，岳麓书社编辑历时10年、总字数达800万字的 《郭嵩焘全集》 得以出版，详尽记录了郭嵩焘个人及他所在的时代走向世界的艰难与挫折、涅槃与重生的心路历程，成为深入了解郭嵩焘生平、研究郭嵩焘思想的极佳著作。

　　（选自《看历史》2017年第7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