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友家英

　　爱书人习相近癖相投，遂为书友，有几位已先我而去，黎澍、唐弢、陈翰伯、田家英。思念之余，不免有寂寞之感。

　　五十年代初，在人民出版社工作，认识了田家英。他在编《毛泽东选集》，官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我们称之为“毛办”。

　　初见田家英，只觉得书生模样，看不出是延安的老干部，毫无官气。还不到三十岁，像个大学毕业生。我说的是四十年代的大学生，某些思想进步的大学生，富有热情，但无浮躁骄矜之气，温文儒雅，谦恭可亲。当然这只是表面印象。有所接触，才逐渐了解家英的才干和为人，虽然他只读过几年中学，但是在长期的革命锻炼中，却成长为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干部，“三八”式干部。

　　我们除工作来往，更多的接触是因为彼此都爱书，或者说都有爱看杂书的癖好。

　　他的杂有个范围，不外乎清末民国以来的文史著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史料。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在延安已经出版了两本有关民国史事的书。是延安有数的“秀才”、“笔杆子”。

　　我是什么也谈不上的杂，东翻西看，漫无边际，不问有用没有，“拾到篮里便是菜”。

　　他在中南海有间大办公室，除了一角放办公桌和沙发，几乎大部分地方摆满了书架。我每回去，谈完公事，他都要领我参观藏书，尤其是新搜求到的书。他有跑旧书店的习惯，常去琉璃厂。出差到上海，必去四马路上海书店，收获甚丰，我看看也过瘾。

　　家英读书没有框框，不先分什么香花毒草，不以人废言，这大概跟他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有关，受老人家的影响。有人说毛主席当然读书无禁区，凡人又当别论。我不相信此种高论。我向来认为天下只有读不尽的书，而没有不可读之书。好书坏书读了才知道，信不信是另一码事，不可混淆。同一本书，见仁见智随你的便，书品跟人品没有必然联系。但也有嗜臭者，比如有人只对“此处删去××字”有兴趣，有人却看了作呕。不必担心，自有公论。一本书读了，再听听看看议论更好，七嘴八舌，早晚会水落石出，更上层楼。这也是东翻西看的好处之一。这比封闭起来，只有一家之言好，提倡百家争鸣是自信心的显示。

　　《海瑞罢官》有人认为“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家英读了却说看不出有什么大阴谋。孰是孰非，只有自己读它一遍，才能知道谁胡说八道。家英在这方面一点不含糊，不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我爱读杂文、散文、笔记，注意到家英收藏周作人、聂绀弩的集子相当齐全，跟我有的相差无几。他说绀弩杂文写得好。

　　那时周作人的书旧书店有，但内部发行。家英对我说：“你缺少什么，我替你找。”内部售书要凭级别，分几个档次，家英常替毛主席找书，不受限制。我忝为中央一级出版社副总编辑，也还是低档次，有些书连看看的资格都没有。

　　有时他来出版社，也到我的办公室看书。有一些港台书他未见过，如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叶誉虎的《遐庵清秘录》、《遐庵谈艺录》、托派出版物《文艺世纪》杂志等，都借去看。

　　有一部陈凡编的《艺林丛录》，是《大公报?艺林》副刊文章汇编，他很感兴趣，借去看了一两年，几经催索才还来。他在我的藏书印之上加盖了“家英曾阅”、“家英曾读”印记，这在我，还是头一回碰到。

　　这部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橱里，每看到它，心里十分懊悔，家英爱看这部书，为什么不送给他，我太小气。

　　我们常常议论看过的书、知道的书，读书又谈人，谈文林轶事、古今文网、笔墨官司等等，直言无忌，毫无顾虑。他只大我一岁，生于一九二二，我一九二三。入党也只早我一年，他一九三八，我一九三九。我们是同时代人，有共同语言。他知识面广，有见解，我远不及他。有时看法不尽一致，并没有因为他官大，得听他的。不是有句名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真理不一定都在官手里。

　　在家英面前，精神上是平等的。与他相处，有安全感，不用担心有朝一日他会揭发我思想落后。有的人就得防着点，我就碰到这么一位，借我的胡风著作，说要看看，到清算胡风，却说我看了那么多胡风著作，不可能不受影响。我说，读书看报，映入大脑就是影响，难道也有罪过，也得洗脑？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总是跟读书人过不去，总要在这方面做文章。秦焚书坑儒，明清株连九族，到大革文化命，谁家有几本书会坐卧不宁，甚至可能遭殃。书成了万恶之源，成了祸根，难道教训还不够？

　　家英不仅买旧书，还醉心搜集有清一代学者的手札、日记、稿本，兴致勃勃地拿出来给我看，并且详作介绍。近人如黄侃、苏曼殊、柳亚子、鲁迅、郁达夫的墨迹，也有收藏。他买到过一本账簿，上面贴满函牍，写信人和收信人都有来头，他一一考证，如数家珍讲给我听。他说解放初期在旧书店乃至冷摊，不难觅得此类故纸，花不了多少钱就可到手。他买回来装裱成册，汇编成书，其乐无穷。

　　他还买了不少清人墨迹，扇面、条幅、楹联，有心收齐戊戌六君子的墨迹，已经有了若干件。他指着壁上邓石如行书“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五言联告诉我，这副对联曾在毛主席那里挂了一些日子。

　　在实行低工资年代，家英以有限的工资和稿费收购清儒墨迹，不遗余力，不仅装裱，还要外加布套布函。他乐呵呵地告诉我：“我儿子说爸爸的钱都买了大字报。董边（夫人）也说我把布票都花了。”

　　家英在十几年中收集的藏品约五百家一千五百件。一九八九年北京出版的《书法丛刊》以专号介绍“小莽苍苍斋”藏品，可见一斑。家英说，所有这些将来都要归公，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早就盯上了，说都要收去。我想，家英早已有此打算。

　　一九六二年，我想办一个大型文摘刊物。家英看到我试编的《新华文萃》样本，要了一本。我说上面没有批准出版。他说：“我带回去放在主席桌上，他也许有兴趣翻翻。”这桩事，我一直提心吊胆，怕批评我绕过了中宣部，家英好像不在意。我想他是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的，否则他不会送给毛主席看。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版《新华文摘》，我的这一愿望才实现，而家英弃世已经十四年，我不能送这本刊物给他了。

　　最后一次见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那时丧钟已响，山雨欲来，黑云压城。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唱片门市部，遇到家英和逄先知秘书。我是去抢购“四旧”粤剧《关汉卿》、评弹开篇等唱片。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家英面对“四人帮”的迫害，用自己的手结束了生命，终年四十四岁。

　　后来读了逄先知送我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方了解家英何以自尽。他在整理毛泽东的讲话时，删去了有关《海瑞罢官》的一段话，关锋告密于“四人帮”，受到王力、戚本禹的迫害，乃不惜以死抗争。

　　由此我回忆起大约一九六四年或一九六五年去家英处，闲谈中扯到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家英很生气告诉我，在他手下工作的戚本禹，把一封群众来信擅自转给了地方有关组织，会使写信人遭受打击报复，违反了有关的规定。家英把此事交给党小组，用他的话，“要帮助戚本禹认识错误”。他怎么会想到，就是这个小爬虫后来充当“四人帮”的杀手，把他逼上死路。家英心里明白，早晚有一天要搬出中南海，他非常了解毛泽东。令人悲哀的是，家英不是活着走出中南海！

　　我写这篇小文，除了怀念家英，同时想回答一个问题，广州《书刊报》“书写人生”征文启事说：“漫漫人生路，书可能是你的精神食粮，希望爱书的朋友写下最深刻的一点体会。”

　　我想了一下，我的体会是什么呢？能不能说，读书也是做人的权利：认识世界之权，调查研究之权，知己知彼之权，无圣人凡人之分。

　　家英身居高位，我不羡慕，却羡慕他买书方便，读书自由。一九六四年，我奉命组织班子编《蒋介石全集》，在这方面曾经有过一点小小的方便。现在卸磨养老，买不起书，海外书友偶有寄赠，有一部分被邮检没收了，大概怕我沾染毒菌或者营养过剩，有碍健康吧。如果家英还在，知道了会怎么想？

　　家英说自己“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毕生追求光明，竟为黑暗所吞噬。有人说家英书生气太重。在我看来，书生气比乡愿，比八面玲珑可贵。

　　忘不了愈之先生

　　知道胡愈之先生名字，我还是个小学生。

　　一九三七年初春，我在镇江五三图书馆借到一本创刊号《月报》。图书馆有位诗人完常白先生，对我很照顾，允许我把这本新到的杂志借回家看三天。

　　《月报》是本综合性文摘刊物，每期厚达二百五十页，打开目录，就放不下手。在一本杂志里，会有这么多篇文章，有一百多个题目，各门各类都有，分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文艺五大栏。

　　创刊号政治栏有金仲华、胡适、钱俊瑞、顾颉刚的《一九三七年的展望》，杨杰的《现代的战争论》，长江的《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蒋方震的《西安事变目击谈》，冯玉祥、马占山访问记，《西班牙的战争与和平》，《苏联的新政》等文。经济栏有《一九三七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展望》，《一年来的走私与缉私》（当时日本在华北大规模走私），《中国财政的新阶段》等文。社会栏有《苏联的工人》，《日本国民性之考察》，《广州的“盲妹”》，有关英王爱德华与辛博生夫人婚案、赛金花之一生的评述。学术栏有《什么是现代化》，《一年来的科学进步》，《新史学》，《月球漫游记》等文。文艺栏最丰富，有芦焚、蒋牧良、端木蕻良的小说，朱自清的游记，夏衍的剧本，景宋、许寿裳的回忆鲁迅，以及郭沫若、周作人、朱光潜的近作，还有译文。

　　各栏每月都有一篇“情报”专稿，涉及国际国内，十分详尽，用现在的说法，信息总汇，从“情报”的编写可以看出编者着实下了很大工夫。

　　在“参考资料”一栏，创刊号收有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的《出版法》和《苏联宪法》。从前者可以看出国民党当局对新闻出版之种种钳制，《出版法》共五十五条，限制和处分占了三十六条，对比《苏联宪法》所揭橥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之自由”，发人思考。那时对“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上大清洗的真实情况，无从知道。今天回顾历史，才懂得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民主，缺一不可。

　　插说一件事。铲除“四人帮”后，中宣部曾经抓了一下起草《出版法》。在讨论出版局起草的《出版法》的会上，周扬副部长曾经讲了这样的意见：我们的《出版法》，首先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其次才是限制。这话有道理。

　　《月报》还有“漫画一月”一栏，每期都有几十幅中外讽刺漫画作品。《月报》“最后一页”，有“读报札记”、“说说笑笑”、“游戏征答”，更增添了我这个小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创刊号“卷首语”中，编者申明：“创办这么一个综合刊物：把国内外的一切意见、主张、创作、感想、新闻、报道、图画、歌曲、地图、统计表等等，都经过一番选择剪裁，搜集在一本册子里。”可以说《月报》做到了这一点。

　　《月报》由开明书店出版，社长为夏丏尊，列名编辑的有胡愈之、孙怀仁、胡仲持、邵宗汉、叶圣陶。实际上《月报》的设计和主编者，是胡愈之先生。

　　昨天，我特地从资料室借来《月报》合订本，翻看了一遍，重温阅读这本刊物的种种感受，当年阅读《月报》，其心情犹如小孩子走进了糖果点心店。尽管有的我看得懂，有的似懂非懂，有的压根儿不懂，却看得津津有味，看得废寝忘食。感谢这本刊物把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引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大大拓展了我的思想领域和知识领域，从此体会到文摘杂志的好处。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那时正是民族危机深重、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迫在眉睫，《月报》以大量篇幅刊载有关文章，使国人认识到团结御侮、奋起抗战是唯一的出路。创刊号登了一首施谊（孙师毅）创作的新歌《上起刺刀来》，高唱：“上起刺刀来，弟兄们散开！这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挂免战牌！”激动了我幼小的心灵。以后几期又刊登了电影《十字街头》插曲、《保卫马德里》等歌曲。到《月报》最后一期，刊登的歌曲似乎就是《保卫卢沟桥》。我和同学们都爱唱这些歌曲。

　　我就是在《月报》的感召之下，迎接神圣抗战的揭幕，迎接大时代的到来（当时流行的用语）。这年冬天我奔武汉，走重庆，投入抗战的洪流。

　　不要小看一份杂志一本书，有时能够影响人的一生，韬奋先生、愈之先生主编的刊物就是。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武汉、桂林，很想一见我所仰慕的《月报》创办者主编者胡愈之先生，没有机会。后来愈之先生去了南洋，相距更远。其间海外东坡，曾一度讹传先生遇难，我很伤心。

　　没有想到，一九四九年八月我从上海调来北京，十月间就见到了愈之先生，而且天天可以见到，得能亲聆教诲。那时，愈之先生出任出版总署署长，副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也都是我敬仰的前辈，与出版社一个大门，我们就在他们的领导之下。

　　更没有想到，十月十八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出版工作会议代表，愈之先生拿着名单给主席介绍，我忝在其列，跟主席握手。

　　可以说都是意外的人生际遇，在那充满希望的年代！

　　胡署长除了处理公务，同时筹办《新华月报》，仍然是刊物的设计、主编者。《新华月报》创刊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诞生，聘请作家、学者组成编委会，参加编辑、资料工作的有王子野、臧克家、楼适夷、曹伯韩、傅彬然、翟健雄、李庶、周静、郑曼、金敏之、沈永……他们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缜密细致的作风，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可称之为“胡愈之式作风”。我负责刊物的出版工作，并且参与编排摄影画页和版式设计。早先胡愈之先生主编的《东方杂志》、韬奋先生主编的周刊，都有摄影画页，内容和编排都很出色，如今我可以模仿着编编。我在创刊号封面的左上角添了个国旗上的五星，有同志认为不严肃，后来经过研究，认为没有问题，总算通过，没有作废重印。可我出了一身汗，以为出了纰漏。

　　（选自《相约在书店》/范用 著 汪家明 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