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相臣

　　（1907年生，陕西商南县人，曾任张学良的贴身侍卫十二年） 一九三六年十月至西安事变前，少帅曾三次派我去陕北共区。第一次是秘密送信给红军领导人毛泽东。第二、第三次是给红军送粮食、棉衣、枪械。现在，我就将三次去陕北红区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少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只有我们二人在场。少帅问我： “你跟了我十二年，我待你不错吧？”我说：“少帅，快别说这些了，你有什么吩咐，只管讲，我一定尽力效劳。”他又问：“你是陕西人吧？懂不懂陕北话？”我说：“我是陕西人，懂陕北话。”少帅说：“那好，你给我送一封信到陕北保安去。能不能办到？”当时，延安正在我们的手里，共产党中央驻在保安，即今天的志丹县。我说：“掉脑袋也要完成。”少帅说： “好，我相信你。你今晚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出发。记住，一定要亲手把信送到毛泽东手里。事情办好了，回来我给你加一级。”我说：“加不加级倒不要紧，能完成任务就心安理得了。”

　　第二天一早，我化装成个讨饭的，穿一身破破烂烂的棉衣，手拿一把破雨伞，信就藏在伞柄里，柄端再用泥巴糊住。我从西安西门出城，经咸阳、耀县、新平、铜川到洛川，再进入红军防区。大约走了七天，一共过了七道防线。其中五道是国民党的，两道是红军的。在新平过第一道防线时，我顺利地通过了。在铜川过第二道防线时，检查严格一些。当时，哨兵只注意摸我的身上，我将破伞往地上一丢，他们没有注意到伞上。这样，我就应付过去了。在洛川过第五道防线时，那里是我们东北军王以哲的六十七军防守，因是与红军交界的地方，检查更加严格。由于任务重要，我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但还是顺利地通过了。离开东北军防线二十多里，便进入了红军的第一道防线。红军的哨兵检查也很严，他们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称自己是讨饭的，准备去保安。又走了几十里，到了红军的第二道防线，哨兵又仔细地盘问我。我想，已经离保安不远了，不如直说还安全些，便说：“我是从西安来的，到保安去，有要事要找红军领袖毛泽东。”哨兵马上喊来了一位当官的，大概是个指导员。这位指导员便带了一个班的士兵，护送我到了保安。在一孔窑洞前，这位指导员与门前值勤的哨兵说了几句，值勤的进去喊来了一位红军首长。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西安来，张学良副司令有一封信要我亲手交给红军领袖毛泽东。这位红军首长便将我带进窑洞。我进去后，见一位瘦高个子的红军同志正在伏案写字，我说：“你是毛泽东主席吧？”他站起来回答：“本人就是。”我敬了一个礼说：“报告毛主席，张学良副司令要我送一封信给你。”于是，我便从伞柄里将信拿出来交给他。他看了信后，又到隔壁叫来了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介绍给我认识。我说：“张副司令还要我带回信回去。”毛主席答应一定回信，并问我吃饭没有，叫人带我到伙房去吃饭。我记得吃的是馒头、稀饭。吃完后，我说要马上赶回西安去。毛主席说他们还开会研究一下，才能写回信，要我住一晚，第二天再回去。这样，我只好住下了。招待我的红军非常热情，还烧水让我洗了个澡。第二天，毛主席他们开完会后，由毛主席亲笔写了一封回信，交我带给张副司令，我又将信藏在伞柄里，离开了保安。我怕在路上出问题，就没走原路，而是由洛川、归县、富县，再由西安东门进城。大约又走了一个星期，回到了少帅身边，把信交给了少帅。

　　陈诚

　　以下为陈诚在西安事变中的纪事。

　　十二月十二日 清晨五时许，正在准备起床之际，忽闻外面有嘈杂声，即出卧室，拟察其究竟。当询问茶房，谓有军队开入招待所，不知何事。余返身入室，将机密文件，稍行收检，即复出外，由一茶房引导至彼等之卧室暂避。此时部队四出，正在搜索招待所内各住客，并已闻连续之枪声，形势极为紊乱。余初以为系一部分叛兵之所为，待至天色大明，真相明了，当即无问题。但继续探听，发动之叛兵终未离开招待所，而西安市内之枪声亦断续未息，已不似局部之兵变。旋询问茶房，招待所内其他各住客之情形如何，答称大家均被禁于楼下大厅内，惟邵元冲委员负伤甚重，其余无恙，刻仍在搜索中等语。其时天已大明，且念事势至此，非暂避可以了事，乃出至大厅以观究竟。当时厅内满坐同住之旅客，形状均现焦灼，而率领叛兵之一少年军官，则极现得意之色，口称一切人都已找到了，只少一个陈参谋长，现在好了，不然我的任务就交不了等语。余视其臂章，作西安绥靖公署字样，问其何所属，答系杨主任学兵队，再问其姓名，自称宋文梅。此时蒋百里先生亦问宋，究竟为什么？宋答我们是奉副司令的命令做的，你们老年人哪里知道少年人的烦闷！此时正在疑惑，张、杨是否同谋，又不知临潼是否有变，悬念万状。稍后，有一上尉阶级者前来，接替宋文梅之任务，似对余及朱一民主任特别注意。少顷，守兵送来所谓兵谏的号外，此时大家始明白事件之主谋者，确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便多方打听委座之消息，但亦只知西安、临潼两处，系同时发动，而委座之安否，则不得知。自念“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古有明训。今之长官部属，实即古之君臣，事至今日，惟有拼一死以报委座报国家而已。惟颜回有言：“子在，回何敢死？”则在未得委座安否之确息以前，又显然未可以徒死也。

　　午后，自大厅迁入室内，有张部军官何镜华来见，问老师尚认识学生乎？余答以想不起来，彼即出示名片，并称曾在庐山受训。余当即询问委座何在，现在安否？彼称委座已在骊山寻到，身体平安，现住新城大楼。余闻委座安全之讯，于心大慰，惟以杨部官兵在旁监视，又不便于详问。少顷，杨部官兵似有干涉之意，何已觉察，即称一时说话不便，俟有特别消息，再当设法报告。何去后不久，张学良来与余谈话，见面时彼即说对不起，这不是对人的问题，是对事的问题。余当即告张，对人本无问题，余自投身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无顾虑。至于对事，则试问你此种举动，究将何以善其后？委座身系国家民族之安危，设有差池，又将何以对天下后世？而且现在委座状况究竟如何？张答委座安全，绝无问题，无论如何，我要负责保护，现已接至新城大楼居住。不过他的脾气太壞，完全不准人家说话。至于我发动此举用意，计有八项主张，业已通电全国，兄等之名亦已列入，稍待即可送来一阅。稍停，又说，我们不要客气，要争要闹，仍同平时一样。余即告张，其他暂时不谈，余要去见委座。张答现在太乱，隔日再说，并随即起立，说要去看招待所其他各位。过后不久，张又来晤，自称此次兵谏，阎先生与李、白、刘湘等均表同情，其他各省，亦有相当联络。余答此等做法，他人必不赞同，阎先生余所深知，尤必断然反对。张谓不要武断，以后再看。临去时，张留下一副官，谓此地太乱，恐多不便，有何事件，可交李副官办，盖彼至此刻，似亦稍稍感到事变经过做得太坏，并深知杨部官兵之要枪要钱要衣，任意需索，毫无纪律也。

　　十二月十五日 张今日来招待所说，我同你商量一件事：我想请你写一封信给严立三，请他来此如何？余答，彼决不会来，余亦不能写此信。随后，张即报告外间消息，据谓南京现分两派，彼此斗争甚烈云云，言下并力诋何部长、戴院长、冯副委员长等不置。予谓不妨反省，何必尤人？此外，张又告余，端纳与黄仁霖业已飞抵西安，并称蒋夫人曾请端纳转告委员长说，革命之中，还有革命。端纳询以何意，蒋夫人说，委员长会懂得的。张述至此，即自称据我看来，这就是说，戏法之中还要变戏法的意思，不过无论如何变法，我们的八项主张是不能放弃的。尤其是改组南京政府一项，现在政府中如何敬之 （应钦），我的本家岳军 （张群），以及吴鼎昌、张公权 （嘉璈） 非去不可。此外各省市负责者，如熊天翼 （式辉）、刘雪亚 （镇华），以及我的好朋友吴铁城，都在必去之列，尤其老吴不是好东西，老是对青年过不去云云。余谓政府人员之去留，自有一定之手续，岂能听凭任何个人之好恶？否则爱则加诸膝，恶则坠诸渊，纠纷永无止期矣。是晚，自招待所移居仁寿里。自十二日清晨，至今晚以前，任监视之责者，为杨虎城所部，纪律之坏，得未曾有。自今晚起，改由张部监视，而负责者，为孙铭九。孙系张部卫队第二营营长，即在临潼率部攻击委座者，一著名之暴徒也。余与一民、殿翘 （晏道刚） 同住第五号，监视特严，盖彼等认余三人为要犯云。

　　十二月十六日 今晨张来第五号，与蒋百里先生同来。张向余与一民说，我要替你们负保护之责，言下似甚自得，又似表示好意。旋谓中央空军已在渭南、华县轰炸，陆军亦向华县进攻，极表愤慨，并称现在前方指挥进攻者，即系你的大将云云，其意盖指樊菘甫军长而言，因樊菘甫曾任余之参谋长也。张为此言，或有请余止樊进攻之意，但未明说而已。稍停，张复大言曰，如果中央军真要一步一步的进攻，我决定解决之。余谓欲使中央军不进不攻，只有早送委座回京之一法。不然，则中央军来陕之速，与数量之多，必如余前日之所言。结果兵连祸结，自相残杀，完全替日本人造机会，使彼此同歸功于尽，而日本所谓不战而亡中国之目的，即可以见之事实矣。张犹笑以自解曰，如果真要打起来，我只有拖你们一起走。余至此问张，前方情形已否报告委员长？张说，没有详细说，即匆匆而去。张偕百里先生走后，余与一民私议，中央军能如此迅速进攻，事尚可为，因为张之初意，以为挟持委座，即可一了百了，实则以委座之为人，必不受张之挟持，而中央亦能看清此点，决以断然之手段期达营救之目的，此皆为张所万不及料，除此以外，张尚有何办法乎？惟所谓一至必要时挟委座一同走，则诚可虑耳。一民谓张所以自处者，只有送委座回京与挟走两途，惟不知其能否自主而已。余谓细思此事，张或有送委座回京之可能，因从现在各种情形观之，并证以张之过去生活，彼决不能离开交通都会，走向西北荒原，亦决无破釜沉舟、同归功于尽之决心与勇气，可断言也。

　　十二月二十日 午后张来告知余等，子文已来西安，闻之颇出意外。子文冒险远来，义勇令人钦佩，但虑来此以后，倘亦失去自由，不将重增张之要挟，以致动摇经济基础，影响国家前途乎？继念事变发生以后，迄今已逾一周，长此夜长梦多，当然绝非办法！余等在此丧失自由，深恨一筹莫展，虽每日直言剖析，张仍旧置若罔闻，此次铭三去后，子文续来，自系得张同意，或者以子文之义勇，终能设法使委座安然脱险，正未可知，不自由身，徒能冥想，有生如此，可耻甚矣！

　　十二月二十三日 今日张告余与一民，谓蒋夫人与子文来陕后，彼此讨论甚久，虽众意尚未一致，而大致已有端绪，其主要条件为中央军退出潼关，改组南京政府，释放在上海被捕之各爱国领袖，召集全国救国会议等等，并谓委座脾气已经稍好，我等主张已大致允办云云。余等念彼此讨论之说，事或有之，至谓委座已允接受彼等之主张，则始终不信。最后张复谓余，将来组织国防部，委座已指定由你负责，此职重要，不可大意，言毕即去。

　　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日杨虎城来道歉，略谓事起仓促，一切请多原谅。并谓伊等主张，已蒙委座采纳：昨日下午，业由张学良恭送委座飞抵洛阳云云。此为陕变发生以后，与杨虎城见面之第一次。同时展阅本日报纸，亦载有委座与夫人于昨日下午四时离陕，五时半飞抵洛阳之消息，同行者，计有子文、端纳诸人。余与一民闻委座果然平安出险之讯，不觉喜不可支，深为国家民族前途庆幸！至于采纳张杨主张云云，自系张杨片面之辞，以示自圆其说之意，不足信也。

　　晚，与留陕中央各将领，同应杨虎城之宴。联欢乎？解嘲乎？无以名之。宴会中杨告知余等，委座已于今午自洛阳飞抵南京，张学良亦随往。旋出示张之来电，嘱于明日送余等回京。计自陕变发生以来，整整困居半月，盖至此刻始恢复自由矣。宴毕，有张杨两部将领多人来晤，一片道歉原谅之声，据某君告余：“张学良谓余盲从委座，脾气不改，曾嘱各将领不可与余往还。”云云。旋清查与余同来西安之各同志，幸均无恙。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上午，杨虎城来谈，并送还一小箱文件。小箱非余所有，检视箱内文件，大都断简残篇，绝少完整，盖凌乱之后，随意塞入者。近数年来，余在各处所拟订并有一部分业已奉准实施之国防计划、整军计划、建设计划，以及公私函电、日记建议等等，向均收藏于随身小皮箱内，今概不见，乃向杨诘询何在。据杨称委座及余之重要文件，均存张学良公馆内，现张不在此，一时无法清查，惟有稍待，亦只得听之。

　　稍后，余与一民及杨虎城同车赴机场，杨与司机同坐前列。某某时某某分，自西安飞机场起飞，以下午某某时某某分到达南京，各方友好，欢迎甚盛，至深惭感。余下机后，即往中央军校晋谒委座，敬候起居，获知委座身体虽微有不适，而精神则甚佳，窃引为深慰！旋返寓所，获读报载委座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义正辞严，尤足见谋国之公忠，凡有人心，能不感动！而前述张杨之饰词，与一般局外之浮议，皆一扫而空矣。

　　汪日章

　　事变前，我在睡梦中被乱枪惊醒，子弹从窗门进来，幸未中弹，当即被张的自卫营长孙铭九所俘，我和毛庆祥、葛武檠、萧赞育、邵存诚被点名押去，以为去枪毙，那时也只好置生死于度外了。第二天张学良亲来解释说除了兵谏别无他法，说蒋介石备受保护，我们不久也可回去。两天后又转押某军长公馆，遇到了张冲、彭绍贤等五人，受到优待，住了约一星期。我和毛庆祥另调绥靖公署内，更为优待，任你自由。一天，杨虎城陪我们吃早点笑着说：“你们受惊了，现在可以回去了！”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由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宋美龄、端纳、宋子文、戴笠乘一架飞机，我和其他秘书、参谋、副官乘另一架离西安抵洛阳转南京，其余侍从人员乘火车于二十八日回到南京。蒋介石痛恨张学良的离心，但又认为杨虎城是真正肇事者，利用张的天真、阅历浅，正面由张出面，况且据戴笠报告张学良不主张杀蒋，而杨虎城几次要干掉蒋，蒋在被囚禁时期也是张学良派警卫严密保护安全的，但蒋为了自己的“尊严”，仍将张交军法审判，传言永不杀他。而对杨虎城则思图报复，调俞济时率军进驻西安，拉出西北军实力分子孙蔚如担任陕西省主席，任命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东北军实行整编，也就拆散了。杨虎城只好出国，惜抗战后自己回国请缨，终遭囚禁，到一九四九年被杀害。

　　事变一开始，张学良即通电全国，但当时各省主脑，即地方势力都是反共的，因此无人响应，非常尴尬，而东北军和西北军意见也不一致，杨虎城很想乘机分化东北军，扩充自己势力，并不真心联共，日本军阀又借口蠢蠢欲动，何应钦力主武力解决，内乱外侮，眼看山雨欲来风满楼。

　　回南京后，蒋介石向钱大钧问罪，问：“临潼火车头开走，是否预定计划？与张学良、杨虎城是否同谋？”后经张学良证实，钱大钧背部中弹出右肺，有血衣可验，才算没事。

　　陈立夫

　　蒋公遭逢西安事变，这是一个重要关头。中央要如何面对这一难题作解决，在会议中，戴先生挺身而出，他诚恳地分析：历史上，哪一朝代皇帝遭挟持，中央政府态度软弱，皇帝一定被杀，而中央政府态度硬挺，被俘的君主都能脱险。他的这番话，大家都认为有理，决定用强有力态度讨伐张学良，何应钦就率军攻打西安。

　　我认为，戴先生为国家做了一件重要的大事，不过也有人误会他，戴先生伤心难过中表示：“从此不再讲话了。”

　　事实上，戴先生那番话是对的，因为他是站在历史观点说话，虽然蒋公能从西安脱险归来，原因很多，但是我认为戴先生的主张和当时中央的决定，仍是功劳之一。

　　齐世英

　　西安事变是东北人惹的乱子，我尽量设法营救蒋先生，在客厅摆一张行军床，旁边搁着电话，我派邵柏源 （王以哲的小学同学） 到西安去见王以哲，行前我带他去看何应钦，何应钦说：“王以哲的部队必要时往胡宗南这边靠，才能保存这部分队伍。”我告诉邵柏源转达王以哲说：“最好能在里面想办法把蒋先生救出来，如果不能的话，自己不要待在西安，把部队往胡宗南这一边靠。”邵柏源很机警地完成了任务，他到潼关，化装邮差过去见王以哲，把我的话转达。时王以哲病倒在床上，他说：“放心好了，我在此很安全，希望能救出蒋先生，而且我要把东北军带到中央，归顺中央。”王以哲不肯离开西安，终被刺杀，我当时想，或许王以哲的野心太大，有意要继承张学良的地位，不过这也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而已。

　　西安事变发生，东北刘尚清、莫德惠、王树翰等几位老先生在北平观望几天以后来到南京，住在王树常家 （东北军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准备往西安请张学良释放蒋先生。王树常跑来跟我商量，我说我不能做主，我回去再与果夫商量。陈果夫那时真了不起，非常沉着，他说这事他也不能做主，他要去问戴先生 （季陶）。果夫先生去问戴先生回来说：“戴先生只说‘我是看大门的，我是看大门的。这么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走旁门、后门，你们走好了，我不看旁门，也不看后门。”果夫并且告诉我要何敬之 （应钦） 预备飞机飞西安，结果因为天气不好，飞机在太原降落，他们还没有往西安走，蒋先生已经脱险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护送蒋先生到洛阳，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颇出我意料之外，即电何敬之查询。何先生说：“真有其事，人已至洛阳，并且还通过电话。”证实了这个出乎意料的好消息，我高兴地邀请了几个朋友到夫子庙老万全喝酒庆贺，出门一看，人山人海，鞭炮声响彻云霄，原来何先生把消息告诉电台广播，很快地传到各处，我首次体会到广播的力量。

　　二十六日，我们迎接蒋先生回南京，张学良也坐另一架飞机来京，住宋子文家。次日晚，我去何敬之家，他正好至张汉卿处，我等他回来。他一看到我即说，西安事变你有百分之二三十的责任。我问他这话怎么说，何先生说：“我刚去看副总司令，我跟他说我们是朋友。我问张：‘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你搞这么一下子？张说：‘老实说吧！旁人的主张是一半，受气也是一半。受气嘛：一则国府授勋这个有，那个有，惟独我没有。二则我买三部汽车，海关不免税，看不起我张学良。三则齐某人在南京一件一件地搞我，中央从不制止，中央用我不如用他。”我说：“何先生，你看看，他讲这些完全是小孩子的话，什么授勋不授勋、汽车不汽车，这还值得谈吗？至于说是我搞他，果然是我的话，我很光荣，凭我一个书生，一个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手无寸铁，我有什么力量能使他造反，张汉卿这个人您听听他的话，这还说得出来吗？”何敬之是老实人，觉得我说的话也有道理。

　　这事以后没几天，陈果夫跟我提到说：蒋先生回来，他向蒋先生报告在其蒙难期间有哪些人非常关心，说我也在怎么设法营救他。讲过后，蒋先生就问他说： “他做的事，你们都晓不晓得？”果夫说：“当然我也不敢说每件事都晓得，不过大事没有不跟我们商量的。”

　　综合何敬之与陈果夫两人的谈话，在西安期间，张汉卿很可能也跟蒋先生谈过。没几年以前，蒋先生还提到这件事，说我把张汉卿逼反了。蒋先生居然没有追究我，很是宽大。

　　以后王以哲也遇難，他当时还是卧病在床，叛军带兵进去，用乱枪把他打死。我要去吊祭他，立夫说不能去，他们会眼红，结果我派董其政去。

　　张汉卿结果被军事法庭判了十年徒刑，蒋先生向中央常会求情，改判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旋蒋先生回奉化，张汉卿也到奉化，当时我在上海，刘尚清跟我说他要到奉化去看张汉卿，我说：“今天张汉卿倒了霉，你看见他好不好跟他说：如果他同意的话，我也到奉化去看他，为国家也好，为东北也好，总还有见面的机会，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刘尚清说：“很好！今天他倒了霉，难得你还有这个意思，我一定跟张汉卿说。”刘尚清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他把话都告诉张汉卿了，张汉卿说：“时间还早。”

　　关于东北军的善后问题，我在中央还可以说话。蒋先生那时不在南京，我跟他们商量以后，一切从宽，划出安徽为驻防地，由刘尚清去安排。

　　蒋鼎文

　　民国二十五年阳历十二月四日是我母亲的七十大寿，我正请假在家替母亲祝寿。我刚刚走到浙江的衢州，衢州绥靖主任张发奎转给我一封电报，那是委员长由西安发来的急电，要我在限期内无论如何设法赶到西安，有紧急之事待商。我拜完母寿未作片刻停留，星夜赶到上海，急飞西安谒委员长于华清池。委员长在华北巡视长城一带抗日情形，之后来陕督导剿共，他要我担任剿共军前敌总司令，中央军已在陕集结，他知道我能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共处，这件事情正在筹议，就发生了震惊中外而影响国运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我们都住在西京招待所。中央将领云集，像陈诚、钱大钧、万耀煌、陈调元、蒋百里、邵元冲等都在。事变的早晨枪声紧密，招待所外面警戒重重，我们都以为是部分兵变，绝未想到会出这样大事，邵元冲就是因为不沉着跳窗，而被流弹打伤不治而死。不久张学良的副官来到招待所，我们才知道并不是局部兵变，而是整个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叛变。他通知我们要多穿衣服，穿便鞋，准备走远路。我们想这一定是把我们押解到很远的地方去，我们最担心的还是委员长的安全，也没办法打听，我们都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准互通声气，到十一点多钟又通知我们可以休息，不准备行动了。这天下午张汉卿匆匆地来到西京招待所，一进门向我们抱拳说：“对不起，你们各位受惊了。”马上招呼撤去房内警戒，只在大门外警戒，伙食依旧照以往一样丰盛供应。他走入我的房间，说出他自己很多委屈和不满，并且征求我的意见和主张。我对他说：“我很早便同情你的处境了，牯岭之聚我对你了解更深，不过你现在这样做，国家民族的前途从此断送了。你仔细想一想，委员长的安内攘外政策是有道理的，这些年来我们咬紧牙关不打内战，一心剿平红军，一心一意做准备工作，就是为了抗日，你现在这样做后患无已，是要做国家民族的罪人的。我们现在做了你的俘虏，但是说不定两小时你也会做别人俘虏，你俘虏我们对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张听我说完，拍拍我的肩膀说：“委员长的抗日准备工作，我以前一点也不知道，看完了他的日记才知道，委员长的军国大计实在伟大，你所说的道理我也明白。”他又去别人房间分别谈话，然后命令他的卫队长去接委员长，委员长住在新城大楼，新城大楼是杨虎城的势力范围，张汉卿要保护委员长，非把委员长接出杨虎城的范围不可。可能委员长不知道这位卫队长的意图，坚决不肯迁移，卫队长拿出手枪来威胁，委员长厉声地说：“你有手枪，我有正气。”以后还是搬到高桂滋住宅去，高桂滋是师长，公馆很宽敞安适。如果张学良当时不这样硬要委员长搬到东北军势力范围，依然还在杨虎城势力之下，前途只有两条：一为释放，一为殉难。如果委员长真的殉难了，在他个人来讲真可说死重于泰山，他是成功了，在历史上自然有他不可磨灭的地位，但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却不堪设想了，将陷于四分五裂的混战局面。

　　我是在十二月十七日由西安飞洛阳转飞南京的，我离开西安的时候，距离事变的发生只有五天，这五天是囚禁生活，对于西安事变的真相还是暧昧不清，南京的当局对于西安的内情更是一无所知，以致对于应付当前局面的意见也极其分歧，有的简直不切实际。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南京群龙无首，拿不出有力量的主张来。我在离开西安时，张学良要我带信给南京的朋友说，西安仍然挂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张学良仍然是听命于南京的中央政府。我从南京再飞到西安，同行的有蒋夫人、宋子文、黄仁霖、端纳等人，西安事变已露出和平解决的曙光。

　　西安事变顺利解决，张学良恭送委员长返回南京，张学良要随委员长回南京负荆请罪，委员长告诫他说：“你闯了这样的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张回答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这样张学良真的也飞南京了，我是二十四号先由西安飞洛阳的，第二天，二十五号在洛阳看到张学良，我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也到洛阳了？”张说：“我怎么不能来，我是到南京请罪去的，我是应该治罪的。”张学良对于西安事变的责任丝毫没有推卸，还是有其勇气的。

　　顾祝同

　　在此一期间，我在京参与营救蒋公的任务，计有三端：一为安定西南，因我主持重庆行营及贵州省政，职责所在，故应首先担负此一任务。当时西南情形，贵州方面，省政由我负责，而军事则由薛岳负责，固绝无问题，云南方面为龙云，四川方面为刘湘，西康方面为刘文辉。我未离重庆时，即先分别去电并获得复电，表示拥护中央，龙云等亦分别有电致何部长。但我离重庆返京，当天下午，刘湘忽召集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四十四军军长王赞绪，举行防务会议，我惟恐其有何企图，除急电行营注意外，立即召见在沪公干之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令其携我亲笔函件，飞返成都，切嘱刘湘顾全大局，不可有任何轻举妄动。刘航琛为人素极正直，既为刘湘所信赖，对中央亦极忠诚，且亲见京沪一带军民愤慨情形，故令其担任此一传达任务。刘湘旋于十八日来电表示，竭诚拥护中央决策，巩固中枢，弭息内争，并请命来京，参与营救蒋公的一切行动。

　　其次，我的任务为参与营救蒋公，对张、杨的疏导工作。此一工作原由蒋夫人和宋子文主其事。蒋夫人到京后，一直住在南京高楼门的孔祥熙寓所，为顾及蒋公安全，蒋夫人力主安撫，不同意施以军事压力，事发后，张学良曾有电直接致蒋夫人，表示负责保卫蒋公安全。及至讨逆总部成立，东路军即奉命由潼关向西进逼，并与部分西北军有接触，空军亦一面飞临西安，散发报纸传单，一面对移动中的西北军，施以轰炸。张不得已，乃嘱蒋鼎文晋谒蒋公请求亲笔致函何部长，请其暂停轰炸，信中有谓“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等语。蒋鼎文于十八日午经洛阳飞抵南京，初以为蒋鼎文到京，可以了解西安案情，不料蒋所知极少，于是群情仍不能安，而以军事将领为尤然。我在军人中向以和善待人，故易与人处，过去与张杨往来，亦颇友好，尤以杨与中央军事将领往来甚少，且为表示中央军事将领，亦旨在维护蒋公安全，并非与张杨不共戴天，故我亦参与宋子文与张杨联系。此一联系工作，多在高楼门孔祥熙寓所决定，当时详情并无记载，现已不复记忆，而蒋公在其手著 《西安半月记》 中，曾有如此的记述：“十八日晚，张来言：今日接京电，子文、墨三皆将来西安，前闻端纳于洛阳通电话，有子文等将来陕之说，想系张所电约也。张又言，墨三来电，如张、杨二人中有一人能约地与之相晤，则墨三愿出任疏解说明之责；并称：我已电复墨三，言委员长盼尔来甚切。余闻此言，始觉安心，知墨三必不被欺来陕矣。如墨三再来西安，则中央高级将领又续来一人，岂不将全陷危机，一网打尽乎？张又言，铭三到京，尚无来电，状似焦急，余知京中必有所决定，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也。”由此亦可窥知我当时参与和张、杨联系，以营救蒋公工作的端倪。

　　再次，我的任务是要组成西路集团军总部，指挥西路军各部队，配合东路军行动，夹击西北军，期以武力压迫张杨就范，以维护蒋公安全。当时所谓东、西两路，盖概指西安以东及以西的地区而言。东路即指潼关、华县一带。我军已先由第四十六军军长樊松甫于事变发生时，进驻潼关，控制该处，其后讨逆军总部成立，中央部队陆续调至平汉、津浦、隴海沿线，以为万一的准备。二十日后，东路军前线先后克复华县、赤水等地，加强对西安的压力。西路方面，仅有胡宗南、关麟徵、毛秉文及第十三师万耀煌等部队，事变前，万部驻咸阳，万本人则被困在西安。胡、关、毛等部队，初时追剿共军部队，与张学良所部并肩作战，到达陇西地区，正面与共军相对峙，右翼与张部相邻接，而左侧背则为甘肃境内之于学忠部。于部已于十三日夜在兰州叛变，因此，胡、关、毛等部，遂陷于三面被围的态势，处境极为不利。事变发生后，何部长先令胡部迅即躜隙南下，在成阳、宝鸡间地区集结，会合万耀煌部，形成西路军的主力。由于该地区向无飞机场，故西路集团军总部预定设在宁夏，宁夏为马鸿逵主席的防地，马一向拥护中央，在该地指挥似较为适宜。部署虽如此决定，但自蒋鼎文返京后，宋子文继往西安，蒋夫人再去，情势已缓和甚多，蒋公既返京有望，我乃令西路军暂以监视共军及叛军行动为主任务，而我也一直留在南京，并未出发。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鼎文随蒋夫人入陕后，再由西安携委员长蒋公手谕，先飞洛阳，并即亲赴华县前线，传示东路军各将领，令将所部撤退一千米远，避免冲突。二十五日下午，蒋公偕蒋夫人由张学良随护，乘容克斯机，在四架军机护从下，从西安飞抵洛阳，消息传来，全国欢声雷动，鞭炮声响彻云霄。二十六日，蒋公偕蒋夫人等一行，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中央党政军人员都在机场迎候，蒋公座车经过市区时，首都市民万人空巷，夹道欢呼，其情况之热烈，实为空前所未有。

　　蒋百里

　　余于十二月十一日，乘机由京起飞，赴陕谒见蒋委员长，报告此次赴欧美考察经过。当日抵西安，下午二时，驱车至华清池谒见委员长，承垂询甚详。谈约一小时辞出。四时许，由华清池折回西安招待所，小憩移时，即应张、杨公宴。盖张学良、杨虎城二氏，于是日傍晚，邀宴各方来客，余等亦在被邀之列也。余行抵张宅，适张学良赴蒋委员长宴未归，仅有杨虎城氏出而款客，少顷，张自驾汽车，匆匆而至。与张并坐司机位次者为陈调元氏，后排为蒋作宾、陈诚、陈继承、卫立煌诸氏。宴毕，余等辞出，返招待所休息。

　　招待所系一“人”字型建筑物，冠裳云集，客中颇不寂寞。余等聚谈至十二时半，始各归室就寝，劳顿终日，不觉遽然入梦矣。翌晨，曙光未启，闻枪声四起，疑系军队凌晨演习，初未介意。俄而机关枪声大作，辨为实弹射击，然犹以为练习打靶，决未料及祸变发于俄顷也。未几，枪声自远而近，似在咫尺之间。时余伏案整理文稿，有一青年营长，排闼而入，询余姓名毕，即曰：“请先生至客厅休息。”语未毕，而健卒挟余出。

　　其时中央来陕各要员，先后集于厅事中，均愕然不知所以。余前所见之青年营长，气势昂藏，似负监守之责。余等询以究竟，渠喟然长叹曰：“公等有年纪的人，哪知道我们青年的苦闷，没事没事，放心放心，再过了一小时，真相当可大白。”

　　（选自《非常事端》/李跃乾 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