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诗刊》在北京创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出版的第一种诗歌月刊，创刊号上又发表了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和《关于诗的一封信》（信的手迹用上等道林纸套色影印同期刊出），因此，“得到了热烈的反应”。据主编臧克家在《我与〈诗刊〉》中回忆：“《诗刊》创刊时，正在春节前夕，大街上排了长队，不是买年货而是买《诗刊》，这件盛事，成为文坛佳话。”副主编徐迟在《庆祝〈诗刊〉二十五周年》中说得更为具体生动：“新华社发消息；《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都转载《诗刊》上的诗词；王府井大街上的杂志门市部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买一本刊物而排起了这样长的长队，编辑部收到的来信堆积如山，都是各地买不到刊物的读者写来的信和汇来的款。”当时读者对诗歌的迷恋，对毛泽东诗词的敬爱，对《诗刊》的热情，是我们今天难以想像的。
有意思的是，自创刊号起，《诗刊》有两种装帧样式不同的版本，一种是切边的报纸本，简称光边本，价三角；另一种是不切边的道林纸本，又称毛边本，价四角，内容则完全一致。《诗刊》创刊号首印五万零七百六十册，后来供不应求，又加印了五千册。现在还不知道光边本和毛边本各自印行了多少，只是可以肯定，毛边本的印数是可观的，因为它在读者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响，引起了争议。
《诗刊》为什么要印行毛边本？创刊号“编后记”已作了明确的交代。“编后记”写得颇有气势，在强调“读者要求读到好诗，读到歌唱和反映生活的诗、精练的诗。我们希望今后能够团结、鼓舞全国的诗人们来创作出优美的作品，以满足读者的渴望”之后，就提出了制作毛边本的理由：
《诗刊》的毛边装帧，也许需要稍作解释。抗战之前，流行过毛边的出版物。鲁迅主编的《莽原》、《奔流》，他著作的《呐喊》、《彷徨》初版，都是毛边的。我们觉得这种装帧是美观的。
这个解释真是言简意赅，既回顾了新文学毛边本的历史，又点出了鲁迅对毛边本的大力提倡。潜台词无非是要告诉读者，毛边本大有来历，是“五四”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新文学作品一种独特而又流行的装帧形式。我怀疑这段话乃至整个“编后记”都是出自徐迟之手，依据是《诗刊》毛边本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徐迟。
这有《诗刊》主编臧克家一九八四年六月在《我与〈诗刊〉》中的回忆为证：“《诗刊》创刊时，是道林纸印的，两种订装，其中一种是毛边的，这是徐迟同志出的主意，倒也别致。”《诗刊》编辑吴家瑾二〇〇五年五月接受关于《诗刊》创刊经过的访谈时的一段话也可作证：“刚创刊有毛边和切边的，毛边不切齐，倡议人是徐迟，他有很浪漫的个性。有人喜欢毛边，同时，这样装合订本方便。”
徐迟别出心裁地把《诗刊》印成毛边本是并不奇怪的。虽然他在新文坛崭露头角时已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毛边本的全盛期已过，他的著译也没有以毛边本的形式印行的。但他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五四”以后新文学出版物中，诗集的装帧最为丰富多样，争奇斗艳，不能说与诗人的主动追求无关）和对“美观”的高度自觉，因而对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毛边本装帧心向往之。
其实，在新文学作家中，徐迟是少数几位关注书籍装帧的名家之一。我们在茅盾、夏衍等新文学巨子的回忆录中是看不到对书籍装帧的探讨的，也许与他们所要回忆的文坛金戈铁马相比，这种形式主义的问题根本微不足道。但我在徐迟的《江南小镇》（新版改题《我的文学生涯》）中读到了。不但读到了，而且还发现徐迟讲究书籍装帧，有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他对廖冰兄为他的《美文集》设计的少女形象封面赞不绝口，认为他所有的著译中“没有其他任何一本书的封面，能赶得上这一本之美的”。
可惜的是，徐迟本人没有留下关于《诗刊》毛边本哪怕是片言只语的回忆。《诗刊》创刊二十五周年时，他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纪念文，津津乐道于创刊号“幸福”地约到了毛泽东的诗词，这确是徐迟和臧克家们的了不起的功劳。但他对毛边本却只字不提，这可也是了不起的创意呢。至少，新中国的文学杂志以毛边本的形式出现，《诗刊》是第一种，也是唯一的一种。
从创刊号起到一九五七年六月，《诗刊》还接连发表了艾青、冯至、萧三、甘永柏、南星、巴波、蔡其矫、吕亮耕、汪曾祺、孙大雨、郭小川、田间、汪静之、袁水拍、穆旦、杜运燮、陈梦家、闻捷等诗人的新作（译），又发表了张光年论郭沫若早期的诗、艾青评戴望舒的诗、陈梦家谈徐志摩的诗、沙鸥说艾青近年的诗、老舍《谈诗》等论文，活跃得很，丰富得很，大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正如徐迟后来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诗刊》“确实是六十年来所有的新诗刊物的传统的继承者和创新的集大成者”。
与之相适应，《诗刊》毛边本也从创刊号起延续到了第六期。然而，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诗刊》第六期“编后记”再次谈到了毛边本，其时《诗刊》的印数已高达七万七千五百三十册：
形式方面，许多读者对毛边提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现在，《诗刊》有两种版本。道林纸本是毛边的，不切，报纸本切边，任读者选购。毛边是便于在订合订本时，切一道边的。
显而易见，《诗刊》毛边本遭到了批评。事实上《诗刊》毛边本和光边本一直并行不悖，读者尽可各取所需。但毛边本还是不被理解，不受欢迎，必须再次作出解释。吴家瑾在回忆《诗刊》时也谈到了毛边本的尴尬外境：“但毛边维持不到半年，就有年轻人写信反映刊物内容好，但装订质量太差，不认可，于是统一为切边，切边是手工的，不像现在机械化。”
《诗刊》毛边本维持达半年之久。第六期仍有毛边本，而且从第六期的“编后记”可以看出，尽管有人反对，徐迟们仍在努力，企图延续毛边本的生命。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第六期是《诗刊》毛边本的最后一期，之后毛边本就无以为继了。一九五七年六月以后，“反右”进入了高潮，政治环境越来越严峻，《诗刊》前六期的作者中将近一半被打成了“大右派”，徐迟等已“泥菩萨过河”，再印行毛边本显然已完全不合时宜，鲁迅倡导的此时也已不再管用，不给你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趣味”的大帽子已是相当客气的了。
徐迟在《江南小镇》中回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参与编辑的《新诗》的“很强的阵容”、“蓬勃的气势”时，曾顺带提到了五十年代的《诗刊》：“半个世纪后，我协助编辑的《诗刊》，编辑的路子太狭窄，不尴不尬，根本不能比，关于这些，只好到了适当的时候再说了。”这“适当的时候”终于没有出现，徐迟至死都没把这“不尴不尬”和盘托出。但我相信，这“不尴不尬”应该包括《诗刊》毛边本的半途而废在内，这对认为毛边本装帧是“美观”的徐迟来说，一定是又一个莫大的遗憾。
《诗刊》毛边本的诞生和消失，在《诗刊》演变史上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按照法国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文学书刊的装帧与标题、副标题、扉页引言题词、序跋、插图等一起组成“副文本”，为“文本”（正文）提供一种氛围或视域，也为文本阅读提供一种导引。换言之，“副文本”参与了“文本”意义的构成。如果我们认同热奈特，那么追述《诗刊》毛边本的始末，探寻这种装帧样式与《诗刊》文本和文本接受者之间可能的紧张关系，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别有意味了。
最后，需加说明的是，我收藏的《诗刊》一至六期毛边本是今年刚刚举行了百岁诞辰纪念的戏剧家于伶的旧藏，除了第五、第六期未裁外，前四期都已裁开，也就是说都被于伶翻阅过。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诗刊》第三期上，臧克家《在一九五六年诗歌战线上———序一九五六年〈诗选〉》一文首页有红笔眉批：
新诗，永远是一条歧途。怎样才能把新诗写好呢？我看，像这本所谓一九五六年诗选和这本三月号诗刊内的诗，只好做未来大诗人的垫脚石了。这里面是没有一首诗够得上称为诗的。可怜啊，这些“时代之风”，只能让这些“老爷”们自己去欣赏、去陶醉吧。这种梦呓般的诗和序，到底能够骗多少人呢？什么时候能出现这（一）首真正“新诗”呢？我期待着。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一家之言，倒也干脆利落。是否出自于伶手笔，待考。
鲁迅《死魂灵》题签本“出土”
鲁迅翻译俄国作家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译坛的一件大事，《死魂灵》也是鲁迅翻译的唯一的一部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巨制”，这一切早已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文学史家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时，鲁迅翻译《死魂灵》及其影响是必须提出并详加探讨的。
翻译《死魂灵》时，鲁迅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年了。他是应郑振铎编辑的《世界文库》这一重大文化工程之邀开始翻译《死魂灵》的。俄罗斯文学那种压抑中的奔放、悲怆中的舒展，那种雄浑的气韵、沉郁的色泽，鲁迅一直心向往之。他早年与乃弟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时，选译的三篇作品就均出自俄罗斯作家之手。他与果戈理当然也神交已久，在一九〇八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对这位讽刺大师的精神特质和艺术风格已有相当的把握，强调果戈理是“以描写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他踏上文学征途之后，又一直把果戈理的作品引为自己“所仰仗的”思想和创作技巧的重要资源之一，鲁迅划时代的名作《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之间恐怕不仅是篇名的巧合那么简单。
一九三四年九月，鲁迅与茅盾、黎烈文合作，创刊《译文》月刊。他在创刊号上用“许遐”笔名译介了果戈理的短篇《鼻子》，并在“译者附记”中指出：果戈理“几乎可以说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他的巨著《死掉的农奴》（鲁迅后来又译为《死灵魂》，最后定译为《死魂灵》———笔者注），除中国外，较为文明的国度多有翻译本，日本还有三种，现在又正在出他的全集”。这大概是鲁迅译《死魂灵》最初的动因，既然“较为文明的国度”多已有了《死魂灵》的译本，以中国文明之悠久，理应也该有《死魂灵》的中译本；既然没有人愿意做，那就不妨见难而上，自己尝试。鲁迅精神在此又一次得到了清晰而光辉的体现。
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开译《死魂灵》的，断断续续，至九月才译完第一部。鲁迅翻译《死魂灵》时所投入的巨大热情和辛劳，在他给胡风、萧军、孟十还等人的信中多次提到。鲁迅开玩笑地说“我实在怕果戈理”，因为“果戈理的讽刺是千锤百炼的”，很难译。在翻译中，鲁迅“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每译两章，好像生一场病”，因而鲁迅不时发出感慨：“《死魂灵》真难译，……真好像做苦工，日子不好过。”难怪后来曹聚仁评价鲁迅晚年译《死魂灵》，“是一件艰苦的奇功”。
《死魂灵》第一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为黄源主编的“译文丛书”之“果戈理选集五”。原来，按鲁迅当时的设想，拟陆续出版六卷本的“果戈理选集”，即：一《狄康卡近乡夜话》、二《密尔格拉得》、三《鼻子及其他》、四《巡按使及其他》、五《死魂灵》（第一部）、六《死魂灵》（第二部）。这是一项伟大的译书计划，堪与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计划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相媲美，但前者是依赖财力雄厚的庚子赔款基金，鲁迅则是凭借一己的“傻劲”。可惜鲁迅生前只出版了《死魂灵》（第一部）和孟十还翻译的《密尔格拉得》，而未能竟其全功。
日前，一册《死魂灵》初版布面精装签名题赠本惊现沪上，鲁迅翻译《死魂灵》时，文坛交游鲜为人知的一面由此浮出地表。这部布面精装的《死魂灵》书品完好，封面左上角印有果戈理的签名式，环衬右上角钤有“孟氏藏书”长方蓝印，扉页反面有鲁迅的毛笔题字：
这是重译的书，以呈十还先生，所谓“班门弄斧”者是也。
鲁迅（印）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
鲁迅签名下钤有北京女篆刻家刘淑度篆刻的“鲁迅”阴文名印，这是鲁迅晚年喜爱和常用的名印之一，后来的《且介亭杂文》封面设计还使用过。鲁迅的细心从为防止名印印泥沾污书页而加盖于上的小衬纸也体现出来，这枚小衬纸也奇迹般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另外，题签的落款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但查《鲁迅日记》，明明是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吴朗西来并赠《死魂灵》布面装订本五本”，那么鲁迅怎么会提前一天把书送给“十还先生”呢，会不会是鲁迅的笔误？这是个谜。不过，题词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
这部题签本的受赠人“十还先生”即孟十还，当时是鲁迅的合作者，与鲁迅合作翻译果戈理，现存鲁迅与他的通信就有三十二封之多。他原名孟斯根，曾留学前苏联，为《论语》、《人间世》撰过稿，后为鲁迅、黄源主编的《译文》以及《太白》等刊物撰文时署新笔名“孟十还”。他在一九三六年主编《作家》月刊时也得到了鲁迅的鼎力支持。孟十还精通俄文，他翻译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等俄罗斯古典文学大家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鲁迅不懂俄语，他为了翻译《死魂灵》比较了日、英、德各语种译本后，最终选定柏林普罗皮勒出版社一九二〇年出版、奥托?布克（Otto Buek）编译的《果戈理全集》中的《死魂灵》德译本作为自己翻译的底本，再参照日、英译本，择善而从。所以鲁迅在这则题词中说“这是重译的书”，以区别于从俄文“直译”，而且鲁迅认为对能从俄文“直译”的孟十还来说，他译的《死魂灵》只是“班门弄斧”，鲁迅的虚怀若谷由此足见一斑了。
有趣的是，鲁迅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致孟十还信中还特别提到他赠送的这部《死魂灵》，信不长，照录如下：
十还先生：从三朗太太（指萧红———笔者注）口头，知道您颇喜欢精印本《引玉集》，大有“爱不能释”之概。尝闻“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那么，好书当然该赠书呆子。寓里尚有一本，现在特以奉赠，作为“孟氏藏书”，待到五十世纪，定与拙译《死魂灵》，都成为希世之宝也。
尽管幽默风趣，鲁迅的自信还是溢于言表。鲁迅告诉我们，这部《死魂灵》精装本与他编印的苏俄版画集《引玉集》精印本，作为“孟氏藏书”（钤在《死魂灵》环衬上的“孟氏藏书”蓝印是不是孟十还根据鲁迅此信的提议而专门篆刻的呢？已无从查考）都将成为“希世之宝”。十分遗憾的是，孟十还后来去了台湾，先在台湾航运公司任职，后到成功大学教授俄语，并任东方语文系主任。这部鲁迅亲笔题赠的《死魂灵》却留在了大陆，不再是“孟氏藏书”了。
值此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之际，这部鲁迅《死魂灵》题签本在湮没半个多世纪以后重现于世，实在是适逢其时。鲁迅生平史料经过那么多年海内外鲁迅学界的不懈努力，早已几乎搜集殆尽了，现在哪怕是一纸半字的发掘都弥足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死魂灵》题签本的发现是特别令人欣喜的。从题词中我们得以再次领略鲁迅的博大和谦虚。按照《鲁迅全集》的编辑体例，这则有实质内容的题词应该题为“题《死魂灵》赠孟十还”，笔者期待二〇〇五年新版《鲁迅全集》重印时能够予以增补。
香港《大公报》载鲁迅书简考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第七百十九期“鲁迅先生三年祭”特辑中，发表了一封鲁迅书信手迹，发表时收信人称呼被略去，收信人不详；信末落款署“十二月四日”，写信年份也不详。也许是因为手迹制版不够清晰，次日《文艺》第七百二十期又以《鲁迅先生一封新发现的遗书》为题，重新铅印发表这封信。重刊时收信人称呼以“□□先生”代之，并加了一段“编者按”：“此信是最近新发现，未见于鲁迅书信集。先生在信中答复一个朋友关于卢氏艺术论以及其他艺术论书籍的出版所。信中提到了出版一期即被停刊的艺术研究月刊。此刊现尚存在，是研究艺术的珍品之一，也是古董。函中论及市侩和蝙蝠的虐待，还有余恨呢。”
鲁迅这封信不是一封普通的应酬信，它反映了鲁迅对当时文坛丑恶现象的不满和愤慨，也体现了鲁迅对收信人的关怀和帮助。但发表后长期未引起人们重视，直到一九七六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书信集》，这封信才第一次被收入。由于此信收信人和写信年份不明，所以只能以“致××”为题列为《书信集》“附录”之二，《书信集》的编者只在“简注”中推测“写信年份似为一九三五年”。到了一九七九年十月，此信手迹又被收入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五册，第一次与国内读者见面。不过，《手稿全集》的编者认为此信写于一九三四年，因为他们把此信手迹编入了“一九三四年”部分。
这样，这封信就成了现存一千四百多封鲁迅书信中唯一的一封既不知道收信人、对写信时间又有争议的信，到底这封信写于何时，是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还是别的哪一年？到底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就有必要来查考一番了。诚然，时隔四十二年，当时发表这封信的《大公报?文艺》编者杨刚女士早已去世，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确实存在困难，值得庆幸的是，笔者从信件本身找到了线索。
这封信除收信人称呼被略去外，内容基本上是完整的。信的第一段和第二段都是谈的文艺理论书刊的事，从中还无法分析出这封信的写信年份。引起笔者注意的是此信第三段，鲁迅在这段中就收信人需要的《烟袋》和《第四十一》两书的有关情况作了具体解答。据查，苏联短篇小说集《烟袋》和拉甫列涅夫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均为曹靖华所译，未名社出版部发行，前者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版一千册，两年后又再版了一千五百册，后者一九二九年六月出版了一千五百册。书未售完，未名社就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宣告结束，次年十二月原未名社成员台静农在北京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存放在他那里的两书存书全被国民党作为“共产党宣传品”而没收。这就是鲁迅在这段信中所说的两书“早在北平被官们收去，但好像并未禁，书可难以找到了”的由来。后来曹靖华把两书改编后交上海现代书局重印。众所周知，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现代书局与北新书局、光华书局并称出版新文学作品的三大书局，该店出版的《现代》月刊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从一九三三年五月，杜衡（苏汶）进入现代书局，参与《现代》编务起，该店就逐渐发生变化，原先打算出版的一些进步文艺书籍都被搁置起来。到了一九三五年初，该店第二次改组，国民党势力更直接打入了现代书局，当事人之一的殷作桢在三十四年后回忆到这件事时说：“现代书局因财务上的困难，周转困难，实行改组，我和冯白桦兄……进了现代书局，主持编辑部的编务。戴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迁出现代书局编辑部，《现代出版界》由我接任编辑。已经收购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一律不予付印，已在印刷中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也停止印刷。”在这种情况下，曹靖华的《烟袋》和《第四十一》当然也未能幸免。只要查一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间鲁迅致曹靖华的信，就不难看出鲁迅为取回这两部被现代书局“搁起来”的书稿所费去的精力，鲁迅“托朋友去商量”，“又托茅兄（即茅盾———笔者注）写信去催”，“函索数次，他们均置之不理”，“真是可恶之至”。然而，正如曾任现代书局门市部主任的卢芳最近所回忆的，国民党的“这批党棍不是真正从事文艺工作的，他们拿到了书店也没办法，只好把‘现代关门了结”。事实确是如此，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上海《立报》，第四版上刊有题为《现代书局被封———因债务关系被控告昨由法院执行查封》的消息一则，文中说：“现代书局，创办多年，近来因为市面不景气，营业不振，负债四万余元，经各债主于九月间向第一特区地方法院起诉在案，后来判决查封，昨日法院派法警会同中央捕房，执行查封。”这就清楚地显示，苟延残喘的现代书局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宣告破产。而鲁迅在这段信中不是明明白白写着曹靖华的这两部书稿“寄给现代书局，他们就搁起来，后来我去索取了许多回，都不还，此刻是一定都被封在店里了”吗？必须指出，这里最后一句“此刻是一定都被封在店里了”极为重要，如果把这句话与现代书局被封日期和信末落款“十二月四日”三者联系起来分析，这封信的写信年份就迎刃而解了，那就是这封信当写于现代书局被封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四日，而不是一九三四年。
为了证实笔者这个推断，不妨再来看看这封信的信笺。查文物出版社版《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五册，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四日前后的其他鲁迅书信，信笺均为没有图画的素白笺，唯独十二月四日这封信，虽经两次照相制版，字迹已有些模糊，两页宣纸信笺却仍然清清楚楚，都是印有图画的蔬果笺，其中一页为罗卜图，另一页为荸荠图。再查该社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初版《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六册，鲁迅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致孟十还和台静农信、十二月四日致母亲和王冶秋信，所用宣纸信笺均为印有套色图画的蔬果笺，图画分别为蘑菇图、栗子图、花菜图之类，正正好好与这封信所用信笺配成一套。鲁迅平时写信，往往在一段时间里使用同一种或同一套信笺，所以，从信笺上可以进一步看出鲁迅这封信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四日无疑。
鲁迅这封信的写信时间既已确定，再考证收信人就比较容易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四日《鲁迅日记》记云：“上午寄母亲信。寄增田涉信并《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一本。寄山本夫人信。寄三弟信。寄孟十还信。午后寄静农信。……得刘暮霞信，下午复。”这些收信人中，母亲和三弟自不必说，增田涉、山本初枝、孟十还和台静农与鲁迅都不是初交，而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显然不可能是写给老朋友的，所以他们都不会是鲁迅这封信的收信人。只有刘暮霞这个人在《鲁迅日记》中是第一次出现，因此，笔者认为鲁迅这封信的收信人就是他。对于刘暮霞，笔者所知不多，只了解他一九一六年生，原籍广东，当时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很可能他毕业后随身携带这封信回广东，才使这封信后来有机会在香港《大公报》上揭载。当时刘暮霞出于学习进步文艺书籍的迫切愿望，写信向鲁迅求助。鲁迅接信后立即写了这封回信，热情答复了这位素不相识的青年来信者，通知他虽然他需要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等书“已没有法子想”，但将赠送他自己手头仅剩的两种《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和《艺术研究》季刊，还仔细地交待了取书方法和地点。如果刘暮霞还健在，一定仍对鲁迅先生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罢。
（选自《边缘识小》/陈子善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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