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觅一只大闸蟹，其难度系数并不比觅一尾天使面孔民工价格的野鸡更难。北海公园北门有个阳澄湖大闸蟹专卖店，每枚数百元，蟹壳上还盖着印戳，让人想起公猪后庭的检疫章，我叼着手指若有所思地望了望，默然走开。
终于在中关村某大学的后门，望见了大闸蟹，肥硕而便宜。我在那一刹望见了江南。
我提着一袋蟹走在深秋的斜阳里，我和它们都是异乡的走鬼，它们旺盛的体毛让我想起南方蓊郁的森林。正恍惚间，锅里的水已经煮沸，它们已经酡红，有的动物一个月红一次，它们却是一生只红一次。
中国的士子，似乎历来对螃蟹格外钟爱。饿痨鬼李渔说：“予于饮食之美，无一物不能言之，且无一物不穷其想像，竭其幽渺而言之，独于蟹螯一物，终其身皆不能忘之……至其可嗜可甘与不可忘之故，则绝口不能形容。”我的广西同乡、著名作家白先勇与早逝的断袖男友昔年在美国的山谷过神仙日子，便喜欢煮那螃蟹来吃，他的男友是饕餮老手，一见蟹壳转红，随即探手从沸锅里抄出，两人遂捧着螃蟹坐在小凳上，举案齐眉起来。
物以稀为贵，蟹以母为贵。深秋的蟹，从来都是母仪天下。一只母蟹，顶得上两只公蟹的价钱，谁说女子不如男。若干年前的秋天，京城的人民忽然流行起吃螃蟹，而且要三公一母，也就是传说中的4P，可见肥蟹常有，而母蟹不常有。
相蟹如相千里马，据说辨别雌雄的秘诀是这样的：你如果视力正常，则观其肚脐，圆脐为母尖脐为公；倘若阁下为失明人士，则须祭出摸骨大法——腿部毛茸茸的是公蟹，滑溜如女人大腿的则为母蟹。这与我们对人类的认知是一致的。
辨清公母之后，便须辨商标了。按阴阳两界来分，活蟹自然要认阳澄湖的牌子，而死蟹则须认百年老店。梁实秋在早年的餐饮博客中写道：“在北平吃螃蟹唯一好去处是前门外内市正阳楼。他家的蟹特大而肥，从天津运到北平的大批蟹，到车站开包，正阳楼先下手挑捡其中最肥大者，比普通摆在市场或担贩手中者可以大一倍有余，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获得这一特权的。”正阳楼我未去过，不过其掌柜抢螃蟹的神色却可想像，大致说来，应该和劣绅强抢民女的成就感相仿。
我们家的幼齿，吃完了螃蟹就写博客，还唤我写同题作文。我是这么写的：
“为什么每次吸着蟹的骨髓，总会黯然销魂。”
“无解。我只知道，每逢周末，我就要手刃四只大闸蟹，为我的乡愁殉葬。”
“蟹，你就像我的孩子。塞北的寒流已经入侵，你忧郁地在水面浮游。你不冷么。不如呆在我温暖的胃里边罢。”
这固然是比较抑郁的笔调。著名美食家沈宏非对蟹的态度，要比我欢快得多。话说有一次在宴席间，有个姑娘说，她吃不下整只大闸蟹，只能吃些蟹螯，蟹身可转飨沈老师，此时沈胖子流着涎水转过头，脉脉地说：吃蟹要趁热，不如你现在就将身子给了我罢。
（选自《丢下宝钏走西凉》/刘原 著/新星出版社/2011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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