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于1949 年6 月写下《城市的体形及其计划》,其中有这样一段:“有限度的市区是不许蔓延过大的市区。最理想的以五六万人为最大限度。超过此数就应在至少三四公里距离之外,另建一区。两区之间必须绝对禁止建造工商住宅建筑,保留着农田或林地。这种疏散的分布,可使每区居民,不必长途跋涉,即可与大自然接触。”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差不多像是在读一首忧伤的旧情诗。今天看来,这段话真像是“写给城市的最后一封情书”,因为,这样“有限度的城市”,在中国,哪里去找?
“以五六万人为最大限度!”在网上查了查,2005 年的数据,成都市中心城区人口已经达到400万了。大约这个数字还不能让政府满意吧,我们要建设国际化大都会。国际化大都会怎么可能在城市中间出现农田呢?
王军先生在《城记》里说,梁思成在建国初期提出的北京城改造方案没有被当局采纳,60年过去了,现在的北京还在吃那时错误方案留下的苦果。北京城的城市发展是典型的“摊大饼”,也就是围绕中心城区无限向外扩张,饼子越来越大,交通越来越拥挤,空气质量逐年下降,环境越来越糟糕。和这些同时出现的,还有大量古迹、民居的消失,拆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既然北京城的发展模式被证明是错误的,为什么到了现在,他们还在“摊大饼”呢?成都是这样,我到过的绝大多数城市是这样。在欧洲很多国家,他们早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城市中间才会有大片的森林。而我们,就说成都吧,好不容易弄了个浣花溪“森林”公园,周围还搞成那样,成为部分人的专享。
沈从文194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中间有一段乌托邦式的畅想:“北平实如一大花园,警察数目与待遇,均宜与花匠相等。警察局长最好为一戏剧导演或音乐指挥,其次则为一第一流园艺专家,不必属于党系人物;警察受训,所学宜以社会服务、公共卫生及园艺学为主课……”
这样的愿景像童话一样美好。
而《城记》里有一个细节,1950 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手指着广场以南一带,对身边的彭真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
作家勒·克莱齐奥在他的小说《乌拉尼亚》里用这些形象诅咒城市:臭水沟,红灯区,垃圾山,虚伪的人类学家,唯利是图的商人,骄傲的革命者,在生活最底层挣扎的乞丐,还有陷入绝望的男人和女人。城市在他的眼里就像地狱,与这些对应的,他还创造了一个反抗這一切的理想国度:在墨西哥一座城市的边缘有一块地方,人们叫它坎波斯,这里的公民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这里创造了一种区别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简单而且平等的,孩子是不用进学校的,大自然就是他们的课堂,他们通过劳动,通过聆听,通过生活来学习,他们要学习的不是知识,而是自由和真理。大人也要学习,大人还要向孩子学习。这里的节日不是为了庆祝某个事件,不是源于某个传说,不是为了欢聚,节日里,他们唯一要做的是仰望星空。
虽然现在再也找不回小时候住在乡下时对城市那种近乎神圣的向往,但我还没有勒·克莱齐奥那么失望。我喜欢城市,喜欢它的喧哗,这种喜欢的程度甚至有时候和喜欢乡村的宁静是一样的。有一天在工作室加班,清晨回家的路上,看到清洁工在扫大街,便利店的小妹打着哈欠拉起卷帘门,送报纸的大姐从对面走来,浓雾渐渐散开,我想,这就是我还爱着的城市啊。我又想我还算是一个心存梦想的人,对一座城市还怀有纯洁的梦想,在城市的喧嚣声中穿行的时候,还能去相信一些东西,觉得一切不算太糟。
卡尔维诺说:“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成的。我们有两种避免受苦的办法,对许多人来说,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并且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找出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或许,如果再乐观一点,可以把这段话中的“地狱”改成“天堂”:生者的天堂也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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