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野+罗琦

　　

　　1966年，遭遇灰色幽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文艺界，北京人艺首当其冲。但怎么也没想到，第一个受冲击的竟然是作为一个演员兼导演的我 （蓝天野）！而且来势凶猛。

　　当时我住在首都剧场后四楼，这里基本上住的都是单身，成了家的起初只有我和于是之两家，我住这里是因为排戏、演戏方便，吃饭有食堂，图省事儿。

　　大约5月，我被派到河北梆子剧团导演 《在街道上》，每天骑一辆自行车，一大早到前门外排戏，直到晚上才回到首都剧场的住处。

　　6月初，一天晚上我刚回来，看见人们正在议论纷纷，说剧院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就在三楼排练厅——这就是所谓的北京人艺第一张造反的大字报。什么叫大字报？我还纳闷，进去一看，墙上贴着几张粘接起来的大纸，从上挂到下，很长，上面用毛笔密密麻麻写了很多。

　　这张大字报把北京人艺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是文艺黑线的“大黑窝”“大染缸”，而且还把修正主义的黑子弹恶毒地射向中南海，具体例子就是北京人艺演过莫里哀的 《悭吝人》，戏里有一句台词——阿巴贡请客人吃饭，对厨师说：“你可千万别做多了，够八个人吃的，十个人吃也行。”——这就是诬蔑社会主义。最后落款是剧院两位青年女演员。

　　我看了真有点啼笑皆非，不禁说：“这也有点太胡扯了！”怎么会联系得上？莫里哀是好几百年前的法国人，这怎么跟现在、跟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扯到一起了？类似的有好多。这时，我旁边站着的梁秉堃也在看。

　　梁秉堃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调进剧院来的，在舞美处工作过，也当过演员，以后又搞创作了。1965年他跟我一起去越南半年，也算是共同经历过战争环境。

　　听我这么说，梁秉堃在旁边插了一句：“咱们写大字报反驳她们！”我随口应了一声：“行啊！”完了我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我又出去排戏。晚上回来，有人看见我就说：“你们的大字报贴出来啦！”我去排练厅一看，是贴出来了，梁秉堃写的，反驳昨天那张大字报，落款署名：蓝天野、梁秉堃。

　　其实，这张大字报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到现在我也记不太清。

　　贴出大字报以后，我也没多想，贴了就贴了。

　　6月中旬，开始有外单位的人到北京人艺来造反，造反派之间互相支援，来的多数是演艺界的，北影厂、歌剧舞剧院，还有音乐学院……这些单位的造反派跟北京人艺的不大一样，北京人艺造反派大多数是青年人，这些外面来的人当中，甚至有曾是国民党嫡系军队政工队的，1948年我们演剧二队撤往解放区，此人还参加过追踪搜捕，还有个别的怕被人认出来，戴个大口罩遮住半个脸，现在都成造反派了？

　　很快，事态发展得已经无法控制。

　　6月14日的晚上，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来声援“受压”的北京人艺造反派。一见到我，人艺造反派就向中戏造反派介绍说：“这就是蓝天野，围攻第一张大字报的就是他！”我觉得不可思议，要干什么？这是一种想闹事的感觉。那天晚上主要就是冲我来的，罪名就是第一个贴大字报围攻人艺第一张革命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虽然不是我写的，但我的名字署在第一位，而且梁秉堃说要反驳的时候，我也说了“好啊”，梁秉堃年轻，所以觉得这压制革命的能量都在我这儿。那一夜，北京人艺很多人的脑子都乱了，基本上都是一整宿没睡。

　　到15日凌晨了，我原定这天上午要去河北梆子剧团斜对面的开明剧场，进行 《在街道上》 连排，市文化局的领导要来审查。因为一夜闹得也睡不着了，所以天没亮我就骑车到开明剧场。我把值班的老头叫了起来，他惊讶地问：“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我说：“我们那儿乱七八糟的，我一夜没睡，我找个地方，躺着稍微眯一会儿。”于是就在后台随便找了块幕布，躺在上面。他说他们梆子剧团的领导来过，待会儿还要来找我，让我等他们。

　　过了一会儿，梆子剧团的一位副团长来了，一见我就说：“蓝老师，你赶紧走！北京市文艺界的造反派知道今天上午这儿要排戏，文化局领导还要来审查，特别是你要来，所以今天上午要来造反，你赶快走！”我还很纳闷：“造反怎么都造到这儿来了，什么意思？！今天还有领导来呢！”这位女副团长说：“领导心里面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心里都乱了！”连排被取消，我只好回去了。

　　这时北京市造反的声势已经很大，北京人艺也是一片混乱。按说，“文革”造反的对象应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权派”就是掌权的嘛，可我从来没当过“官儿”，但北京人艺造反派较长一段时间，矛头都冲着我，并且也冲着我的妻子狄辛来了。本来没狄辛什么事，但她也是对造反看不惯，一些朋友关心她，日夜劝她站出来“支持革命”，她也听不进去，情绪更加激动。我们也真弄不明白，怎么就乱成这样？那时人们经常通宵不眠，议论纷纷。我和狄辛还到市委接待办去问：到底怎么看待现在的局面？中央和市委领导是什么态度啊？接待办的同志表示：“这当然是不对的。”但其实他们也心中无底，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时毛主席已经说过，彭真把北京市委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北京人艺，我和狄辛就被卷到 “文革”浪潮的漩涡当中。

　　1966年，我被“开除党籍”

　　造反派对我的敌视发展到极端，大概是1966年年底，他们把演员支部的全体党员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党支部会，讨论开除我和狄辛两个人的党籍。当时，造反派已经废除了人艺的党团组织，我们觉得：你废除党团组织就是错的！共产党执政你怎么能废除共产党的组织？其实对这件事，多数人心里是想不通的。造反派很清楚，这是一个要害问题。

　　这个会由造反派主持，还把市文化局的党委书记找来了，全体党员进行讨论。在那种声势下，党员们很难表示反对意见。

　　说起来也是自相矛盾，北京人艺的党团组织不是被“废除”了吗？“开除党籍”这样的事，还是要开党支部会通过，“怪事今年多”，党支部会是由造反派主持，重压之下召开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只能举手。

　　但是，有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刁光覃在快要表决时，就借口上卫生间，躲出去了。等他估计表决过了，才又慢慢溜回来。这实在是太难得！我一辈子对他深怀敬意。没想到，我们有一位比他资格还老的女同志，一位红军时代的老革命，这时候好像要表现自己的积极性，扯着嗓门说：“刚才举手的时候刁光覃出去了！让他表态！”——我听了都想笑。刁光覃没办法，只能含含糊糊地、不明显地算是表示同意。然后文化局的党委书记也被迫在表决上签了字，因为这事需要上级党委批准。对于这个表决，我说我保留意见，那种情况下，我也只有这一个权利。我明确表示，我没有错，而且召开这个会是违反党章的。

　　支部会一通过开除我们党籍的决议，紧接着造反派就在首都剧场召开了一个上千人的批斗大会，这是早就准备好了的。首都剧场观众席人都坐满了，还有从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人，造反派公开宣布，开除我们两个人的党籍，还找了些人上来批我们。

　　支部会和首都剧场千人大会结束之后，我立即找到剧院人事部门、党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告诉她：“我和狄辛不承认今天这个违反党章的会，也不承认‘开除党籍的所谓‘决定，我知道你现在也难，不要求你表什么态，但我必须对你表明我们的态度。”整整过了半年，我又找到了人事处的那位同志，对她说：“党章有一个规定，半年无故不交党费的，就以自动退党论处。现在半年了，我要不交，那是我的问题，所以我必须交。你收不收，自己决定。”她什么话也没说，就收下了。

　　以后，对我和狄辛“开除党籍”的这件事，自然而然地就不算数了，本来就是违反党章的，不能成立。就像演了一场戏，却像乌云压顶，黑色幽默喜剧。

　　1967年年初，《红旗》 的第二三四期开始发表社论，提出关于干部的解放问题，要落实政策。其实我也不是干部，也列在干部解放的范畴里落实了。后来一段时期，运动就相对比较松了。

　　1967年，运动时紧时松

　　但是这种相对平静的日子不长。1967年夏，整个社会动荡得很厉害，发生武斗，有的地方都出了人命。7月底的一天，我从首都剧场出来，刚走到大门口，就看到街上从南往北过了70辆卡车，每辆卡车上都押着一个人，五花大绑，背后还插着一个招子，就像历史上那种要绑赴刑场似的。头一个，彭德怀！第二个，张闻天！彭德怀的头发被剃光了，还拉着口子，流着血。

　　北京人艺这时有一阶段实行全体集中住宿，就在我们首都剧场后面，当时四楼有两个小排演场，临时用木料搭几排连着的通铺，全院的人都集中在那儿，分成连、排、班，实行军事化。因为开始落实政策了，干部开始被“解放”，书记、副书记都解放了。北京人艺分成了两个连，连长是舞台部门的两个工人，连的指导员一个是党委书记赵起扬，一个是副书记于民。

　　剧院也想搞点“文艺革命”，当时有一个报道，38军的先进卫生科给一位妇女摘了一个几十斤重的大瘤子，于是就想写这个题材，派了一个创作组去河北保定，住在38军的军营，跟先进卫生科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创作组中，有造反派，有一般的干部，我算是导演，还参加了核心组。那次把曹禺也带上了。

　　我们跟着先进卫生科，参加他们的手术讨论。38军的军长裴飞正，特别魁梧，两道浓眉，人也豪爽热情，他派了一位教导员跟着我们，提供军事方面的指导。为了进出军营方便，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全套军装。我们穿着军装跟军长等人拍的合影，很多人看了说：“那个一看就是军长，你看起来还像个军政委。”

　　我们跟部队相处得非常好，等我们要回来时，让我们就把军装、红领章、红五星帽徽，穿戴回来了。到了剧院，大家看我们全部新军装，还真有点精神头儿，挺高兴的。但是人艺的军宣队，觉得北京人艺还是文艺黑线的典型，竟然穿军装？不行！马上派人把军装还回去了。

　　去38军是要编出一个剧本来，最后是我把它给串下来了。但在这种时期，剧本能怎么写啊，矛盾冲突怎么表现？也就是一例手术成功的事迹。我们的解放军部队确实很感人，对我们也很热情，曹禺还老受表扬，但他更不敢写东西了。其实我也知道没法儿写，也就是在那混乱的年月，找个清静的环境，对熟悉生活还是很有收获罢了。

　　后来还去了青藏高原，派出了一个完整的剧组，当时“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都处在被审查中，我倒是已经解脱了，是唯一能派出去的导演。如果不是这样的机会，可能一辈子也难有去一次青藏高原、行走在昆仑山上的缘分。

　　1971年，冬日拉练

　　1970年6月，刘厚明、蓝荫海，还有一个新来的大学生小王被派到大兴县大白楼村体验生活，写剧本，剧名 《凤水东风》，因为写的是村里种大白菜，所以大家戏称为“《大白菜》 组”。

　　《凤水东风》 建组，凡是参加这个戏组的，就算参加“文艺革命”了，是文艺革命队伍里的人，我们这些没参加的，就自称是“队伍外的”。当时，样板团每个人每月补助十二块钱，我们这儿参加了这个“文艺革命”的，补六块钱，所以叫他们“半板儿”。剧组到岗上体验生活，是这拨军宣队带着去的。我那时正被派到总后勤部排戏，听说剧组到岗上了，就从总后出发，走了一天，也去了岗上村。

　　阔别多年，又见到了老主任吴春山。吴春山见到我也非常亲切，犹如隔世。他给我谈了他被批斗的情况，很残酷。军宣队的人见了吴春山都是满口“我们向您学习”“是来接受改造的”，一看我跟吴春山这么熟，大觉意外，怎么蓝天野这个“黑线人物”会跟老主任吴春山、跟这儿的贫下中农乡亲这么熟？我心想：你们当兵的，可军民关系那么生分。北京人艺很多人在部队生活过，和解放军相处非常好。这拨军宣队是被路线斗争搞乱了头脑，他们也算是受害者吧。

　　1971年初春，冰雪尚未消融，“北京话剧团”的所有人，在军宣队的指挥下“拉练”，目标是平谷，从市内出发往东北方向走，一天大约走70里路，背着背包和吃的，晚上到达住地，各个班组在老乡家里自己做饭。

　　我有一天很倒霉。走黄龙峪那天，说是有一个车，可以把有些东西放在车上，轻装行军。我有两双鞋，就把其中一双搁在车上了，穿了一双旧篮球鞋，可橡胶鞋底下的棱都磨平了。正巧那天一过黄龙峪就下起了漫天大雪，爬山时，我这脚底下就特别滑，不知道摔了有多少个跟头。还算我身体灵活，碰到山坡上有树时，我就抓住一根树干，往前使劲悠一下，又赶紧抓住另一棵;要是没有树，就只能摔着走了。下山后，幸亏碰到霍焰，他借给我一双翻毛仿军鞋，底下带棱，我才不再摔了，兴奋得在冰地上跑起来。

　　我这时还算年富力强，过去也行过军，走这些路还没问题，可是我们很多老同志也被迫跟着拉练。包括焦菊隐，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最后往回走的时候，怎么也撑不住了。我根据过去行军的经验，在半路上找了一个树杈做了个拐棍，看他实在不行了，就拿去给他用。但他还是得被迫走下去。

　　后来，焦菊隐先生重病住院，肝癌！不治离世。和这次“拉练”，能说没有关系吗？

　　（选自《烟雨平生蓝天野》/蓝天野 罗琦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