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玺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世，胡适第二天即带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发了一电：“In Mengchens death China lost her most gifted patriot ， and I， my best friend ， critic and defender.”（傅孟真的逝世，中国失去了她的最有天禀的爱国者，对于我，则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批评者和保护者。）接着又给傅斯年夫人俞大綵（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姑妈）写了封信，信中说：“孟真待我实在太好了！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三十年如一日。我们见面时，也常‘抬杠子，也常辩论，但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止有他自己配骂我。我也常说这话，他并不否认！可怜我现在真失掉我的best critic and defender了。”这两段话充分说明了两人的友谊以及傅斯年在胡适中心的位置。

　　抗战前期傅斯年积极促使、支持与帮助胡适使美。但同时也在是否批评孔祥熙问题上产生了矛盾。

　　一、抗战爆发傅斯年助推胡适出使美国

　　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请胡适出使美国，以一个著名学者身份，通过广泛抗战宣传，以使美国各界对中国抗战给予理解、同情、支持与帮助。突然面对此请，胡适一开始显得非常犹豫。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时想不出自己去了以后能起多大作用，最为重要的是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离去有逃避之嫌。面对胡适的犹豫，众朋友对之进行敦促。其中尤以傅斯年为最。9月1日，在南京中英文化协会宿舍，傅斯年向胡适进行了一番“哭谏”，力劝胡适下定决心。傅斯年的哭谏对胡适坚定信心起到了催化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胡适在1942年移交大使事务时，给王世杰、傅斯年等人信中回忆这段往事说：“孟真的一哭，我至今不曾忘记。”“但最后的原因是廿六年九月一日夜在中英文化宿舍孟真的一哭。”

　　胡适出使后，无论是初期公共外交，还是继之正式出任大使，傅斯年都时时关注着“老师”及其工作，虽然自己生活得相当艰难，常常连信钱也显窘迫，傅斯年曾说自己，“我在渝时，总告王（世杰）、翁（文灏）二公时时给您打电，我自己固无打电之力，即写航空信亦是不易，穷得可怜！”但仍然以长信的方式为老师出谋划策。

　　在胡适去美一个月后的10月11日，傅斯年即有一长信，分十一个方面向胡适全面介绍了全国各方面尤其是各战场的情况。信的最后对胡适如何在美工作提出了建议：“此时国内渴望者是经济制裁。希望先生向他们说明，我们的抗战力虽不小，然外助愈早愈好，愈早愈容易也。”“两星期中，国外一般空气之转移，其速度非大家所及料，尤其是美国（指罗斯福于10月4日在芝加哥的‘瘟疫与隔离的演说）。我们在此时有下列几个顾虑：一、怕的是过些日子又冷淡下去，所以希望先生多多加火。二、英美对此事之观点似不相同。英全是他的那一套老奸巨滑，希望得了且了。但美国不动则已，一动很有些idealism（理想主义），希望他们不要再弄僵了。（如所谓承认伪国的话，英国以为当然，美国未必肯听他。此点希望先生多多查考一下。）三、如果日本或他的与国bluff（吓唬，下同）一下，在英美国内或又有助退缩派议论之趋势。实则日本及意大利等，皆不敢此时对世界开战，希望勿为彼等之bluff所愚。此点先生必可向外国人士阐明也。”随后傅斯年又于11月9日给胡适一信。胡适说他到达美国后，不愿住在华盛顿而愿住到纽约，其原因在于大使馆以及大使王正廷“不能相助”与不肯相助，由其带来的是消息闭塞，反不如纽约“其间消息较多耳”。如此，傅斯年两封信（还有三个有关国内抗战的文件）对胡适真切了解抗战局势，增强抗战信心，提高演说的针对性都起到了参考作用。胡适在回信中明确说到傅斯年和其他人此时给他的信对他此时在美进行公共外交有“参考”作用。

　　在胡适于1938年上半年进行美、加两国万里巡行演讲过程中，有一些大学包括像哈佛都来聘请胡适前去担任教授，胡适当时觉得“一种非官式的地位（教授）也许说话格外方便，故颇有意接受”。他写信给翁文灏说了这一切，并请翁代为决定行止，因胡适觉得这趟演讲过后自己的公共外交使命就算完成了。就在信发出后，胡适立即感到以上这种想法非常不妥，“在这个时期，接受太舒服的聘约，良心上不能安帖”。于是不等翁回信以及朋友们的意见到来，到了4月初全辞了。而傅斯年从翁那儿得知胡可能接受美国大学聘请时，焦急万分，觉得胡适此时根本不能那么做，立即于4月下旬连给胡适两封电报，劝告胡适。胡适虽然此时已经辞了聘约，但看了老朋友的劝告，心里对老朋友对自己的关心爱护，还是充满了感激。因傅斯年说随后还有信到，等了一段时间不见来，胡适于6月6日才回信。胡适在信中说了自己那一段时间的心路历程，对傅的电报，“心甚高兴”，对傅的劝告，表示“最使我安慰”。

　　1938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动议让胡适代替王正廷出任驻美大使。胡适由于感到责任太过重大一心想辞，国内朋友们再度力劝，傅斯年同样如此（胡适此时有两信给傅，正是在这两信中，胡适交待了自己对陈寅恪去剑桥任教的推荐）。傅斯年对胡适担任大使给予最大支持的当算中央研究院院长选举一事。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去世，由谁来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认为胡适最合适。傅说：“我辈友人，以为蔡先生之继承者，当然是我公。”在昆明时傅和周枚荪就此事进行了交流。“我说：‘你想，把适之先生选出一票来，如何？他说：‘适之先生最适宜，但能回来么？我说：‘他此时决不能回来，此票成废票。他说：‘这个demonstration（表演）是不可少的。我又说：‘那么选举出他一个来，有无妨害其在美之事？他说：‘政府决不至此，且有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等在内，自然轮不到他。”通过这个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傅斯年等国内一批大家在选中研院院长一事上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觉得胡适最合适，要选取胡适，一方面又觉得那样可能会妨害其担任大使一职。一方面觉得中研院是学术教育机构，其院长必须是学界中权威，选举院长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当时陈寅恪先生特意跑到重庆来，说就是为了投胡适一票——而那样做，恰恰又可能使胡适当选、使胡适大使一职受到冲击。随着形势的发展，后一种可能性越来越大，而此时从美国回来的王正廷等人正恶意批评胡适，被胡适一派知识分子怒批的孔祥熙也在肆意造谣胡适，说要把胡适撤回。面对这种情形，极力维护胡适地位的王世杰等人，想出一个办法，通过陈布雷运动蒋介石下达指令，选顾孟馀当院长。没想到这一指令更激起这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应，要发挥“各人之自由意志”，要“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要实行真正的选举，结果胡适仍选上。蒋介石本无意干涉，是你们的要求，结果又不听指示，蒋介石应该有种被戏侮的感觉。于是指示孔祥熙：“你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孔一听欣喜非常，立即推荐四人，没想到“其人皆不堪”。本想既发扬民主又保住胡适 ，结果适得其反，于是王世杰等人又开始运动如何保住胡适大使一职。傅斯年也积极加入其中，“此后我即加入运动先生留在美任之友人中，曾为此事数访岳军（张群），并请万不得已时，先设法发表一代理人，最好是翁，以便大使改任一事停顿着”。傅斯年后来向胡适叙说这一切时给胡适来了两句幽默：“我们的意思，只是‘正经事，正经办，且不惜忤旨（不举顾），以为此事至少决不至于忤及中国之大academician（院士）兼自由民主主义之代表也！”“‘学院的自由，‘民主的主义，在中国只是梦话！但是把先生拉入先生的主义中，却生如许枝节，亦是一大irony（嘲弄）！”傅斯年和王世杰等人通过再运动保住胡适又报告了此事经过后，在信中综合听到的关于胡适担任大使的正反反应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建议。针对钱端升先生所说胡适从不“敷衍敷衍去美之吾国人”提出：“我以为既为国家办事，此等事亦不妨稍有损焉”。针对馆中“凡事自办”，提出“天下大事非一个人能自办的”，建议胡适加强大使馆职员班子组织与纪律约束。针对胡适“去年说介公有一电，先生回电径告以不可行”的做法，劝告胡适要善于“奉令承教”。批评胡适不该接待高宗武（接待高是蒋介石的指示）。对反对派的观点傅也向胡适作了通报，“先生只拉拢与中国既有同情者，而不与反对党接洽”；“先生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针对此，傅斯年劝告胡适领学位“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国家外交上惟一希望在美，故希望至切”。由于傅斯年不太了解具体实际，所提意见稍显“隔”，但仍可见傅斯年对胡适的关心备至。胡适看了这一切后，非常感激，自然对傅斯年有关建议作了吸取。endprint

　　也正是在与傅斯年这不多书信往还中，胡适心中长期以来对抗战的有关问题的思考得到了进一步精炼式的升华。虽然开始赴美时，他已抛弃了“和平的梦想”，“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但此处的“和比战难”仅指国内，到了美国针对国内有些人指望他游说美国，通过美国来调处中日和谈的想法，胡适根据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同样明确告知要打破此等迷梦，“和比战难”，美国政府领袖对远东情形不甚了了，不知如何下手，如对中国条件太好，则敌人必不肯接受，否则只能是要中国做出绝大牺牲。虽然在1935年中给王世杰的三封信中提出了“准备作那不可避免的长期苦斗”，“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以引发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但明确提出并被国民政府迅速接过作为外交方针的“苦撑待变”，则是在与傅斯年的信中。在回傅10月11日信中，胡适对国民政府没有外交方针以及王正廷等人此时在美的“日夜所作，无一事是外交”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最后，他说，“今日之事，只有苦撑下去，以待国际变化。但若有良好之外交中枢，国际变化也许可以提早，也许可以积极的运用。”当胡适决定接受驻美大使任命时，给傅斯年去了一信，说了自己被逼上梁山的心情，非常概括地提出苦撑待变思想，“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关键仍在苏俄与美，此二国较有余力，而在华无大‘既得利益，故无‘投鼠忌器之虑。不动则已，动则有力也。”

　　二、傅批孔两人形成矛盾

　　在随后两人的信中，两人为傅斯年对孔祥熙的批判形成了观点上的差异。

　　如今人们在称道傅斯年时，除了说他的学术贡献以及教育管理上的才华，还有一点就是用自己的政论将国民政府两位行政院长赶下了台，一位是抗战前期的孔祥熙，一位是第三次国内战争时的宋子文。孔祥熙1938年初任行政院长，同时，傅斯年作为社会贤达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两个人自此便开始了较上了劲。不久，傅斯年两次上书蒋介石，抨击国民政府，要求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没有理睬，但傅斯年并没泄气，仍然不依不饶，接着他又抓住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炮轰孔祥熙，“十年生聚佐中兴（这是一个什么人送孔的寿联），几乎把抗战的事业弄垮，而财政界的恶风遂为几百年来所未有（清末奕劻有贪污之名，然比起孔来，真正‘寒素得很，袁世凯时代所用的财政人员，如周自齐、周学熙皆谨慎的官僚，并没有大富），上行下效，谁为罪魁祸首？”面对傅斯年的炮轰，蒋介石也有点坐不住了，他为平静此事，特意请傅斯年吃饭，并劝傅斯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没想到傅斯年根本不领情，而是用出乎蒋意料的直愣愣的语气这样回答蒋：“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虽然当时蒋有点下不来台，但他还是听从了傅斯年的建议，从而免去了孔的院长职务。1939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免去孔祥熙行政院长，由蒋介石自任，孔改任副院长，这就是傅斯年不屈不挠的批评的成果。

　　在给胡适信中，当然也是为了释胡适护孔之“疑”，傅斯年很详细地胪陈了对孔的看法与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对孔的痛恨，以及批孔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态度的坚决。“1.孔之为私损公，毫无忌惮，先生久在国外，未能深知。2.他之行为，堕人心，损介公之誉，给抗战力量一个大打击。3.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4.他一向主张投降，比汪在汉、渝时尤甚。5.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出何岔子。6.为爱惜介公，不容不反对他。……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在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出（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去年几几干掉了，因南宁一役而停顿耳，故维持之者，实倭寇也。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侮耳。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者也。”“彼如有OGPU（秘密警察），傅孟真之墓木拱矣，然我在前年正月在汉始作此事，即已将一人之事置之度外。”义正辞严，充分反映了傅斯年饱读圣贤之书士人的节气，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为抗战建言的刚烈胆略，其一腔热血与义愤不能不让人敬佩。

　　胡适其实对孔也没什么好感，也是一直持批判态度。胡适曾说“向不满于孔庸之一家”，孔祥熙先对胡适担任驻美大使进行阻挠，继之不停地进行攻击。这一切胡适都知晓。从这两个方面按理胡面对批判都不应该保孔。但现在他却出乎傅斯年等一批人的意料，偏要保孔，胡适的思考在哪呢？从这两个方面再说，胡适恰恰跳出了个人的恩怨与好恶。他之护孔主要立足于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需要。

　　1938年7月国民政府准备让胡适出任驻美大使，9月17日正式发表。28日从英国动身前往美国就任，前两天蒋介石给胡适发来电报，指示首先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三项是“财政援助问题：应努力促美政府于最短期间助成对华现金或信用之借款”。胡适对财经根本不懂，此时王正廷因急于借款受骗上当，鉴于此，胡适提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力应付，此外如借款、购械、宣传、募捐四事，虽属重要，均非外交本身，宜逐渐由政府另派专员负责”。胡适本想要张慰慈前来，结果没成，随着借款事的展开，国民政府准备派两位银行家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往美，徐新六在赶付重庆时飞机被日军战机击落牺牲，陈光甫9月19日抵美。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陈光甫代表国民政府前往美国，同美国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为稳定法币信用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取得了美国人的信任，此次前来也是美国财长摩根索的动议。因此陈光甫到美国后，一切磋商进展得很顺利。陈光甫此来是抱病的，首先就给胡适产生了十分感动的印象。恰此时，武汉、广州失守，美国政府尤其是罗斯福总统对中国政府能否坚持抗战下去产生疑虑。中美战时第一次借款陷入停顿。胡适自作主张，用孔祥熙表明政府抗战立场的回电换上蒋介石名义报给罗斯福，坚定了罗斯福的信心。中美战时借款终获成功，也打开美国对中国抗战给予实质性援助的大门。在这个过程中，两人互通情报，配合默契，在“失利”消息传来的关键时刻，也能互相支持互相鼓舞。胡适那首著名的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就是首先写在此时送给陈光甫照片上的，既是自勉，恐怕更是对陈的鼓励。endprint

　　最主要是陈光甫来了后其工作精神让胡适敬佩。胡适说，“我在此看陈光甫手下诸人任劳任怨，一年之中，真能做到‘弊绝风清境界，为New Dealers所叹赏佩服。”而恰恰陈光甫是孔祥熙信任的人。陈光甫来美后能够放手去做，就国内因素来说，“此一年中庸之对陈光甫兄事事合作，处处尊重光甫意见，实为借款购货所以能有好许成绩之一大原因。盖庸之与光甫为三十年老友，性格虽不同，而私交甚笃。一年来光甫在美所办各事业，所以能放手做去无内顾之忧者，多因庸之绝对合作。”因此，胡适认为，“此后如此邦能继续有所援助，其最大原因在于陈光甫之做到弊绝风清，为国家省钱，为民族抬高信用。”同时也需要国内政府“诸公”能够信任支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传来了傅斯年批孔的消息。胡适认为不要在这个时候这样批孔。1938年12月3日，也就是生病的前一晚，胡适给翁文灏一电，电中说到此事，请他向傅转告。不过这个时候胡适认为不要批孔还有一层原因，即判断谁担任行政院长更能执行蒋介石的指示。胡适认为“蒋的主张可以抓住孔，而不能抓住汪”。对此傅根本没加理睬，而是于1939年8月31日给胡适寄来了当时所批孔祥熙的文章，请胡适代为保存并提出意见。胡适接到信和文后，于10月8日回信。胡适首先表示了对傅批文章的欣赏，这说明胡对傅批孔的观点是根本赞同的。胡适不仅说他对这些文章“代为保存”，而且表示“如有源源而来，此间当另辟石室，作储藏档案之用”。中间说明去年生病前发给翁的电，“即是对你的打倒孔家店妙文而发”，“我写此电，踌躇半夜，最后不忍不发，实是在外一年，深有所见，深有所悟，故忍痛为诸兄发此议”；“今夜翻阅此电颇自信此中见解真是阅历有得之言”。并且表示生怕翁和傅不能完全了解他的真意。这段话说明，胡不同意傅批孔，态度是慎重的，是根据外交实际所作出的思考，也就是并不是真要保孔，而是深怕他们批掉了孔祥熙，换了行政院长导致陈光甫也将换走，或对陈光甫进行掣肘。胡适觉得为了争取美援，为了显示中国在国际上的好形象，确实需要陈光甫这样能够配合他的人，能够获得美国人信任的人，能够弊绝风清的人，能够为国操心的人，能够实在干事的人。

　　由于傅斯年的批孔执着，随后国民政府果然用蒋介石替代了孔担任行政院长，并准备用宋子文出长财政部。胡适对陈光甫的“担心”直接变成了现实，他要为留住陈作最后的努力，胡适写信给陈布雷，在对陈光甫来之后所取得的成就作了一番评述后，为留住陈光甫直接提出如下要求，并请陈布雷将这些报告蒋介石，请求最高领导给予支持。胡适认为如让宋子文出长财部，则“虑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光甫合作”；“虑报纸所传贸易委员会改由宋子良代光甫之说如属实，则光甫所办事业，恐不能如向来之顺利”；“子文今年夏间，曾向美财部重提棉麦借款，美财部疑为有意另起炉灶，印象颇不佳”。——这也为宋子文随后不久来美取代陈光甫胡适与之合作不来打下了伏笔。胡适建议蒋介石，“倘能由介公切嘱庸之屏除手下之贪佞小人，而令其仍任财部，实与光甫在美借款购货为最有益。否则，无论何人长财部与贸易部，必须由介公切实叮嘱，令其与光甫诚意合作，力戒其邀功生事，贻讥国外而妨害事机。”

　　而孔祥熙似乎也在通过陈光甫作最后的“挣扎”，“参政会开会在即，更恐引起质问”。当第二次战时借款（指锡借款）即将签订合约时，由于李国钦的误报，孔祥熙突然给陈、胡二人来电，要求仿同样借款的芬兰取消用锡抵押，并批评二人没有努力为国争取优惠待遇。胡适查清了原委后，和陈光甫回电作了强硬的解释。随后果真陈光甫被抽调回国，理由是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外贸易，决定成立贸易部，想请陈出任贸易部部长。胡适一方面对陈光甫调回国充满了留恋与无奈，对之后的借款事充满了忧虑，但通过孔此一事件，胡适对孔祥熙的“行政能力”似乎也充满了失望。

　　1940年8月14日，孔祥熙一事早已尘埃落定，因中央研究院长选举一事惹起的风波也平静了，蒋本要换回胡适的想法也取消，傅斯年此时给胡适发了一封长信，信中对研究院院长选举过程作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对胡适如何提高工作效率提出了意见，最后傅斯年说了他之所以不听蒋的劝告也不听胡的意见批孔的原因，“先生去年来信，以为我怪先生前年劝我不攻孔之电，我决不曾怪此电，然先生此信中意则不能不以为奇也。先是咏霓以电转来，切思以详情奉告，以为事在进行，不便与‘特任大官商榷，不妨事后再详陈其故，以请不奉令之罪……当时接先生劝阻之电，尊意全为介公着想，我亦有同感，深佩深佩。”“然而先生一电，乃从大体论，故虽不能从，却深佩也，至于去年之信，则实出人意料之外，盖竟真以为孔有好处，此当以先生在外久，未知其近事，而忘其昔事耳。然政治家似不宜不balanced（加以平衡）。思之再四，始恍然，先生盖受陈光甫之影响也。先生易受常见之影响，此亦一例。然国家大事，似应全观其概，不便（意？）君子可欺至此。且信中又作一孔宋比较论，此乃可怪。孔之自解也，以为我辈受宋之运动，后且谓受汪逆之运动。故谓孔宋之争者多有之，不意先生亦有此言，此岂亦陈光甫之供献耶？我与宋未谋一面，未通一信，未致一意。宋子文、王儒堂辈，乃先生当年所称赞，我卑视此等人久矣。且国家大事，何必非亲不可也。故我心中惶惑，在此信不在彼电，其实我亦知先生此信是受谁影响，惟国家大事，似当从其大者言也。”傅信最后说了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教学招生情况。傅大炮的性格与文风极其鲜明，说得既酣畅淋漓又掷地有声。对胡适对他批孔的意见，傅斯年也不为师者讳，含糊而过，而是直截了当地给予了剖析。

　　这里稍加分析一下两人的批与护。胡适之护，也不是为私，而是为了陈光甫能得到支持信任，为了使美国援助中国抗战进行得顺利，其最终目的指向也是为了抗战；傅批孔，自然也不是为私，也不是像信中所说，即有“集团之争”，而是实在因为孔祥熙无论政治主张政治行为个人品性实在不堪。也就是说，两人虽然在此问题上观点不一致，但基本点却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抗战，但假如站在更高层次来看待这次批与保，则我们不能不说，傅的批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大局上来看，更具根本性，一个中枢决之人，一个行政最高首长，在整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如此不堪，则不能不说可能危及整个抗战前途，危及整个中华民族利益，胡适因对陈光甫的留则产生的对孔的护，则应有偏于一隅之憾。但傅文中也有偏颇之处，即傅好像因对孔的憎恶对陈也形成心理定势，他说胡适因不了解国内情形而误听陈的话，则他自己不在国外又如何知晓陈的表现呢？

　　胡适读了此信，研究院院长选举一事会让他恍悟，中间所说敌友对之议论会让他警醒，而此段肯定会让他冒出一脸大汗，“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国家大事，何必非亲不可也”，“国家大事，似当从其大者言”之类的话，直戳心窝，胡适这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教父一定会发出一声会心的苦笑。

　　面对傅斯年的不留情面，胡适没有记恨，相反甚至更加推崇傅斯年，并对傅促他来美、使美，在关键时刻总是给予他支持帮助充满了感激。傅斯年也仍一如既往支持老师。抗战胜利结束后，傅斯年极力推荐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在胡适一时回不来情况下，他暂时代理，并严处北大抗战时期失节之人，要为老师扫清“障碍”，此其一证也。

　　（选自《悦读MOOK·第29卷》/褚钰泉 编/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10月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