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爱读什么书

　　毛泽东主席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毛主席晚年爱读什么书、最爱读什么书，晚年到底读了些什么书，为什么要读这些书、是怎样读这些书的，这是广大读者都很关注、都想了解的。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想从胡耀邦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与我的几次谈话说起。

　　胡耀邦同志爱散步，当年他每天沿着中南海边一般要走一万步。1984—1986年期间，因中南海部分区域开放参观，他散步就改在毛主席丰泽园故居院内。丰泽园故居是典型的旧式四合院建筑，位于中海和南海之间。当时，我在丰泽园故居整理登记毛主席的图书资料。为了防潮防湿，白天我们经常开门开窗通风。耀邦同志散步的时候，看见丰泽园故居内存书的屋子大门常开着，就常进去看书，并与我们亲切交谈。我记得，耀邦同志第一次与我交谈时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回答说：“我是给晚年的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耀邦同志说：“噢！你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那我问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这是耀邦同志与我交谈时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说：“说真话，毛主席晚年没有看过《金瓶梅》。我们是从1966年5月开始为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毛主席每天看什么书我们都有登记，直到他老人家逝世。这10多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没有向我们要过《金瓶梅》，我们也没有发现他老人家看过《金瓶梅》，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毛主席生前看过《金瓶梅》。”接着，我向耀邦同志汇报了毛主席先后三次对《金瓶梅》的评论。

　　第一次是在1956年2月19日、20日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听取国家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领导同志汇报时，一上来就问当时参加汇报会的万里同志是什么地方人。万里回答是山东人。毛主席接着又问：“你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万里说没有看过。毛主席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这是毛主席第一次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也是毛主席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评论《金瓶梅》。

　　第二次是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说到《金瓶梅》。毛主席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是不尊重女性的，《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这是毛主席第二次在众人面前对《金瓶梅》进行评论。

　　第三次是1962年8月11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金瓶梅》。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这是毛主席第三次评论《金瓶梅》。

　　我对耀邦同志说：“从这三次对《金瓶梅》的评论，足以说明毛主席在1956年2月之前就看过《金瓶梅》。毛主席到底是什么时候读《金瓶梅》的，我没有考证过。”

　　听了我的汇报，耀邦同志点头称赞。

　　接着，耀邦同志又很严肃地向我提出第二个问题。他说：“那你告诉我，毛主席最爱读什么书？”耀邦同志的提问，一下把我难住了。我说：“耀邦同志，你提的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耀邦同志皱了眉头说：“怎么很难回答！你是老人家的图书管理员，老人家最爱读什么书，你还不知道？”我说：“耀邦同志，不是这个意思。毛主席几十年，读书千万种。从青少年时代，到战争岁月，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老人家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一生中，他最爱读什么书，我真的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把他表达出来。如果您把题目变得小一些，如在某一段时间内，他老人家最爱读什么书？读了些什么书？我就好回答了。比如，您要问我，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最爱读什么书？我就可以有把握地告诉您，毛主席最爱读哲学方面的书。”说到毛主席在延安时期读书的事，耀邦同志谈话的兴趣更浓了。他说：“在延安的时候，我到主席住地去过几次，每次去看到主席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文章。他老人家习惯夜晚办公看书，常常看书看到天明。”说到这里，耀邦同志还非常高兴地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早晨，太阳刚从东方升起，他爬山回来，路过毛主席的窑洞前，看到主席坐在窑洞门前看书。他就走到跟前说：“主席，您今天早上起得这么早啊！”毛主席抬头一看，笑笑说：“我还没睡呢！”听完了这段故事，我就问耀邦同志：“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他办公室到底有多少书啊？”耀邦同志指了指菊香书屋主席饭桌旁的书架说：“像这样大小的书架，至少有5个，上面全放的是书。”说完，耀邦同志站起身来，往卧室走，走进卧室一看到处都放着书，尤其是看到睡觉的床上一大半地方全放着书，有的是打开放的，有的一种书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叠放在一起。看到这些后他饱含深情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谁也没有你老人家看书看得多啊！”我听说耀邦同志也是很爱读书的，他常常晚上工作忙完了之后，还要读一二个小时的书才休息。所以，我就接着说：“耀邦同志，听说您读书读得也很多啊！”耀邦同志说：“我不能与他老人家比，我读的书最多是他老人家的五分之一。”

　　《红楼梦辨》圈批最多

　　从1966年至1973年，8年中毛泽东主席每年都看过《红楼梦》。毛泽东逝世后，我们在整理翻阅他故居里的全部图书包括在丰泽园住地和后来的游泳池住地的图书，从中看到，有线装木刻本《红楼梦》，也有线装影印本、石刻本《红楼梦》，还有各种平装本《红楼梦》。笔者曾做过一次统计，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不同版本的线装本《红楼梦》一共有20种之多。这20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毛泽东生前有没有一一读过，我们还不能肯定。但这些书，每次都是他自己提出要看，让我们去借或购买来的。endprint

　　这些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差不多都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会客厅里。游泳池住地卧室里还摆放两种，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8册）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1—32册）本。这两种，他都有圈画。

　　毛泽东很爱读《红楼梦》。可是，我们保存的毛泽东生前阅读批注过的上千册图书中，批注的《红楼梦》我们没有见到过。是毛泽东读《红楼梦》没有写批注呢？还是写了批注的流失在外呢？现在还难下断语。

　　在毛泽东阅读批注的图书中，至少还有三种研究《红楼梦》的著作。这三种著作是：《红楼梦辨》，俞平伯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红楼梦新证》，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论〈红楼梦〉》，何其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这三种研究《红楼梦》的著作，毛泽东圈画和批注都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后来，笔者在整理图书工作中，有意识数了一下，他在这本书上画的问号一共有50多个。这部书原是平装本，比较厚，他看起来很不方便。身边的同志根据他的要求和以往的做法，就将这一大厚本改装成四小本，封面都用牛皮纸包起来。

　　毛泽东读得最多、批画最多的是重新改装本第二册。这一册的封面上，毛泽东的批注文字是：“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第六节标题是“作者的态度”，就在这一节的第5页上，作者俞平伯写了这样一句话：“《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雪芹为人是很孤傲自负的，看他的一生历史和书中宝玉的性格，便可知道；并且还穷愁潦倒了一生。”毛泽东在“是感叹自己身世的”8个字旁边粗粗地画了一个竖道，在竖道旁边还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怕老婆》的笑话让主席笑出声来

　　毛泽东爱读笑话书，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爱读笑话书，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在给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工作中，我们知道，他老人家曾有一段时间对笑话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1974年这一年里，他老人家读书读得最多的就是笑话书了。毛泽东第一次要我为他找笑话书是1974年1月1日。上午11时30分，我正准备去饭堂吃午饭，忽然，毛泽东让秘书张玉凤给我打来电话。张玉凤说，主席要看《太平广记》和笑话方面的书，并且要线装大字本的，要马上找出送来。

　　新版的《太平广记》，毛主席书库存有一部。因不是线装大字本，我要去北京图书馆去借。当时，北京图书馆就在中南海北门外，从中南海办公厅步行到北京图书馆，要不了5分钟。所以，我很快从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借来一部明代许自昌刊本《太平广记》，共10函100册。

　　毛主席书库中有没有笑话书，有哪些笑话书，一时我心中很不清楚。把《太平广记》送给毛泽东后，我就钻到毛主席书库里，还采用老办法，首先翻开《线装图书总目》。当时毛主席书库存放的线装图书，为了查找、使用的方便，我们按经、史、子、集四大类和若干小类分别登记做成目录，打印后分为3份，每份装成3册。游泳池主席处放一份，毛主席书库放一份。还算不错，就在《总目》第一册上很快就看到了一些笑话书的目录。我将从毛主席书库找出的《笑府》、《笑典》等4种9册笑话书即刻送到毛主席住处。他老人家看后第二天就告诉我们：“不理想，再找一找。”

　　有了第一次的实践，第二次我也就变得有点聪明起来了。同时，“再找一找”，也没再强调要找大字线装本，所以，1月2日这一天，我首先跑到北京图书馆，又到中央办公厅图书馆和毛主席自己的存书中，线装、平装的笑话书一下子又找出许多，数一数一共是14种21册。1月2日送给毛主席的笑话书以及从中选出印大字本的《新笑林一千种》和《历代笑话选》等，他老人家不久全都看完了。这一次，虽然没说“不理想”，但是，2月23日他老人家又发出指示：“继续找笑话书。”

　　先后合计找出25种49册笑话书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从中选出《时代笑话五百首》、《笑话三千篇》、《哈哈笑》3种，要我们重新排印大字线装本。本以为毛泽东看笑话书到此该差不多了。可是，事情并非我想像的那样。6月4日晚饭后，主席在看完新印的《笑话三千篇》等一批笑话书之后又说：“新印的《笑话三千篇》也不理想。请再找一找有关笑话方面的书。”

　　又是一个“不理想”，还要“再找一找”，这又是我没有想到的。北京还有哪些图书馆会存有笑话书呢？我们经过认真的分析，拟定了“全面出击”的计划。所谓“全面出击”，就是与北京市的各大图书馆都联系，又找出了一大批笑话书。这20种55册分别从有关图书馆借来后，6月14日下午，我们都很快送给了毛泽东。一个星期后，即在6月21日晚上，他老人家翻看完这批笑话书之后告诉我们：“最近所借的笑话书，没有多少新鲜的，就不用重印了。”

　　京城大小图书馆我们都跑遍了，能找的笑话书差不多也都找出来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将一般不出借的馆藏善本也都拿出来了。可是毛泽东认为“没有多少新鲜的”。根据毛泽东“再找一找”的指示，除在北京地区我们再进一步查找外，毛泽东又要我们把目光和希望投向上海和杭州。从1974年6月下旬以后，我们开始“兵分两路”继续为毛泽东查找笑话书。

　　如果从1974年1月1日我为毛泽东第一次找笑话书算起，到9月19日，在北京地区前后查借笑话书已逾百种。翻看毛泽东的借书登记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74年1月1日至6月30日，这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外借图书除极少数其他图书外，绝大部分都是笑话书。6月30日以后，外借笑话书逐渐减少，但断断续续还有，时间一直延续到1975年2月初。

　　《笑话新谈》是毛泽东晚年读过的最后一部重新排印的大字线装本笑话书。张玉凤同志后来告诉我，当时主席收到书后，一边翻看，一边问她上海查找的情况。还没等她全部说完，他老人家就被书上的笑话吸引住了，边看脸上边渐渐露出笑容直至笑出声来。张玉凤说：“这一次外出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主席这样高兴。”她走近主席身边，看到主席刚才看的是《怕老婆》这则笑话：

　　有甲乙二人，素号惧内。偏背妻子面好大言。一日甲乙二人，均会宴于某处。甲曰：余回家时，老婆多跪：侍奉起居甚谨。稍一触我怒，则拳足交加，妻无怨言。乙曰：君不过如此。我之夫纲，较君尤严。众问故。曰：非但奉我惟谨惟慎。我外出时，曾代我养三四子也（盖其妻有外遇，乙不敢言故也）。众称是，酒阑各归。一日甲约乙饮于其室，至久不见酒肴出。乙诧异问故，忽见甲妻手举棍叱之曰：米珠薪桂作甚乐，还不与我跪下。甲不觉而膝屈矣。正吵闹间，忽外来一妇，势甚汹汹，劈面与乙两个耳光，扭乙耳曰：还不与老娘滚回去。把老娘马桶倒倒。倘再在此鬼混，老娘一定把你这个乌龟打死呢。

　　（选自《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徐中远 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