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淮海战役》中,有一个片断这样描述陈布雷:他认认真真地向主人蒋介石建议,“赶快收拾人心”,提出让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向国库捐款,老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随即,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电影里饰演陈布雷的演员,似乎长得过于精气神了。其实那时的陈布雷形销骨立,憔悴痛苦。《赶快收拾人心》,是1948年11月4日南京 《中央日报》 的社论,殷海光的名篇,彼时正是人心所向。
1948年11月12日夜,已经“油尽灯枯”的陈布雷,留给随身副官最后一句话“让我安静些”,写下一系列遗书,服下大量安眠药,次日再也没有醒来。陈布雷在59岁上自杀而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震动。
1890年生于浙江宁波慈溪的陈布雷,原名陈训恩,布雷、畏垒都是笔名。作为著名报人,陈布雷才思敏捷,文笔极佳;后被蒋介石招入麾下,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等职,撰写各种公文文告,成为蒋的“文胆”、“首席秘书”。如果说蒋介石在“武功”上离不开陈诚,是“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那么在“文治”上则是离不开陈布雷,亦是“中正不可一日无布雷”。一武一文,两位陈姓浙江老乡,成为老蒋的左膀右臂;张治中在回忆录中,两节标题正是 《一个武将——陈诚》、《一个文人——陈布雷》。
然而,文胆毕竟是书生,布雷终归是文人,他的一生都离不开一个“文”字。
文烈陈布雷:缘何自杀辞世
在陈布雷告别人世前一个月,1948年10月下旬,他的二儿子陈过因为要赴美留学,特来与父亲辞别。由浙江省档案馆提供的 《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书中,陈过撰文 《我的父亲陈布雷》,其中这样描述:
那时他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 《总体战》 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证之他遗书中有“油尽灯枯”之言,我怀疑这篇难产的文章,是否竟成了他的催命符。
陈过先生说得没错,那要他写的文章,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把稻草中的一根。陈布雷之死,并非是对蒋介石的什么“尸谏”。
文人陈布雷,因文而生、因文而逝。“文胆”首先是“文烈”。作为“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的陈布雷,他写过无数文稿,此为活着时的“文治显赫”之“文烈”;而同时,火候之温为“文”,火候之猛为“烈”,陈布雷“生当缱绻,死亦决绝”,这是他先“文”后“烈”、因“文”而“烈”、自杀而死时的“文烈”。
“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陈布雷看到国民党该去抓这样的机会,而看不到自己该如何“赶快诊疗自己,只有这一个机会了”。最终遗言“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弃世而去。
在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陈布雷致烈荪先生的一封信札,已见陈布雷得的不是一般的病。当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时,陈布雷就与烈荪即郑文礼熟识;郑文礼是浙江东阳人,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成为法学博士后归国,从1928年起任浙江高等法院院长,长达18年,后因罹患胃癌,1948年在上海病逝。当时陈布雷在南京写信给他,向他介绍任职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弟弟叔谅即陈训慈,而信首就用很多笔墨聊叙自己因为“贱恙”,假归逾月,幽居疗治,迄今未见痊愈……这“贱恙”幽居疗治一个多月未见好,显然不是感冒发烧之类的“小恙”。
遍阅有关陈布雷的十多种文献书籍、悉心研究之后,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陈布雷自杀的根本原因,就是典型的重症抑郁症。可惜,那个时代,并没有“抑郁症”的概念,更没有治疗之妙药。而所有写陈布雷的书籍,回忆、分析性的文章,都没有提到、更没有抓住“重症抑郁症”这个牛鼻子。在陈布雷自己的文字中,出现很多的是“神经衰弱”“脑力益坏”。
陈布雷所呈现的症状,几乎覆盖了重症抑郁症所有关键症状——
第一个突出的症状,就是常常感到万念俱灰,而有一个念头却反复出现:自杀。陈布雷最后一篇杂记 《十一月十一杂记》 中讲到,他有“自暴自弃而自了”这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的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稍稍好转而免”。而在时令上,春夏之交自杀念头往往最强烈。国外有学者研究表明:通常会有“两个百分之六十”的数字:百分之六十的自杀者原因就是重症抑郁症,重症抑郁症想自杀者中百分之六十会自杀成功。
第二个就是严重失眠,各种睡不好。陈布雷患失眠症多年,非服药而不能安睡,他自己常常提到失眠之苦。其治丧委员会曾提出报告称:“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
第三是胃里难受,吃不进,往往当胃病治疗,结果适得其反。陈布雷经常是“没胃口”的,人变得日益枯槁。他的随身副官陶永标这样回忆最后一天:回到公馆时间已不早,我吩咐伙房快上饭菜让主任用膳,不料他一口推却:“我觉得没有胃口,一点也不想吃。”我劝他:“不吃怎么行,多少吃些吧,一碗半碗也好。”可他坚决不从:“我实在一粒饭也吃不进,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
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拖沓疲怠、不爱运动,怕见他人、害怕交往。陈布雷在说自己“油尽灯枯”时,这样写道:“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 (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会……”
再就是常常出现无法自控的焦虑、自责等症状。陈布雷在所留的系列遗书中,反复说:“严重之心疾,不能自抑”、“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等。
抑郁症与基因有关,与脾气性格有关,与外部压力有关。高学识的社会精英,恰恰是抑郁症的高发群体。越是责任心强、敏感多思、做事认真的完美主义者,越容易得抑郁症。患者往往有“病耻感”,不肯与外人说。抑郁症本质上是一种生理疾病,大脑神经突触萎缩,无法传递产生快乐感的物质,这需要积极正确的医学治疗,对症服药,完全可以治愈。全球现有3.5亿抑郁症患者;我国超过3000万,仅10%的人去进行正规治疗。在那个时代,陈布雷不能像当今的名人崔永元、杨坤那样获得拯救,确实也是没办法的事。
文胆陈布雷:至死为人作嫁
“宁静致远,澹泊明志”——1939年陈布雷即将迎来五十岁生日之际,蒋介石提笔手敬书这8个字,赠给“布雷吾兄”,并附信说:“战时无以祝嘏,特书联语以赠,略表向慕之意也。”祝嘏即祝寿,向慕亦真心。两句联语,国人熟识,就是不知老蒋为何把上下顺序反了一反。
蒋介石生于1887年,比陈布雷年长3岁。但他总是“反一反”,长期尊称陈布雷为“兄”、为“先生”,其他手下的人就不太有这个待遇了。陈布雷很“忠蒋”,甚至能到“愚忠”之境。蒋介石也深知陈布雷的谨慎、廉洁和自持,给予特殊的尊重、赏识和厚待;以至在他死后,蒋介石还为其题匾“当代完人”。
写文章是件苦差事,而陈布雷是“为人作嫁”。他深感“知遇之恩”,如椽大笔,自觉听命于老蒋。除了起草重要文书,还要作为智囊建言献策。
陈布雷是在1927年结识蒋介石的。当年老蒋急需一位写文稿的“秘书”,是陈布雷的堂兄、时任杭州市市长的陈屺怀推荐了陈布雷。布雷后来在日记里回忆这年4月,在杭州满觉陇的临江轩与蒋介石相会的情形,感叹“从此因缘,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
管它三七二十一,陈布雷做了二十一年文胆。在1934年前,谓之“准文胆”,他兼有其他职务,只是需要时才奔到老蒋身边——说是他一进南京,必有重要文告发表。“读懂蒋介石,从陈布雷开始。”在1935年后,他变成全心全意的“真文胆”,成为老蒋的“第一幕僚”,直至1948年辞世。
1927年,38岁的陈布雷去南昌停留两月,加入了国民党,为老蒋写了第一篇重要文告 《告黄埔同学书》;“文胆”要务,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抗战时期,同仇敌忾,同心戮力,他起草的文告中,融入激越的爱国情怀,名篇迭出,传诵一时。1938年7月他在武汉写的 《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力扬“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的生存”,全文6000多字,气势旺盛,淋漓酣畅:“……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黄帝的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拼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
当然,也有许多“奉命之作”,熬断青丝,写得不爽。“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要他代写 《西安半月记》,跟在奉化溪口写不下去,跑到杭州西湖边,在新新旅馆包房写作也常常卡壳,一次次改来改去。这类难写的文章后来越来越多——他甚至在日记里大呼:心拙力竭,拼凑而已!布雷之死,很大程度上就是写这些文章把他累坏的。
文教陈布雷:两任教育厅长
在成为蒋介石“全职文胆”之前,陈布雷的主要职务是“教育官员”,他两度来浙江出任教育厅长:1929年,是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提名的,张以“三顾茅庐”之精神,把布雷给“挖”出来。陈布雷却一心认为自己留在新闻界更为适宜,“较之从政,功效必远过之”。从1930年冬到1931年,他在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干了两年次长。1932年,他“二进宫”来浙当厅长。
陈布雷早年就读浙江高等学堂——即浙大的前身;他当过中学老师——宁波创办私立效实中学,他应聘任教英文等课程,其间还加入了同盟会;从1912至1919教书8年,其中还当过一任校长,所以他对教育较熟悉。
当年教育厅同事赵季俞,曾撰写回忆文章《陈布雷与浙江教育文化事业》,从中可见陈厅长这个书生还是蛮能干的,把浙江教育搞得风生水起:
扩充高等教育学校,派遣留学人员,考察留学生成绩,为本省储备人才,严济慈因此选补为官费留法学生;扩建、增设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普及乡镇小学,全省增设了小学456所;创设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举办识字运动宣传周;在1930年举办首届全国运动会,随后创立了省立体育场……
1933年12月23日,陈布雷厅长致信新任的浙大校长郭任远,说明自己在省政府另有事务,请厅里一位科长前来与会,办理“代为盖章”等事务。陈布雷谦称自己为“弟”,而这位1898年生人的郭校长,才35岁。
郭任远是留美归来的心理学家,却完全不懂教育心理学,他推行军事化管理,甚至“衣冠不整”都可以成为勒令学生退学的理由,令很多学生不满。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2月20日浙大学生集会声援,要到南京请愿,结果遭到大批军警阻拦,12个学生被捕,郭校长还开除了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学生被激怒,发起“驱郭运动”。陈布雷在日记里记录了“此次浙大学潮,由爱国运动而转移于反对校长”,恰好他长子泉儿 (陈迟)又在这里上学,“乃为该校学生运动之中坚,殊出乎意料之外”。
郭任远在12月21日就悻悻地离开了杭州,他肯定想不到自己竟会在浙大翻船,才干了两年就被赶跑。作为著名心理学家、港大校董的郭任远,1970年逝于香港,享年72岁。
郭被赶走,一个好事就是浙大迎来了校史上最伟大的校长——竺可桢,而陈布雷正是力荐者,正是他陪同竺可桢去见蒋介石的。
文心陈布雷:雷鸣唤醒迷津
在骨子里,陈布雷喜欢从文而不喜欢从政,他的真正志向是以“言论报国”。结束生命前夕,他曾对女婿袁永熙感叹:“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啊!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于今悔之晚矣!”他还对同乡同门书法大家沙孟海说:“我只想搞新闻事业,或者搞教育,从政非我所愿啊!”
“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陈布雷年轻时文采风流,如椽之笔,横扫千军如卷席,而他自己则是醒着进入了“迷津”。
陈布雷的报业生涯,起步于 《天铎报》,开始于辛亥年。《天铎报》主要出资人是杭州萧山的思想家、实业家汤寿潜,社长正是陈布雷的堂兄陈屺怀,戴天仇即戴季陶是评论主笔。1911年春,陈布雷浙高毕业前夕,途经上海暂住 《天铎报》,戴天仇要回乡结婚,就请他代写评论。陈布雷由此成了一名“实习生”,所写短评,锋芒初见。如今 《陈布雷集》 一书的打头文稿,即是民国元年1月1日至14日这两周的时评。到了夏天毕业了,陈布雷即到 《天铎报》 就职,正式成为媒体人。从此,一片文心在新闻。
刊布评论文章,他署笔名“布雷”。学生时代同学戏称他为“面包”——英文为Bread,译音即“布雷”,布雷由此名布天下。他倾情于新闻评论,写下诸多拥护辛亥革命、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的时评,引起广泛的共鸣与共振。
陈布雷后因被人所忌,任事半年,即告返乡,当了老师。不能“治国平天下”,那就“修身齐家”、生儿育女。他最疼爱的女儿、非常美丽的“怜儿”陈琏,就是1919年在老家出生的。
1920年,陈布雷再度出山,先是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参加 《韦氏大学字典》 的编译。时值《商报》 创刊,他再次踏入报界,任职编辑主任,一时间每个工作日几乎都要撰写评论。他的文章说理透辟,文笔犀利,深得读者喜欢,比如 《翻云覆雨之政局》 ?一文,识见甚高,百年过去未过时:
“中国者,民国也。国既以民为主,而人民对此纷纷扰扰之政局,竟始终不相闻问,帝制之酝酿、复辟之鼓动、安福之捣乱,国人之中未尝不有早已窥见其微者,乃一般之国民袖手旁观而不问也。……故中国之坏,坏在人民坐观成败,而未尝出其自身固有之能力……”
1923年,陈布雷始用“畏垒”的笔名。他写作时,“连续不断吸香烟、喝浓茶、吃馒头,这三件东西下了肚,他的掷地有金石声的文章也跟着完成了”;有人曾劝他多用曲笔,他说得干脆:“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
后来的事情就是,蒋介石托邵力子给陈布雷送来签了名的戎装照,以表仰慕之意,自称“弟蒋中正”。1927年,应蒋之诚邀,陈布雷赴南昌与之见面,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
布雷一生,属于自己的作品不多;如果不是弃文从政,他有可能不会自杀,更有可能著作等身。惜乎,历史无法假设。
“文革”陈布雷:凝咽两代悲歌
陈布雷的家乡浙江慈溪,是孝慈之乡、文化之乡,曾经文脉昌盛。陈布雷的父辈祖辈为茶商,言商重学,可惜他父亲陈依仁49岁上早逝;虽诊断为肺炎 (一说伤寒),但陈布雷在回忆文字中提到他爸“近年精神衰弱,常自忧不寿”,原来这也是一种抑郁的种子啊。
陈布雷的发妻是杨宏农,1909年结婚;品貌端庄秀美的杨氏,先后生儿子陈迟、陈过、陈适,女儿陈琇、陈琏。不承想,1919年生陈琏时,气血两亏,因患产褥热,女儿才刚满月,爱妻即撒手而去。陈布雷悲痛欲绝,一时智昏,迁怒于婴儿,将她扔出窗外……这个可怜的陈家二小姐,襁褓被院子里竹篾编就的葡萄架给接住了……对自己的疯狂举动,陈布雷深深痛悔,次年离乡赴沪工作前,给二女儿取了个乳名:怜儿。后来学名陈琏,即为谐音。
20年后的1939年,怜儿长成大家闺秀,英气逼人,美得让人感叹“青春万岁”。陈布雷所想不到的是,抗日救亡环境中长大的女儿陈琏,在重庆北碚的四川国立二中女生部读高中时,就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陈布雷最疼爱的儿子,是续室王允默所生的幼子陈砾,陈砾后来不仅受父亲影响成为著名报人,而且受二姐陈琏影响,也加入了共产党。
1939年暑假,陈琏考上西南联大,和同样是地下党的经济系二年级学生袁永熙相识并相恋。1947年夏天,两人在北平隆重举行婚礼,胡适、成舍我都是座上宾。但蜜月刚过不久,两人就意外被捕,原因是北平地下党组织被部分破坏,袁永熙有名片被间接搜走,特务就来抓他。
此时陈琏已有孕在身,更是有信仰在身,她咬着牙经受住考验;丈夫那边受到严刑拷打,却依旧守口如瓶——夫妻俩绝不暴露中共身份。几个月过去,“蒙在鼓里”的陈布雷,终于将两人保了出来。
1948年陈布雷自杀前,亲人中见最后一面的正是袁永熙,一个他所不知道的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琏任团中央少儿部副部长,在胡耀邦领导下工作。袁永熙也曾在团中央工作过,1954年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两年后下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由此命运急转直下。陈琏为了3个孩子,被迫与他离婚,1962年调至上海工作。
后来,“文革”来了——在所有带上“文”字的词语中,最可怕的“文化大革命”来了。在这场风暴中,陈琏躲不过去,她被批斗,造反派诬她是叛徒、特务、国民党的“残渣余孽”。1967年11月19日,留下绝命书后,48岁的美丽母亲陈琏,决绝地扑向了窗外的蓝天。这位在敌人的监狱里宁死不屈的女共产党员,死在自己人刮起的红色风暴里。两代悲歌,让人间无语,让大地凝咽。
“文革”跳楼,何止陈琏。平反昭雪,迟早到来。陈琏在团中央时的老领导胡耀邦,后来为她题词:“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告别人世已近20年的陈布雷,与“文革”发生直接关系的,就是他的墓地。一生清廉的陈布雷,归葬清净的西湖九溪十八涧。1948年11月19日,浙大校长竺可桢在日记里说,下午二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海到达杭州。12月10日上午10点,竺可桢与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涧参加葬礼,他们到时灵柩已入穴,随葬的只有一支派克金笔、一本《圣经》。浙江省主席陈仪主祭,礼毕即散。这一天,冬雨霏霏,穿着蓝布长衫的蒋经国,在送葬的行列中默默步行……后来“文革”的风暴不客气地刮到这山涧,跟西湖边许多墓穴一样,陈布雷之墓被平毁,“棺木挖开时,里面的衣裳还没有腐烂,藏青色的,绸缎的。棺木内还有一支金笔”。上世纪90年代坟墓重建,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点。
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经由浙江省委统战部向陈布雷颁发了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由他的儿子陈过代领。之后,陈氏一家将这枚纯银镀金的纪念章,捐赠给家乡宁波市档案馆。
陈布雷一定会常常想起,当年他在杭州的日子是最愉悦的,那时他和家人在一起,泛舟西湖中,漫步白堤上。
(选自《历史学家茶座·第35辑》/王兆成 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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