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中，曾说起过这个写作班子在丁香花园初建时因一桩小事而引起的大反应：“文学组和历史组原来是各管各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也没有严密的组织，领导也比较松散。有一次汤大民与上海作协文研所来的戴厚英开玩笑，称她为‘才女，戴厚英还之以‘才子的称号。这种调侃式的玩笑话传到《内刊》支部书记林学渊的耳朵里，他一本正经向《内刊》副主编周原冰作了汇报。一天，周原冰来到丁香花园东楼，把写作班子的人召集起来，郑重其事地告诫大家不要搞低级趣味，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因为这个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写作班的张春桥就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把两个组（文学组、历史组）的党员编成一个支部，以后又增加了哲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
《内刊》副主编周原冰要管到写作班子的事情，是因为开初写作班子并无自己的党组织，思想工作由周原冰代管之故。但一句调侃式的玩笑话，被提到这样的高度，似乎有些反应过度之嫌。但周原冰所说的做院士还是做战士的选择，在当时却是一个原则问题。过去文人治学，讲究“沉潜反复”地钻研，对于一个学术问题，总需经过长期研究，形成独到的见解之后，才可发表意见。但这种治学方式显然不能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所以把它称为院士道路而加以否定，上峰所要的是绝对服从指令，能够冲锋陷阵的“战士”。
就世界文化史看，当新旧文化产生冲突之际，新文化先驱者向旧的文化营垒发动进攻是常有的事，就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文化“战士”当然是可以，但要文化人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服从权力者的指令来写作，这就毫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可言，失却了“政罗教网无羁绊”（复旦大学校歌歌词）的新文化的本性，“战士”也就变成了可供任意驱使的“雇佣兵”；而且这种奉命写作，也谈不上长期积累和深入研究，只能从政治需要出发来临时拼凑材料。
这种写作方式的特点，是从选题到定调，从行文到批判对象的点名与否，全都是由指挥战斗的权力者决定，写作者有如扶乩的巫婆，手中的笔自己作不得主也。
徐景贤在上述文章中有一节专写“写作班子的写作程序”，颇能说明问题。他说：“当时，市委对于理论队伍、写作队伍有一条方针，就是‘以战斗任务带动战斗队伍。‘战斗任务是由毛泽东、党中央和市委定的，例如发动对几部‘毒草电影的批判，就是由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下达通知的。中央没有提及的影片，不得擅自批判；中央没有批准的作者的姓名，也不得在批判文章中提到。”“战斗任务”确定以后，市委写作班子就进入“战斗”状态，程序如下：第一步是编资料，第二步是拟出批判文章选题，第三步是召开座谈会。“批判文章选题由市委领导批准以后，由报社出面，邀请市委写作班子人员和社会作者参加，讨论选题分工。如批判影片《早春二月》，解放、文汇两报和《大众电影》需各发一篇打头的重要文章，分别由徐景贤、胡锡涛和电影局调来的几个人撰写，配合选题就由与会各界作者分担。重点文章经报社排出小样，先是由石西民审查，石西民调走后就由继任的领导张春桥、杨西光审定。他们写下审查意见后，由写作班子执笔人员反复修改，再由报社派人来取，有的稿子不断改排修改稿，直至排出最后清样，送市委领导终审决定何日刊登，这样才打响了某次‘战役的第一枪。”
可见写作班子的一切动作，都在政治权力掌控之中，而写作班子又通过汇编材料、拟出选题和写出定调文章，控制了社会各界的写作，于是形成一个音调，制造了批判的声势。
当然，文章的调子，并非写作班子自己可定，而是服从于领导者的意志。如果自己的看法与领导意见有不合之处，就得马上转变观点，唯上意是从，而且还要说得振振有词。据当年连载《燕山夜话》的《北京晚报》副刊部编辑张守仁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姚文元在上海看到北京出版社出的合订本，特地写信给我们，赞美《燕山夜话》是‘一朵北方难得的思想之花。”（《读苏东坡〈潇湘竹石图〉记》，《文汇报》2011年3月17日）但是，数年之后，他奉命写《评“三家村”》时，却把《燕山夜话》等作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调子之高，高得吓人。又据“初澜”写作组成员吴启文回忆，他们文化部文艺创作办公室几个人，曾应邀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看了电影《创业》，很是欣赏，回京后立即写出书面报告对这部影片提出完全正面的评价。“与此同时，长影厂将《创业》的样片正式送审，在于、浩、刘（按：指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和副部长浩亮、刘庆棠）等人看过后，也持正面看法。‘创办领导于是向我布置，要我写推荐《创业》的评论，在影片发行时配合发表。这篇文章我写得顺手，通过领导审阅打印出来，只等‘中央首长看过影片，即可送交报社发表。”“谁知风云突变，我们原先的那些评估全都错了。江青看过样片后勃然动怒，指斥这是歌颂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给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招魂。”评论文章当然需要重写，要按江青的意见来写。作者说：“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我不是不明白，完成此事之日，即是自己给自己勾了个小花脸之时。在先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先写了赞扬《创业》的文章，现在又要我来写批判的文章，左右开弓，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怎么道理都在自己的手里呢！”（《我在“初澜”写文章》，《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吴启文当时就有惭愧之意，说明他作为文人的良心尚未泯灭，而姚文元却是从来就变化自如，有如一条变色龙。一九五七年南京一批青年作家准备以“探求者”的名字组织文学团体，出版同人杂志，曾邀请姚文元参加，得到姚文元热情支持，但“反右运动”一来，最先跳出来写批判“探求者”集团文章的，就是这个姚文元。也正因为变得快，跟得紧，所以他才会步步上升。
当然，文人之成为变色龙，也不自姚文元开始，凡是根据上意行事的人，都难免有此种变化。朱寨曾讽刺林默涵、康濯道：“比如讲到林默涵对王蒙小说（按：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评价，开始时是肯定的，后来又反对了，后来听说主席肯定他又肯定。别人说到这个过程时我就插话说：将来他犯错会是打着跟头下来。没想到他们把我的话都记上了。还有，有的人讲康濯开始赞成丁玲，后来翻来覆去，我也插了一句：这就是新社会的势利眼。”（严平《与朱寨先生最后的对话》，《书城》2012年8月号）其实，不但文艺界的头目林默涵等人要翻跟斗，就是身居高位的康生，又何尝不跟着上意而乱翻跟头呢。比如，原来点名要看一些被禁旧戏的是他，后来江青提倡“革命现代戏”，马上转过来要批判旧戏的又是他；孟超的《李慧娘》原是在他鼓励下编写出来的，而且他还强调要出鬼魂，说不出鬼魂他就不来看戏，后来形势一变，要批判这出戏的也是他，着重批的还正是“有鬼无害”论。还有对人的评价和态度，也经常是随着形势而大变。这种反复无常的态度，当然与他的个人品质有关，但也是特定制度的产物。endprint
而写作班子这种依仗权势来压人的文章，必然是不讲道理的。如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一篇蛮横的文章。吴晗写论海瑞的文章和编写《海瑞罢官》这出戏，原是宣扬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但姚文元却硬要把这种精神说成是反党思想。照此推论，他所提倡的“拥党”思想，该是剧中所讽刺的“乡愿”和“甘草剂”了！更荒谬的是，剧中所说的“退田”和“平冤狱”，原是写海瑞在当时抑制豪强和主持社会公正的行为，但姚文元却硬要把这些都和现实政治联系起来，说要豪强“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阶级的罪恶统治”，说“平冤狱”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这里没有说出来的话是：豪强是不能反的，因为它是某种专政的支柱，冤狱也平不得，因为它是某种革命的表现。如果真能百家争鸣、自由讨论的话，完全可以根据姚文元自己的话，合理地推导出他的反人民思想。但是，他有权力者的支持，又岂能容许别人反驳。正如鲁迅所说：“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已集·革命文学》）
当时不但不容许不同意见者进行自由平等的讨论，而且还要设局，以开座谈会的名义，要周予同、周谷城、李平心这些老专家谈体会、提意见，当他们在发言中终于透露出一些对姚文这种乱联系方式的不满意见时，当局立即将座谈会纪要在报纸上发表出来，以供批判之用，还洋洋得意地说：终于钓出了大鱼。
但当权力者正集中精力对这些被钓出来的大鱼进行宰割时，却想不到群众中冒出了一个普遍的疑问：为什么海瑞这样的清官要受批判，难道贪官比清官好？中国老百姓一向缺乏人民自己作主的思想，总希望有个清官大老爷来为民作主，所以清官戏如包公戏和海瑞戏就很受欢迎。现在要批判海瑞精神，这如何向老百姓解释呢？办法总是有的。罗思鼎之流就写文章说，贪官是腐蚀反动统治的基础的，而清官则是用自己的力量加强了封建主义的统治，所以清官的危害性更大，更应该受到批判。这种歪理当然无法说服人，但他们原就不在乎能否将人说服，他们用的方法是：压服。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谁也不敢多加质问了。
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写作班子的文章不但在理论上强词夺理，经不起反驳，而且在材料上也常常弄虚作假，经不起核实。我在“文革”结束之后批判“四人帮”时，曾经核对过石一歌所引用的鲁迅文字，发现胡编乱造、曲解原意者甚多，当时曾撰写《帮闲·帮忙·帮凶——还石一歌庐山真面目》一文（载《鲁迅研究集刊》第1期）加以揭露，将他们的编造方法归纳为五种：一曰断章取义，二曰移花接木，三曰无中生有，四曰颠倒黑白，五曰混淆是非。现摘录两种如下：
一曰：断章取义。鲁迅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事物作一分为二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见解；石一歌则取其一端，按“四人帮”的意思乱加发挥，却背离了鲁迅的原意。比如，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中论及师生关系时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这里，鲁迅讲的是两点论，既反对封建的师道尊严，也反对学生乘机下石，而重点是在后者。因为鲁迅的话是针对着当时有些青年“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而发的。他还举自己与章太炎的关系为例，说：“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全面地宣传鲁迅这一思想，在今天是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但石一歌却不肯这样做，他们仅仅摘取“师如荒谬，不妨叛之”几个字，任意发挥，片面强调学生对教师的“造反精神”，而绝口不提尊师“执礼”的一面。（见《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
四曰：颠倒黑白。有些问题，“四人帮”和鲁迅都作过论述，但观点截然相反。这岂不苦煞石一歌哉！不，石一歌自有妙法在。他竟然可以把鲁迅所反对的话，当作鲁迅自己的话来加以引用，黑白完全颠倒了。比如，“四人帮”要搞愚民政策，反对读书，反对学习理论，而片面强调实践的作用，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于一九七二年作了关于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周培源同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四人帮”对此恨之入骨，以《文汇报》为基地，发动了对周培源同志的围攻；打着“群众的社会实践”的幌子，攻击敬爱的周总理。石一歌的《在屠刀威胁下的演讲》就是参加这场围攻的文章之一。石一歌为了给“四人帮”的谬论找根据，以介绍鲁迅的《读书杂谈》为名，说什么“在这次演讲里，鲁迅就着重地论述了实践的重要性，指出‘阅读和‘思索如果不和实践结合起来就会流于‘空想”，同时引用了这样一句据说是鲁迅原话作为佐证：“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但一查对原文，不对了。鲁迅在这次演讲里，着重谈的是读书问题，而不是实践的重要性，只是在末了指出：“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更妙的是，上面所说的那段用来作证的引文，根本不是鲁迅的话，而是鲁迅转述的萧伯纳的话。萧称这种“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的人为“观察者”，认为他比“读书者”和“思索者”都好。鲁迅则认为萧的所说，“立论也不免有些偏颇的”，所以接着就加以批评道：“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那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这样，鲁迅在这里并非如石一歌所说：“指出‘阅读和‘思索如果不和实践结合起来就会流于‘空想”，倒是指出：“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一个专业写作班子，为什么在资料的运用上会出现这种混乱现象呢？这就是根据“战斗任务”来写作的结果。本来，观点应该是在阅读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写作班子的写作，从“写什么”到“怎么写”，都是出于权力者的指令，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寻找相应的材料来附会这个指令而已。为了宣传工作的需要，难免就要走到改造和编造材料的地步。如果对这种写作方法本身的错误缺乏足够的认识，那么，即使写作内容改变了，也同样会重蹈覆辙。endprint
当然，这种根据“战斗任务”来写作的做法，也不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写作班子开始，可以说自从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当作政治宣传工具以来就有的。何其芳曾经是这种写作方式的佼佼者，他除了接受写批判文章的任务（如批判胡风）之外，还接受过许多写总结文章的任务，所以有许多学术讨论，都是由他出面总结的，如：可否写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琵琶记》讨论、李煜词讨论、《儒林外史》讨论、关于文学史编写问题的讨论等，他那篇论《红楼梦》的长文，也是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后展开《红楼梦》讨论时所写，不知算不算总结性文章？这种做法很引起治学谨严的教授们的不满，有一位北大教授就公开批评他是“总结专家”。何其芳本人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但他对自己的写作方式也是深有忧虑。他在《文学艺术的春天》序中说：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论文应该是经常研究的成果，正如创作应该是生活的积累的产物一样。还是在写《西苑集》里面的那些文章的时候，我就向一位年长的同志诉说过我的苦恼。我说，我总是在有了写文章的任务以后，才去阅读一些有关的材料，而时间又总是很匆促，这样是很难写出可以令人满意的文章的。他笑着回答，像是安慰我又像有所嘲讽：“你这比写文章之前什么材料也不看还是好一些。”有时候是难免有一些我们平时并无研究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发表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也只有临时占有材料，临时进行短促的研究。在基础和准备较好的人，可能还是可以胜任愉快地完成任务的。但在我，既缺乏理论的修养，又对文学的历史和现状都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依靠这种临阵磨枪的办法就很难对复杂的问题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提出比较重要的创见，而且有些本来可以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也就难于避免了。
但何其芳因这种忧虑，却使他从批判者而变成被批判的对象。姚文元就以何其芳为靶子，讽刺那些关在高墙深院里的院士们，而称自己这种到处抡棍子的人为“战士”，所谓“不做院士，要做战士”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写作班子，就是沿着姚文元式的“战士”这条路子发展出来的。当时不但以“战士”要求写作班子，而且也以此来要求一切青年学子。复旦大学中文系在“文革”前夕就提出过培养“战士”的要求，并设计了“以战斗任务带动教学”的一套方法。我曾经傻乎乎地提问：“不看原始资料，怎么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答曰：“我们只要跟着姚文元同志写配合文章就好了，用不到提出什么问题。”
关于学术写作中材料与观点的关系问题，在“反右运动”之后的红专关系大辩论中就有过讨论。当时的论题是：“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以论带史”是说要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历史、解释历史，“论从史出”则是说理论观点要从大量史料中归纳出来。从认识论的规律看，当然是先有事实（材料）后有观点，“论从史出”是对的，但当时正在批判知识分子的白专道路，挟“反右斗争”所取得的政治思想战线上胜利之余威，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他们的业务观点，所以“以论带史”说必然胜出。但是，“以论带史”的结果，却造成了普遍的贴标签现象，历史研究、文学研究甚至经济研究都变成寻找一些符合既成观点的材料去证明马列理论的正确。大跃进时期学生们能在极短时期内写出自己所没有学习过的课程教材，就与这种写作方法有关。而这种方法一旦形成，整个社会的学术风气就改变了。写作班子又把这种风气推到极端，他们所根据的已不是马列的理论观点，而是上峰的权力意志。而这种写作方式如果不加改变，单是去追究某篇文章的影射责任，那整个学风还是改变不过来的。
“文革”期间，这种写作班子的写作方式，不但用之于评论文章，而且还扩大到文艺创作。这可以从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创办的文艺刊物《朝霞》的编辑方针和组稿方法中看出。据《朝霞》编辑部负责人燕平说：什么是《朝霞》的办刊方针？“以我的感受，主要有两点：一是培养队伍。……其目的是要培养一支能为他们那条政治路线服务的笔杆子。二是要触及时事，为政治服务。”燕平还谈到《朝霞》一九七四年第四期上《一篇揭矛盾的报告》的采访和创作过程。他说：这篇作品的题材和主题，都是上海写作班负责人朱永嘉在《朝霞》举办的第四期创作学习班上提出来的。他先是介绍了上海一家生产电珠的小厂，顶住了上级重视利润的压力，生产出了彩色电视机所用的显象管的故事，说“这是个小厂办大事，反对利润挂帅的好题材”。于是，编辑部组织了三位作者下厂，“围绕着反对利润挂帅这个主题，收集素料”。因为“这些稿子从概念出发，见物不见人，基础实在太差”，为此编辑部失去了信心，决定放弃。但“朱永嘉知道这个情况后，认为电珠五厂的题材好，对重大题材不关心，就是缺乏政治头脑。因此坚持说，还得抓这篇稿子”，于是编辑部决定充实力量，再次深入采访。在这次采访中，听到了一个“蜗牛事件”，说是四机部有个代表团去美国参观一家电视公司，回国时该公司老板给每个代表团成员送了一只玻璃蜗牛，他们带回来了，有个青年技术员知道后就写信给江青，告发他们崇洋媚外，说这是美国人在讽刺我们是爬行主义，江青看信之后非常光火。根据这一件事，《朝霞》编辑部马上决定：“这篇作品不要局限于小厂办大事，重点应该放在批判崇洋媚外上。”这样，一篇紧跟江青思想的作品就写成了，而且还获得了褒奖。“作品发表后，编辑部听到一片赞扬声，写作组领导也认为它及时配合了当前形势，斗争性强，并以杜华章（按：“读华章”的谐音）为笔名，写了一篇赞扬的评论，在《朝霞》第七期上刊出。”（《我在〈朝霞〉杂志工作的回忆》）
“文革”过来人都知道，“玻璃蜗牛”事件在当时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为配合此事所写的作品，在“文革”结束之后，难免要被当作阴谋文艺来清算，并要追查制作者与“四人帮”的关系。但从文艺创作的角度看，我认为倒应该检讨一下它的创作路线问题。
作品的主题本应是作家在生活体验中逐步形成的，现在却是写作班的领导人根据上面的政治动向来决定，这就叫作主题先行，也就是先确定主题，再去收集材料，写出作品来；而形势一变，主题又会产生变化。这种配合政治任务，图解政治口号的作品，虽然能够获得表扬，甚至会产生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却没有艺术的生命力。这是走上了文艺的歧途。
这条错误的创作路线，自然也不是从“文革”时期开始的，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或早些时候就开始了。周扬提出“写政策”，就是要用政策来统制创作主题，而各种培训班、讲习所，也就是《朝霞》创作学习班的前身，其目的是要建立起一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创作队伍。后来又有“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所谓“三结合”创作方法，就是要作家去图解领导思想。但是这种根据别人指定的主题来编造作品的做法，其实并不符合创作规律，鲁迅早就说过：“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现在，当初写作班子笔下所牵涉到的政治风云已经远去，我也无意与哪一位执笔者结算旧账，只是觉得写作班子的写作模式有碍于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有碍于文化界的理论创造，因此需要重新加以审视。
说起来，我与上海写作班子的关系也很密切。内子高玉蓉就是这个写作班子文学组的早期成员，丁学雷这个笔名就是她们几个人最先用起来的，后来虽然因为参加“四清”工作队而离开了写作班子，又因到黑龙江插队而离开了上海，但是一九七五年回沪之后，还是进入了写作班子系统的《朝霞》编辑部。我本人虽然没有进入这个写作班子，但也跟着当时的政治风潮写了些批判文章，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时，我还是积极的支持者，后来因为反对市革会以“反逆流”的名义镇压“炮打张春桥”的学生，而与上海写作班子分道扬镳，并且受到批斗，但那时也只是对他们紧跟张春桥感到不满，对于写作班子的运作方式却并没有产生怀疑。只是到“文革”结束后开始研究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时，才发觉这种运作方式的危害性，因此想从中总结一些经验教训，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摆脱依附思想，树立独立精神，大胆地进行自由创造。
（选自《书城》2014年第3期）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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