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蘅

　　那一天全城如鸟兽散

　　林彪签署“一号令”,下达了“关于加强戒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红头文件一声令下,战备需要,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去。北京各机关学校一律要在国庆节前撤离京城,期限在1969年9月30日。

　　完全不知道这一去何时还能回来,反正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必须在少得可怜的几天内,七手八脚地将自己的行囊捆扎一气,丢下坛坛罐罐,(那时没有洗手液卫生巾卷纸)只带上铺盖脸盆毛巾衣服,然后运到火车站。

　　我们单位被安排在西直门火车站,这是开往西北方向的路线。后来才知原委,因为我们的军代表是65军的,张家口一带是他们驻扎地,全体职工此行的前往地叫沙城。

　　轮到我看行李的第二天就是9月30日。长长的铁轨两旁,堆满了同样长长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行李,我骑在铺盖卷上对着天空云彩发呆,等待装上西行的车皮。

　　从南京来信里我才得知,我的双亲也在同一时间撤离了南京。不过他们那儿不叫下干校,是冠以“大拉练”的名义。他们更像是二战中的大逃难,而且完全是徒步。一夜之间,这些曾经的老师们被匆匆赶出了自己的城市家园。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结婚一周年。

　　在十年九涝的牛蹄河村落户

　　颠颠簸簸地到了十年九涝的牛蹄河村,才知这村名儿真是名副其实。县城叫宝坻,位于河北省以东。自从1962年窦家庄来了个女知青侯隽,从此出了名。从宝坻改乘单位的卡车,一路坑洼不平,足有五十里地。一到夏天这里汪洋一片,负责回北京取工资的人,回村得高举着用雨衣包裹的钞票捆,活像董存瑞高举炸药包。

　　我们刚进村子,村里连电线杆都没架,家家户户全靠点煤油灯度日。一到晚上,整个村子黑糊糊一片,只能上炕做娃。

　　只有我们“五七”战士能做到“不食人间烟火”。到了干校第二站,大家照旧分性别分散住在各户腾出的空房里,一住就是一年。单位里有几个正坐月子的女职工,不等孩子断奶非要她们下来,我眼看她们的衣服前襟天天被充盈的奶水淌湿。

　　每天出工先要在“当街”上排队集合再开步走。道旁站着围观的村民、光屁股的小孩和光膀子的村妇。他们好奇这些城里来的干部哪来这么多套袖、假领子(70年代从上海流行起来的)和补丁衣裤。而我们更不能理解这些小媳妇们,怎么可以大摇大摆地颠两只大奶,这是什么风俗,让我们的男学员都不敢抬头。一天,一个小媳妇听说几个女学员都结了婚,就上前一把要扯开她们的衣襟,还念叨:“老娘儿们了,还怕啥?”吓得她们直躲闪。

　　只有我不会遭此袭击。我太像个未婚姑娘了,老乡们都爱唤我:“俊闺女”。

　　俺们不信这样俊的闺女是反革命!

　　干校迁到牛蹄河村不久,对我的审查真的升级了。1970年,全国掀起名为“一打三反”的运动新高潮。动员不几天,大字报糊满牛蹄河村当街的院墙上。人们像中了邪似的,抢先揭发所谓触目惊心的却难辨真伪的罪行材料,用词极端且上纲上线,一时间成了一股歪风,弄得人人如惊弓之鸟。斗大醒目的标语上倒写着我的名字,名字上画了大红叉。

　　我这才知道舅舅杨宪益舅母戴乃迭两年前就已入狱,专案组去监狱找过他们。我成了化成美女的“蛇”,天天要我对着毛选交代罪行。当时我所在的小班有漫画家米谷,他很同情我,每次开完批判会后,他总是暗自叹气。他不能表示什么态度,他自己也在被管制当中。后来单位北上离开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这位面容亲切的老人,听说他早去世了。

　　一天我被叫去审问,说根据我的问题发展,也为了更好挽救我,从今天起成立我的专案组。随后,我搬到村边的一家小院里,一条炕上,我睡当中,两个女组员一边夹一个。

　　被隔离起来的我,是不能自己去伙房打饭的,得和专案组的人一起吃。我更不可能去帮厨,我想也许他们怕我给锅里下毒。

　　这时收到了师兄张奎斌从丈夫那边写来的一封信。信很短,意思是说我丈夫也受到了审查,他很委屈,常哭。他要我千万相信我的丈夫不会是反革命。随信还寄来丈夫傅给我买的军用磨压鞋,鞋里盛满了剥掉壳的核桃,可惜都染上了胶皮怪味。

　　年末,全连组织去参观大寨。据专案组头头说,本来我没有资格去的,但考虑到此行有利于我交代问题,经过研究才允许我也参加。我们是被两辆卡车拉到山西的,我站了一路,吐了一路,被寒风吹了一路。山西境内山道坡陡,大家真是辛苦万端。全国各地的人们,像朝圣般地涌进昔阳县城里。倒是亲眼看到了头上扎着“白羊肚”的永贵大叔,他在新盖的大礼堂里接见大家并讲了话。我还吃了昔阳县的刀削面。但是一到晚上,仍不放松对我的“洗脑”。

　　只有牛蹄河村的房东大娘,和村里的大叔大哥们,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我是反革命。他们看人只看一条,谁干活真卖力,就是好人。一次,一个小青年忍不住问我:“小大姐你说实话,你真是‘5?16吗?”我说我真的不是。他说:“我们看你就不像,那你就不要瞎交代。”又一天,大娘拉着我的手边端详边慈爱地问:“这闺女咋这样俊啊?”“俺们不信这样俊的闺女是反革命!”她语气肯定地说。

　　但事与愿违。文化部宝坻干校校部为了鼓动士气,还是决定召开一次、由各连队联合批斗的现场会,就在牛蹄河村。活靶子便是我!

　　丁聪好大胆

　　早就听说漫画家丁聪,第一次见到他本人,却是在牛蹄河村外的窑场工地上。

　　我有幸在“文革”中,目睹到丁老的宁折不弯的性格,不能不是一种缘分。当时我单位暂归属文化部,各单位一律以连队编排,住在牛蹄河村的,还有摄影学会连队。校部为了便于集中管理,计划要在牛蹄河村外盖校部和营房,所以学员们除了干农活之外,还要常到这里运土拉砖烧窑。平日分散住在各村的人,便有了见面的机会。我在村头校医室见过穿着西式背带裤的吴祖光。在窑场工地,邂逅了丁聪。那一阵,我不知中了什么邪,非要赤脚干活儿,说是为有意锻炼自己。一天跑下来,脚板发烧,也结不了像农民那样的老茧,结果还感染了。

　　许多年后,北京文化老人们恢复经常聚会,我偶尔参加。几次丁聪伯伯一见到我,就笑呵呵提起当年我打赤脚的事。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反抗精神。那天我正装土,听到不远处传来恶声恶气的训斥声,被训斥的正是丁聪。显然那家伙在挑刺儿,可丁聪一点不服软。他表情倔强,顶了句什么,然后把铁锹往地上一撂,不干了!我直肝儿颤,从没见过被管制的人敢于如此顶撞,我可没有他勇敢,按那个年月的话讲,牛鬼蛇神岂不翻天了?

　　第二年春节前,文化部其他连队转到团泊洼继续劳动改造,丁聪自然也跟着去了。而我单位的归属问题有了结果,我们重返农业部。全体北上,去了一个陌生的果园———砬子山。

　　我是怎样洗成一次澡的

　　经过了天津站转车,我们很快踏上了辽宁平原。兴城位于锦西以南,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果树研究所设在城东。这一带地貌水土适宜果树生长,在城外五十里的砬子山下建立了大片果园。

　　1971年1月的一天,砬子山果树工人迎来第二批北京来的下放干部,统称“五七”战士。

　　山前已盖好四排像军营的平房,前三排男学员住,最后一排女学员住,也最靠山脚下。出了门向后走可以上山,向左拐是坡,一直通到果园。要是去井台,得往右行,下坡,有台阶,再左拐,走这一趟真不近。这里没有自来水,我们只能用肩挑。你想想腊月天的东北,又是山地,会有多冷!

　　小时候在南方就听人形容过,东北冷得能把人手上的皮粘掉的。真到了这种地方,你站在井台上摇辘轳,首先要小心别被冻成冰块的台面滑倒。假如你敢光着手试摸一下那木把儿或井绳的话,千万别疼得吱哇乱叫。

　　可是我们作女人的总得要洗洗涮涮啊!

　　我们开始轮流值日挑水,两人一组,轮一圈,再循环。水挑回来,倒满水缸。赶上大伙都要洗澡那天,水直接倒进灶台大锅里,留下的人负责添柴烧火。一趟才两桶水,哪够一屋人用的,所以往往要挑上好几趟。遇上风雪天,扁担下垂着两只五六十斤重的水桶,晃晃悠悠的,这滋味够受的!

　　至于洗澡的地儿,每人只能在炕上自己的铺位上摆只脸盆搽着洗。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我这个审查对象和大家的区别才与运动无关。

　　雪夜批斗会之后

　　又下了一场大雪,又一次召开了对我的批斗会。由于派来的军代表一边倒,支持单位另一派,我和原“红旗”的人,处境越来越艰难。杨惠民因为不改老脾气,总是顶撞,对他的审讯升级了,他被押去兴城。我在写交代材料的屋里,经常可以听见声嘶力竭的喝斥声,夹着拍桌子声响从对面屋传来。一个本来和我很要好的小青年,因受压不过,最终选择了乱咬人,而且被他咬的不止一人。我被他咬得最惨,他瞎编我把“5?16”队旗缝在被子里,而且还是学江姐。这样荒谬的谎话那军代表居然还信,一次他又拍桌子瞪眼叫道:“你的问题只要写半张纸就够了,你必须竹筒子倒豆子,否则,你休想恢复团籍!”

　　他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要知道这是我最热爱最在乎的政治生命啊!我什么也不顾了,冲出屋就趴在墙上大哭起来。

　　今天这场批斗会,是由一个曾是一派的排长来主持。他为赢得军代表信任,说话的调门儿都抬高了。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一个坐在前排的女同事小声嘀咕着:“你怎么不死,要我早去死了。”

　　刚到砬子山就听说,有个“5?16”分子在玉米地里畏罪自杀。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绝不会走这条路。但是几件事翻来覆去交待,还是一个样,我的“倔”把大家惹怒了。曾有一天我刚睡下,一个女职工把我写的检讨扔到我头上喝斥道:“怎么没有新东西,重写!”我坐起大声反驳着:“再写一百遍也一个样儿!”

　　批斗会最后,那排长总结说:“赵蘅,你现在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和你的丈夫划清界线。何去何从,你要三思!”

　　我又一次夺门而出,愤然离去。奇怪的是他们谁也没拦我,任我冲入这漫天大雪的夜幕中。我看不清路在哪儿,所有的路都被雪给埋上了。脚再一踩又立刻陷进雪坑里,一直没到膝盖上,拔都拔不出来。分不清哪是眼泪哪是雪花,反正都是冰凉的,却只有一个顽强的声音在支撑我:

　　“绝不!”

　　自由的天空在哪儿?

　　发现厕所才是最自由的地方,是在一次蹲坑时。我头顶天空,脚踩着用破木板条拼起来的台子,和每日每月一样。

　　墙犄角乱扔着一堆玉米秸,是女果树工用来代替手纸的。冷,但很清新。混杂的气味闻久了,好像也有点香。天天没完没了灌进你耳朵的训斥声,在此时完全消失了,让你感到一种难得的轻松,你可以胡想乱想。也许这就是自由!

　　在果园里偷着画

　　发现又一处自由地,是在一次看果时。也许干校真是需要劳力,像我这样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也被派去看果。一天又轮到我去,四周安静极了,除了山,就是果树,唯一的活人便是呆坐在土坡上的我,偶尔有几个小孩来玩。我忽然悟到自己真蠢,为什么不趁机画点画呢,反正没人看见。于是下次来,有心带出了纸和笔,装在画夹里再掖在棉大衣里。下乡前一切未知,所带下来的几管油画色、几张油画纸,还有炭笔和速写纸,三年后总算可以派上用场了。

　　画梨树园那天,遇上老陈路过,他在一旁瞅瞅我的画面,不以为然地,用他的满口天津腔议论:“这样的画,一会儿工夫,还不画出十张八张?”他是我的同行前辈,运动一开始因历史问题就被揪出来了。在北京劳改时脖子上成天搭条脏毛巾,所以我料定他有“贼心”也无贼胆。我也只是偷着画两笔,被抓住可不得了。

　　果然好景不长,我画画的事还是被人举报了。我被叫到校部训问,我当然矢口否认,他无非批我不安心走“五七”道路,让他上纲好了。扣这顶帽子是当时整人的一根大棒,一次在干校大会上,头头又不点名地批评说:“我们发现有人在放羊时看外语书,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认识这位挨批的人,“文革”前在北京我住的大院里见过,他是上海人,也姓赵,是60年代北大德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这些年,每当赵鑫珊的大部头著作又出现在书店里,我都会想起当年在砬子山下,他披着破羊皮、胡子拉碴的倒霉相。世纪之交,我在上海与他重逢,他已是一副名学者作家派头了。一提起砬子山果园,他的话便很多,他约我一起重返那里,他和我一样,更想将自己经历过的都写出来。

　　那位老陈回城后,已过退休年龄。他再没动过画笔,直到前几年病逝。

　　只批准六天热炕头

　　“捉奸”风波平息后,我终于获准搬出集体营房,和丈夫团圆了一回。不是我去,我是不能挪地的,是让他过来,由组织通知他所在的部队。分给我们的是一间有单炕的小屋,平日堆放农具杂物,和女营房近在咫尺。它的外墙上有用白漆刷的毛主席语录,倒像是我们这个临时小家的护身符。

　　我和丈夫有四个年头没在一起了。尽管65军学生连部批他的探亲假只有一个星期,对于我们这对牛郎织女,已经很满足了。四年来,我寄出的信统统要被检查,母亲、丈夫寄来的东西,他们要先睹为快。一个生日前夕,母亲寄来一件开司米的洋红色毛衣,她在信中写道:“我想想你才二十六岁,还可以穿红的。”丈夫在一封来信里故意写了满篇的俄文,让专案组着实抓了瞎。找来干校里的俄文翻译一看,原来是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全文。

　　这次探亲,他扛了一麻袋的食物来,里面装着剥了皮、开了膛的母鸡,还有剁好的牛肉。为接他,我前一天到兴城果树所住下,第二天一早去了火车站。四个年头不见面,我都认生了,变得很拘束。他从出口处走出来,第一句话便是:“你的脸怎么这么红?”从兴城到砬子山要翻几座山坡,一望无垠见不到人,半道上他要亲我,我已不习惯,直躲,怕人看见。

　　第二天,我照样要出工,他留在小屋里给我炖鸡。这天,一行人去东果园打药,手扶拖拉机开过来,经过“小家”门口时,我远远看见他正站在门边看着我。已是四月天,我还头戴着皮帽,站在车箱边。只见傅回屋拿了相机,给我抓拍了一张。他从工资里一点点抠出来的,我每个月再给他寄15元,攒够了250元,买下的这台由张家口的援蒙工人带回的德国相机。

　　一星期里,我早出晚归,让丈夫从早到晚干等着。

　　到了晚上,我们才能真正团圆。

　　有日子的时间最显过得快。他走前的那天晚上,我们刚躺下想亲热最后一次,突然外面有脚步声走近,来的人对着窗子大声吆喝着:“傅到校部去一趟,指导员有事找你!”

　　丈夫只好乖乖从热被窝里钻出来,匆匆赶去。大约半小时后他回来说,领导要他珍惜这次组织的照顾关怀,要他回去好好参加运动,帮助赵蘅交代问题,不要以为探亲了就没事了,等等。

　　真是奏效,他带回的一股寒气,顿时让我们这对患难夫妻,连一番惜别的心气儿全无。

　　(选自《下一班火车几点开?》/赵蘅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