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清明返乡，生出一个强烈的欲望，就是读杜甫。

　　少时读唐诗，喜欢“三李”。李白傲视权贵，张扬自我，可谓飞扬跋扈；李商隐耽于梦境，迷离惝怳；李贺兀兀不平乃遁入鬼域，奇崛而诡异。三人的个性很不相同，共通的地方唯是倾注内心，富于主观色彩，所以投合青年的口味。杜甫太倾向于社会，严谨有余而“浪漫”不足，我甚至怀疑他开始吟唱时就已经衰老了。

　　其实，杜甫有过一段颇称意的青春时光。二十岁时，他快马轻裘，浪游天下，然后进入京都，试图实现宏大的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想不到很快落第，而当时读书人考不上“公务员”就意味着没有了出路，他只好咬紧牙关满满待上十年，直到寄食的地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是什么滋味呢？他赶紧给皇帝献上三大礼赋，好不容易赚来一个左拾遗的小官，结果，又因替人说好话给丢掉了。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漂泊生涯：别两京，赴同谷，下四川，再出峡而入湘楚，颠沛恓惶，最后在一条破木船上凄凉地死去。

　　京城是一个政治课堂，在这里，杜甫目睹了以皇帝为首的特权集团的各种劣迹。这时，国势由盛转衰，又值安史之乱，然而，无论社会如何动荡，都不曾使之有所收敛。集权与腐败是一种共生现象，古今皆然。对此，杜甫在诗作中时有谴责。早先读过的《丽人行》，写杨玉环姐妹上巳节在曲江游春宴饮的盛况，记得那时欣赏的是华丽的文辞，其实，它对炙手可热的权势集团的讽刺是无比辛辣的。

　　流亡的道路打开了杜甫的视野，由此，他对底层生活有了深切的感知。他看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他听到“老弱哭道路，愿闻甲兵休”，他写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述怀》、《北征》、《羌村三首》，以及有名的“三吏”、“三别”系列，以诗的形式为历史留下忠实的记录。从前以为杜甫是内敛的，压抑的，通读才知道，他其实是深情而又激越的。在诗集中可以看到，诗人常常使用对比的手段，展示整个社会的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严重性，控诉人世的不公。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通俗的诗句，人所熟知；相似的还有“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弟妹悲歌里，朝廷醉眼中”等等。杜甫大量使用创伤性字眼，这在中国诗史上很少看到。他并不刻意追求传统的诗意，不考虑所谓的及物或不及物，不拘于格律等形式的教条，虽然他精于此道；实际上他更多地使用古体，尤其是当他为现实生活所压迫、所震骇，而决意以事实表达不平的时候。

　　经过安史之乱，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遭到根本性的破坏，群体性事件在各地涌现。当今学者普遍视暴力为畏途，而在1000多年前，以“腐儒”自称的杜甫，居然拒绝跟官府站在一起斥责“暴民”，将乱局的责任坐实到权力者身上。“万人尚流冗，举目唯蒿莱。至今大河北，化作虎与豺。”为了争取生存权，顺民变得如狼似虎，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诗人写道：“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想想看，这些“盗贼”原本就是王政之下的臣民呵！又说：“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最高统治者是应当下罪己诏的。但是，一个专制政权不可能具备反省检讨的能力，因为它自恃拥有十倍百倍于小民的合法性暴力，可以随时动用，直到用尽为止。

　　“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杜甫一方面称天子为“明君”，所处时势为“圣朝”，另一方面，又表示不信任的态度，甚至于失望，说是“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正如他以儒家的传人自许，以“仁”，以“民本主义”作为人生和写作的最高原则，结果又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这里存在着一种矛盾心理。有意思的是，他对统治者的憎恶是分层级的，中央与基层不一样。可以比较《丽人行》和“三吏”、“三别”，对基层官员的暴露和鞭挞是何等直接，但对专权的高官，如总理级的杨国忠，处理就讲究多了，更不要说皇上。当时还不存在缜密的出版审查制度，但专制意识形态对创作是有要求的，“诗可以怨”，但要“温柔敦厚”，不满现实也不要直说。老杜基本上是恪守这个要求的，“激进”有一定限度，毕竟割不掉“第二种忠诚”的小尾巴。

　　我不敢苛求古人。后来的诗人，事实上并不见得比杜甫做得更好。《诗经》之后，哲理诗起来了，山水诗和田园诗起来了，形式主义泛滥。好在有建安一代诗人，在战乱和废墟中守卫了诗歌的尊严；而杜甫，正是“建安风骨”的继承者。在诗歌史上，唐诗是公认的高峰。所谓“汉唐气象”，盛唐时期出了一批边塞诗，鼓吹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其实是侵略主义。《兵车行》批评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前出塞》也说：“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杜甫是反战派，他把老百姓的身家性命看得比“国威”重要，这是了不起的。那时候，国家还不及后来的偶像化，或许这同“朕即国家”的旧公式有关。不过，在世界范围内似乎也如此，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所谓国家主权问题就变得突出了，被滥用原是不足怪的事。

　　唐诗被称颂，主要是近体的成就。近体与古体的区别，不仅在于音律、长度等形式方面，还有精神内容的差异。古诗重外界，重叙事，重自然；近体重自我，重抒情，重技艺。当时，印度佛教进来，经禅化而侵入唐诗的骨髓，于是讲意境，尚空灵，在绝句中表现尤为明显。《唐人万首绝句》，可以说镜花水月，一片朦胧。杜甫写不好绝句。最著名的一首《江南逢李龟年》，到底以对比写沧桑感，而且也是以“说话风”取胜的。他写律诗，如《秋兴八首》、《春望》、《登楼》等，都滞重得很。《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在杜诗中是难得潇洒的，全诗八个句子，亦不过在同一水平面上滑动而已。“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他飞不起来，即使飞起来，最终仍不免落到寂寞的沙滩上。

　　幸运的是，作为诗人的杜甫得不到王者的恩宠，一生远离權力，直至沦为平民，不堪贫病的折磨，这样，我们今天才能读到如此沉郁感人的诗篇。他有诗怀李白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对一个具有自觉的写作意识的诗家来说，不失为一种自我慰藉的资本。

　　杜诗中有大批作于沿途乡村的诗，那茅屋，稻畦，牛羊，鸟雀……对我这个乡下人来说，感觉特别亲切。农人对季候是敏感的，诗人一样心有所系，他写晴日，写雨天，常常与农事相关。诗中出现各种禽畜，农人的邻居和伙伴，他们多有可爱的模样；瓜果菜蔬不说，像葵、槐、苍耳之类，饥荒年头常见的，都在诗集里面。诗人自称“野老”、“布衣”，他询问并传递农夫田父的消息，写他们的劳作，自己也劳作。其中，有一些诗句写得非常细腻，温暖，如：“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多少诗人的田园诗、悯农诗，都没有这般饱含生命汁液的细节。这就是杜诗的平民性、日常性；若论深刻性，我想也多缘此而来。《羌村三首》有一个堪称典型的戏剧画面，写他刚到家时的情景：“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战乱之际，人命危殆，离家之人是不敢有生还的希望的，一旦相聚，自然惊怪起来。凝练的艺术，往往被理解为寻章摘句的技巧；其实，语言只是敞现，深层却是生活的发现。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困难的地方，正在于通过个人的生死体验，对人生的本质意义的发掘和提取。

　　杜甫是一个儒教原教旨主义者。“恻隐仁者心”，他讲仁爱，在一个差序社会里，他不能容忍强者对弱者的剥夺、凌辱、杀戮。他有一首《朱凤行》，以山巅的朱凤自喻：“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他不惧恶鸟而怜爱小雀，然而，实际上并无保护弱小的能力；正如他所说，“无力正乾坤”，“至死难塞责”，心中便只有忧伤和愧疚。杜诗是忧伤之诗。所谓忧患意识，确切一点说，杜甫的忧患不在未来，而是迫不及待的现在。当久旱不雨，他写道，“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当雨天屋漏，他写道，“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当遭遇大水，他写道，“应沈数州没，如听万室哭”；当秋风怒号，草堂破败，他写道，“安得廣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的忧愤太深广，“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民众，始终保持一种关怀的热情。除了杜甫，在中国历代诗人中，好像还找不到第二个人。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每次返乡，杜甫的这两句诗，都会不时地从心底里涌出，暗暗地感动着自己。不论如何“瞒和骗”，诗歌史毕竟多少留下一些带有批判性质的现实主义诗篇，像唐代的另一名诗人白居易写的《秦中吟》和《新乐府》。不难看出，两者之间仍然有着质的区别。宋人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或谓子美（杜甫）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白居易）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杜甫）为难。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者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虑，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优。”这里仅就两人的境遇而言悯人之难易，其实，白居易作讽喻诗，出发点是“诗可以观”，供领导层做参考的；杜甫清醒多了，他早已说过：“朝廷非不知，闭口休叹息”；他后来的诗纯然是写给自己看的，是无人与闻的嗟叹。

　　重读杜诗，与少时的感受极为不同，共鸣中，有一种倾泻的快意。但是，过后心里仍不免沉坠起来，于是想：一个写作者，要获得道德理性固然不易，但保守良知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