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鸾，1904年生，较张恨水小9岁，毕业于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曾师从于著名报人邵飘萍，是该校3名知名学子即“平大三鸟”（因为这三位学生每人的名字里都带有一种鸟的字样）之一。1925年夏秋之交，尚未迈出校门的张友鸾走进了世界晚报杜，与“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张恨水会面。
张友鸾进入世界晚报社，与张恨水的一起辞职事件有关。
按道理，张恨水既是当家编辑，又几乎是白尽义务为报馆写连载小说，额外的奖励没有，基本工资总该发吧？不，由于资金周转不畅，社方拖欠员工薪水的事简直是家常便饭。张恨水不能饿着肚子干活，愤然辞职。
成舍我临危不乱，一面悄悄派手下邀请张友鸾接办副刊《明珠》，一面亲自出马，上张恨水家做说客。张恨水抵挡不住老板的三寸不烂之舌，重新返回岗位。
张友鸾刚就业便失业，他觉得被人耍弄了，好不窝火，奋笔疾书，大骂了成舍我一通，指责成舍我言而无信，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成舍我也真能忍，不怒反喜，赞叹：“走笔犀利，文采灿烂，这家伙是个人才呀！”他迅速通知张友鸾，请这位大学生第二天来报到，接替即将离职的陈大悲编社会版。
张友鸾生性放逸不羁，肝胆照人；此兄平素幽默健谈，三杯酒下肚，更是天南地北，论古话今，妙语连珠；他笔头功力深厚，善撰散文，也创作过长篇小说。张友鸾的这一切都挺对张恨水口味，二人一个大门出入，不成为忘形友倒是件怪事。据说1926年张友鸾与同学崔伯萍完婚时，张恨水抓住他俩与《西厢记》中张君瑞和崔莺莺姓氏上的巧合，填出一阙词，内有“银红烛下双双拜，今生完了西厢债”之句，暗切得天衣无缝，传诵一时。
结束世界日报报系的合作后，张恨水与张友鸾又一起赴上海《立报》任职，张友鸾干总编辑，张恨水主持副刊，一同住在德邻公寓。他俩早先都抱的是打短工的主意，不料过了两三个月，北方形势动荡，北平已经回不去，便去了南京。张友鸾建议道：“恨水兄，咱们在这里自己办家报馆吧？也可以暂避风头。”张恨水当下同意，承诺由自己出资。不想张友鸾前思后想了一番，又找到张恨水，说世事多变，办报前途未卜，担心经营不好出现亏损，也害怕没有足够的资金维持日后的运转。张恨水手头的现钱并不多，也踌躇起来。恰好胡秋霞在座，笑道：“前怕狼后怕虎，办不成大事。我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和首饰支持你们办报！”
1936年4月，《南京人报》正式问世。张恨水自任社长，张友鸾担当副社长兼经理和总编辑。日常事务，由张友鸾处理，提纲契领的大事，才向张恨水请示，为的是保证社长有足够的写作时间。虽然如此，考虑到吸引读者，张恨水仍主编有一个综合性副刊，取名《南华经》。后来报馆发生经济危机，张恨水又不得不和张友鸾一起，绞尽脑汁操心财经问题。该报日出四开一张，问世伊始，就以主张抗日、注重副刊和社会新闻、讲究编排技巧受到中下层市民欢迎，销量名列金陵各报前茅。
1937年底，日寇进逼南京，《南京人报》停刊。次年初，张友鸾与张恨水一前一后到达重庆。张友鸾见内地撤退至山城的新闻界人士极多，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就问张恨水是否有复刊《南京人报》的计划，表示愿与他在巴蜀重打江山。张恨水听罢，长叹一口气，说：“我对此厌倦了，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上。”旋即，张友鸾介绍张恨水与陈铭德相识，拉张恨水加入《新民报》。
重庆《新民报》是继世界日报报系、《立报》、《南京人报》后二张之间的第四次友好合作。张恨水一如既往，办他的副刊，张友鸾负责新闻版的编辑工作。《新民报》天天与读者见面的专栏中，既有张恨水主笔的连载小说和杂谈《上下古今谈》、《最后关头》，也有张友鸾操纵的社论《山城夜曲》。据张友鸾回忆，重庆《新民报》那“居中偏左，遇礁即避”（即主观上希望居国共两党中间，偏向共产党；遇到国民党高压时，就暂时避一避）的方针是由他和张恨水率先共同提出的。
张恨水所在的经理部在七星岗，张友鸾所在的编辑部在大田湾，隔得较远，但二人不时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相互走动。1938年5月初，他俩又聚在一处，聊起报纸上刚刚刊出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向各省教育厅发布的一项通令。通令内容如下：“今日一般青年，往往为求一时之便利，率多废弃毛笔，习修钢笔。殊不知中国之笔宜于中国之纸，中国之纸宜于中国之字……”要求全国中小学生一律用毛笔写字。张恨水讥讽道：“中小学生用毛笔写字，我不反对；但眼下是抗战年代，教育部要做的事情很多，何必忙着干这种小事？纵然把全中国的中小学生都练得会一笔颜柳欧苏，也吓不倒日本鬼子吧？”张友鸾也嗤笑道：“这通令的文笔别具一格，不可不‘打油一番，权且狗尾续貂，和上几句：‘不知陈立夫先生之才，宜于中国之教育部长；中国之教育部长，宜于中国之教育，中国之抗战教育……”张恨水大笑不止，遂执笔写下一篇《教育部训令颂》，将他与张友鸾的所感所言公布于《最后关头》。
张友鸾在重庆的住宅恰似一顶打满补丁的毡帽，张恨水赐屋名为“惨庐”。“惨庐”内有一间小书房，小到仅能容纳一桌一椅一凳的程度，来了两位客人，主人便必须站立，而且其中一位客人必须等到关上房门才能在小凳上落座，可见生活环境之恶劣。张友鸾的一位朋友在重庆政府社会局任局长，要拉他去当主任秘书，位不高，缺甚肥。张恨水听说，心急如焚，一天去了3趟“惨庐”。最后一次去时，他带上了刚作好的一幅青山仙松图，还题写七绝一首赠予主人，意思是劝好友不要涉足官场追逐名利，应当做一位超脱凡尘的神仙。张友鸾笑着告诉客人：“你不必再费心了，我已经刚刚回绝了那位局长朋友，甘心淡泊自守一世。”张恨水如释重负，闲话了几句，取回赠画，便要告辞。张友鸾一把夺下画来，笑道：“你对小弟如此勖勉，正见交情，还是留下来做个纪念吧。”
1944年5月，经张友鸾倡议，《新民报》成都、重庆两分社准备联合举办张恨水50寿辰暨创作生涯30周年庆祝活动。张恨水怕造成浪费，拒不接受，说：“谁要是和我做生日，谁就是骂我。”大伙的答复更是妙：“那我们就骂你一次。”在张友鸾的号召和组织下，祝寿活动简朴而热烈，但他并不满足，又提请张恨水创作一部自传，对广大读者有个详尽的交代。张恨水太忙，没应允，热心的张友鸾便决定由自己完成一部《张恨水论》，计划对从张恨水的家世、经历、思想等方面入手，写下一部煌煌巨著。他刚写成头一节，就因为旁的事务纠缠，停住笔。直到近40年后，张友鸾才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 期上发表出约两万字的评述文章《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北岳”版的《张恨水全集》原文照登了该作，附录入《春明外史》一书。另外，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恨水选集》也将该文章稍加修改后作为全书的序言。而且，张伍的《忆父亲张恨水先生》出版之际，张友鸾的女儿张钰特意写下了跋，说是父债女还。显然，短短一篇《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是无法弥补《张恨水论》夭折带来的遗憾的。
抗战结束，张友鸾和张恨水相继回归南京。张恨水还要北上，为报答数十年来结下的友谊，他慷慨地把《南京人报》转让给张友鸾去经营，即将原《南京人报》全部制版、印刷设备无偿转交给张友鸾。如此一来，二张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是一南一北，处于分离状况。
新中国成立伊始，张友鸾来北京开会，抽空问候了半身不遂的张恨水。为了重新与老友们团聚，张友鸾1953年放弃了南京的工作，返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小说、戏剧组组长。该社出版的70回本《水浒传》、《关汉卿戏曲五种》等名著是由他整理、校注的，有一本风靡一时的《不怕鬼的故事》也是他选译的。另外，张友鸾一生还写有《秦淮粉墨图》、《白门秋柳记》、《沈万山》等16部中长篇小说和《战时新闻纸》、《汤显祖及其〈牡丹亭〉》等多种新闻学、文艺研究专著，也属于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张恨水恢复创作生涯。受中风后遗症困扰，他此时的写作完全属于强弩之末。他对张友鸾讲：“以前语言辞汇，摇笔即来，如今寻思半晌，却还得不到一个适当的。”听者深深惋惜老友的衰退，劝道：“你别太勉强自己，身体要紧，写稿子别过于费心力。”
1954年8月，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计划再版《八十一梦》，按惯例希望作者写篇自序。张恨水对新时期的文艺理论说不清个“子丑寅卯”，于是想起了这方面的内行张友鸾。张友鸾慨然应允，代替朋友完成了这篇《〈八十一梦〉前记》。文章与张恨水的文风大相径庭，词句甚是慷慨激昂，如“忿怒的火焰燃烧着我，我就写”，又如“这些威胁总算没有吓倒我，随着这些威胁而来的，反而是增加了我更大的忿怒”，等等，明显带有时代烙印。
近些年问世的各种涉及张恨水的专著和文章内，均言他在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三缄其口，明哲保身。然而，我却在当年的《文艺报》第11号上发掘到了一篇令人震惊的文章。文章指出，在这一年夏天中国作协党组召开的党外作家、翻译家座谈会上，张恨水慷慨陈词：“除我以外（中国作协）会员中再没有章回小说家了。……如张友鸾，他的学问各方面都很好，为什么不请他入会呢？……我看作家协会有保守思想。过去有人说章回小说是下流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现在章回小说家在北京的很少，改行的改行了，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呵呵，为了给老友争取应有的待遇，他居然也“炮轰”了作协一回。
张友鸾的后半生有很长一段时间居住在北京北新桥白米仓7号这座平房小院内。张恨水虽行动不方便，但偶尔也会去坐一坐。更多的时候，是包括张友鸾在内的几位朋友来他家看望。周南去世后，为减少张恨水的寂寞，他们拜访得愈加勤了。老先生们只要聚在一起，非热闹好几个钟头不可，话题自然离不开文学范畴。席间，张友鸾的嗓门最大，话也最多。张恨水很少发言，只是注意地听别人争鸣，耳闻精彩言论，便把右脚轻轻一顿，“嘿嘿”一笑。因为相聚时间长，中间必须用餐饭，考虑到张家没有主妇，张友鸾等人每次来都会各带一盘菜肴，实行如今颇流行的AA制，以免给张恨水添麻烦。
1967年2月29日，受国内大形势影响，半年之久不敢出外串门的张友鸾前来探望张恨水，却发现老友已于4天前仙逝。张友鸾垂泪顿足，懊悔不迭，“唉，早来几天就好了。”张恨水的儿女哽咽着告诉他：“父亲几次吩咐我们每样年菜都留一点儿，说要和几位老叔把酒话新春。可惜，老人家没盼到……”
1990年，张友鸾也离开了人间。他去世的前两天，一反终年卧床的衰疲状态，挣扎起床，下地走动。他失明的眼睛也忽然明亮起来，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捻须大笑，断断续续吐出“新闻”、“发稿”等词汇，讲不出连贯的句子，好像是在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向即将在另一个世界重逢的张恨水、张慧剑等老友打招呼……
（选自《张恨水情归何处》/宋海东 著/新华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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